唐穆宗第五子

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

　 唐武宗（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chán），汉族，生于元和九年六月十一日（814年7月1日），死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是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除去武则天以外），在位时间：840年2月2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6年，享年32岁。曾用年号：会昌；庙号：武宗；安葬地：端陵。

登基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不幸的是晋王普于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

图治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笃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旧唐书评价唐武宗“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章武出师之迹，继元和戡乱之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即位前的唐武宗∶“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翻译性情深沉而刚毅，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喜怒不形于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来为文宗所厚爱，而区别于其他皇子诸王。

　　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归中书」等政策，在李德裕执政下，国家渐渐回复元气，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范文澜语)王夫之评论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

　　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联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仇士良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一句话吗？”众人唯唯诺诺。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只是，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会昌三年有人揭发仇士良生前的罪恶，唐武宗派人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没收所有家产。

　　会昌六年 唐武宗听说扬州的歌女擅长酒令，命淮南监军挑选十七人奉献宫中。监军请求节度使杜一同挑选，同时打算再挑几个良家美女，教会酒令后一并奉献给武宗。杜说：“你个人接受皇上敕令，我不敢参预这件事！”监军再三请求，杜仍然不同意。监军大怒，把杜的情况上奏武宗，武宗看后沉默不语。左右侍从请求武宗下敕，命杜和监军一起挑选，武宗说：“敕令藩镇挑选歌女入宫，难道是圣明的天子应该做的事吗！杜不曲从监军的意见，很符合大臣的身份，真正具有宰相才能。朕感到非常惭愧！”随即敕令监军停止挑选歌女。甲辰（十三日），任命杜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杜向武宗感谢任命时，武宗安慰他说：“你不曲从监军的请求，朕知道你有爱护朕的心意。现在，任命你为宰相，朕如同得到一个魏徵！” 因为唐武宗在位时期鼓励谏官劝谏，会昌朝时谏官们有了用武之地。

会昌中兴

整顿吏治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1]在这里，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不赦之罪”并列看待而将它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实际就宣告了武宗即将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进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3]。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可称者尚有以下事，一是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逾越既甚，靡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5]，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二是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丵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云：“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6]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丵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条流百官俸料，“诸道承乏官等。虽云假摄，当责课程，但沾一半料钱，不获杂给料例，自此手力纸笔，特委中书门下条流，贵在酌中丵，共为均济”[7]。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道比远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近旧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祗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后，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8]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如此。……息债之累，自古已然，无有甚于今日者”。如何解决呢？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许借支养廉，较当日加给两月俸料，体恤尤厚”[9]，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49]，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会昌法难

　　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武宗灭佛

　　会昌灭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杰作，可以说，唐朝经济的中兴与灭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后来唐武宗因为服食丹药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宫中就传出了武宗驾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击败回鹘可汗

唐会昌二年（842年）至三年

唐军击破回鹘乌介可汗军，安定北部边疆的战争。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恐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战败自杀，国人立(厂盍)馺特勒为可汗。时草原发生疾疫，遇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

　　开成五年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彰信复仇，引黠戛斯骑兵10万进攻掘罗勿，大败其众，杀掘罗勿和(厂盍)馺可汗，焚烧可汗牙帐，回鹘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治大同川，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驻地，请求归附内地，十月十四日。天德军使奏报回鹘兵侵逼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内蒙河套地区)，连绵60里，不见其尾，边民恐惧不安。唐武宗李炎乃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云迦关。

唐会昌元年（841年）二月

　　回鹘内部争战，牙帐附近的13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九月，唐廷诏命河东、振武军队严加防范，并给乌介谷米2万斛，助其度荒。十一月，回鹘乌介可汗带兵劫杀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把公主作为人质，向南穿过戈壁，屯兵天德军境上。乌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暂借振武军(治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城居住。十二月，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赈济米2万斛，委婉拒绝其借城要求。

会昌二年二月

　　回鹘再次奏请赈济粮食，要求寻回被吐谷浑、党项掠夺的人口，并再次请借振武城。武宗诏谕城不能借，其他可以应接处理。为防备回鹘突然入侵，唐命刘沔为河东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三月，回鹘咀没斯诱杀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之众7000帐向东逃去，侵掠唐边。四月二十日，咀没斯率特勒、宰相等2200余人归顺唐廷，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

会昌二年五月

　　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境，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密诏讨击回鹘，遣其弟张仲至率兵3万迎战，大破回鹘军，斩首不可胜计，全部收降其7000帐(古代游牧民族一帐指一个家庭)，张仲武杀戮收擒近九万回鹘人(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颉之众，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

　　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

　　这时，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但仍号称有兵10万。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治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以北的阊门山。八月，乌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初九，诏令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屯兵进屯太原(今太原西南)和振武军、天德军等防地，待来春再出兵驱逐回鹘。九月，唐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唐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

会昌三年正月

　　乌介可汗兵临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3000骑兵袭击回鹘牙帐，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跟进。石雄到达振武城后，派人从城里向城外挖凿10余个地道，于半夜引兵从地道杀出，直攻可汗牙帐。唐军进至其帐下，回鹘兵才发觉，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十一日，在杀胡山(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唐军大胜。回鹘兵被斩首万人，收降2万余人，乌介被枪刺伤后带数百骑向东北方向逃去，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3万多人向唐朝幽州军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被黠戛斯追击时，被部下所杀。那个强盛时曾经“东极室韦、南控大漠、杀白眉可汗、盘马古匈奴地”的回鹘汗国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

　　此后，唐北部边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契丹等族。

平定刘稹叛乱

　　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唐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宋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出兵迟缓，李德裕就劝武宗诏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

　　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愿还兵平乱。可巧吕义忠奔至行营，遂拥回太原，攻入军府，立将杨弁擒住，所有乱卒，悉数诛夷。弁被槛送京师，当然处斩。

　　。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李德裕主张对藩镇武力讨伐，派兵戍守边境，支持武宗的治国理政，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了一些新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在武宗面前替牛党的杨嗣复、李珏求情，说明了李德裕的个人政治魅力。所以，李德裕在宣宗时期被罢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说法。这一场历时达40年之久的党派之争，最终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告终结。然而，这一天的到来，已是宣宗大中年间了。

唐武宗年表

　　公元815年，唐穆宗第五个儿子李炎出生。

　　公元821年，李炎被封为颍王，与其他兄弟一起住在皇宫之内的十六宅。

　　公元840年，唐文宗病死，李炎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

　　公元843年，李炎取得对宦官进行打击的胜利。

　　公元843年，唐军取得回纥反击战的胜利。

　　公元844年。唐军消灭昭义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削弱了藩镇割据的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

　　公元845年，李炎下令灭佛，历史上称之为“会昌灭佛”。

　　公元846年，李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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