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著名的收藏鑑賞家陳介祺，中年辭官歸濰縣故里退隱，後半生以藏古、鑑古、釋古、傳古為己任，成為收藏最富、鑑別最精、傳拓最佳，對於古器物及銘文考釋多有創見的晚清金石學領域的傑出代表人物。陳介祺後半生體弱多病，很少外出旅行，他是怎樣從大半個中國搜尋這些珍貴的古物，又是怎樣傳拓，將他的收藏研究成果傳之於世的呢？答案是
他擁有強大後援團！！！
專門的買手：高文翰、趙允中、杜錫九、馬慶灝、蘇兆年、蘇億年、謝景禹、張兆棟等人。
專門的信差：徐吉、畢芬、傅冬（時稱徐足、畢足、傅足）、韓偉功等。
專業的拓工及編輯：陳峻、王石經、陳佩綱、張子達、呂守業、徐鳳歧、李貽功、李澤庚、王石經、丁艮善、曹鴻勳、吳重熹、陳厚滋、王之翰、郭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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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一列舉了，自己看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坊人。清代金石學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蒐集銅器、璽印、石刻、陶器磚瓦，必察其淵源，考其價值，尤擅墨拓。著有《十鐘山房印舉》、《簠齋金石文字考釋印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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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祺藏古傳古的助手
陳介祺從年青時就愛好金石收藏，33歲考中進士，入翰林院，授編修，當時他的父親陳官俊已是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副相國），直到42歲，一直家門鼎盛，過著優裕的生活，所以才能傾千兩黃金之資購買國寶毛公鼎。但是，他前半生並未以藏古、鑑古、釋古、傳古為畢生己任，只是對收藏、鑑賞有濃厚興趣而已；他真正以金石學研究為己任是從離開京城，歸隱濰縣開始的。那時因父親亡故，又被逼捐四萬兩白銀，家道中落，境況已大不如前了。
《毛公鼎》
西周晚期青銅器
高53.8釐米，口徑47.9釐米，腹圍145釐米，重34.405千克
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從42歲辭官返籍，到72歲辭世的整整三十年間，陳介祺潛心於藏古、鑑古、釋古、傳古的事業中。
42歲歸故鄉之前，他僅僅收藏到2000餘方秦漢古印；但到1872年，他59歲時，藏印竟達到7000多方，其中有萬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車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絕世珍品。此後又得吳式芬所藏古印2000餘方，使其藏印多達近萬方。故命其齋為“萬印樓”，自號為“萬印樓主人”。被金石學界譽為“南有西泠，北有萬印”。中國書協篆刻藝術委員會副主席、篆刻理論家韓天衡先生評價道：“萬印樓不僅是濰坊的，也是中國的，乃至世界的。”
在後半生的日子裡，陳介祺逐步解決了經濟困頓的生活，並將收藏範圍擴大到古物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萬方古印外，還收藏了珍貴的青銅器天亡簋、兮甲盤、龍姞簋、紀侯鍾等精品。他的藏品門類有青銅器、古印璽、封泥、陶器、陶文、銅鏡、碑碣、古磚、瓦當等。
門類齊全，無所不收，無所不富，無所不精。他收藏的商周青銅器有248件，秦漢銅器98件，石刻119件，古文字磚326件，瓦當923件，銅鏡200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片，泉布、泉範、鏃範數千件，銅造像、書畫等，亦是質精量大，不愧是一座規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館。
陳介祺“十鐘山房”
話又說回來，陳介祺後半生體弱多病，很少外出旅行，他是怎樣從大半個中國搜尋這些珍貴的古物，又是怎樣傳拓，將他的收藏研究成果傳之於世的呢？
答案是：他身邊陸續聚集了一批專業人才和能工巧匠做為助手，幫助他完成了巨大的歷史使命。
（一） 首先說搜古和藏古。專門多方為之奔走蒐羅金石器物的主要有四人：高文翰、趙允中、杜錫九、馬慶灝。前三位是濰縣當地人，馬慶灝是臨淄人；另外還有遠在陝西西安的古玩商人蘇兆年、蘇億年、謝景禹等人。
高文翰（字薇垣），濰縣西關人，出身於收藏世家，所以搜古鑑古頗具眼力，與陳介祺有莫逆之交，兩人經常交流古印璽，鑑別心得，並奔波數千裡幫助陳氏搜求購買古物，萬印樓所收藏的印璽，很多來自他的搜求。直到光緒十年的夏天，高文翰受託到河南和陝西搜尋數月後方才歸濰，不料驚聞陳介祺已經去世，他懷著無比悲哀的心情，將新得古器的拓片加上吊喪的白紙錢，帶到陳介祺的墳墓前，邊哭泣邊焚燒，以慰陳氏的在天之靈，這件事連陳氏的親屬也不知道，可見兩人交情之深。
趙允中 也是濰縣當地的古玩商，後來專門幫助陳氏蒐集古物。陳介祺去世後，曾受陳氏影響走上搜購古物的符山鎮范家村範維清將安陽甲骨送到了陳介祺的姻親兼好友王懿榮府上，被王懿榮慧眼識寶，鑑定為殷商甲骨文後，趙允中也立即參與到蒐集甲骨文的行動中去，併成為濰縣樂道院廣文大學傳教士（教授）方法斂和庫壽齡的座上客，成為幫助他們提供甲骨文的主要古玩商，在國際上引起轟動，這是後話。
馬慶灝是臨淄葛家莊人，以販售古物為業，後來主要往來於陳氏門下，陳氏得到的齊國故都臨淄的器物多數都是他搞到的。濰縣距臨淄僅有百里之遙，歷代常常出土古印，當地民眾不懂其價值，往往賣給銅莊，溶銅鑄物。馬慶灝發現這個線索後，專門走訪各處銅莊，尤其是在周村的一處銅莊，發現了大量古代銅印璽，悉數購買，按重量論價，並轉售給陳氏。後來馬慶灝變得狡詭，有的留給朝廷高官潘祖蔭，索取高價。而當時臨淄一帶出土的瓦當、漢磚、陶器等物，無人收購；自從陳氏考證出上面的陶文亦有研究價值後，馬慶灝等人受命下鄉，無論精品粗品，一律按件收購。早期出土的封泥，也大多數都讓陳氏收購。齊魯之間的魯國、紀國、邾國、杞國等故國出土的古銅器也不少，陳氏派人挑擔子到四鄉去用稱購買，按破銅爛鐵的價格收到不少。同時也帶動了大批古玩商，以至於濰縣城的白浪河岸邊發展成了古董市場，濰縣城成了古器物集散地。陳介祺曾親自記載“三十年白浪河市銅擔增至數百，幾無遺古，今其能者俱將就東家食。若歸同好，得佳拓，於願已足。”
周氏朐瓦盤圖
鈐印：齊魯三代陶器文字、有周匋正之後、海濱病史、齊東陶父、三代古陶軒、古瓦量齋、亮行藏古 題跋：光緒戊寅七月十八日丙寅得古瓦器如盤者一，內左右大字各二，曰矢朐矢朐，按阮氏《山左金石志》載孫伯□父彝雲，乾隆辛亥夏出臨朐柳山寨土中，益都段赤亭松苓，拓其文。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駢邑，《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器久□餘，是卣，阮因段誤曰彝，又名□為孫。後刻正之，改□釋為爵，今此盤文之矢即卣父之矢，疑齊掌矢者之官族或邑，盤亦所作，故紀其官邑曰矢，又紀其地曰朐也。齊地先後百五十年所出一氏吉金良陶，餘皆□見而獲之，真厚辛巳廿二日海濱病史識。
陳氏二十多歲在京師與蘇兆年、蘇億年兄弟交往，蘇氏兄弟與謝景禹都是十三朝古都西安的資深古董商，其活動能力與輻射能力遠遠超過一般古董商。陳氏以誠相待，並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傳授古器辨偽知識，所以他們能及時向陳氏通報三秦之地出土的重要器物，並提供樣拓，陳氏則可遊刃有餘地從中選購遠自關中地區的古物，譬如陳氏55歲時，4月17日致蘇兆年書二頁，談到“所寄璧尚佳，近極欲得玉印並極紅血浸有土氣之劍把等物，切切。”陳氏58歲時，1870年閏10月1日接到蘇兆年的信，閏10月8日覆信5頁，記購“綏和雁足鐙”之事，囑託他務必代為求購，陳氏60歲時，回覆蘇億年信5頁，指出：“寄來大鼎拓本，其字乃假刻，以薛書與今器湊成，其字上又似加綠者，足下不知之也。如看不出則眼力不如令兄矣。（其時其兄蘇兆年已去世）”並教蘇億年如何鑑古辨偽。陳氏61歲時，連得蘇億年寄來的兩種秦始皇廿六年詔版後，覆信提及：“相交近四十年……”可見他與蘇氏兄弟交往之深之久。
陳介祺還通過家鄉在外地做官的朋友在廣東、福建等地搜求古物。例如：60歲時，他聽說廣東的篆刻家何崑玉得到葉志詵原藏的2700多方古印，便寫信給當時在廣東做官的濰縣同鄉張兆棟，囑咐他設法與何崑玉聯繫，說服何氏將古印轉售於己。
何崑玉得到的這批古印，主要來自葉志詵。葉志詵（1779-1863）字東卿，湖北漢陽人，官至戶部郎中。是清中期的著名金石學家，著有《湖北金石錄》、《平安館金石文字》、《金山鼎考》等。葉氏與陳介祺父陳官俊有交往，並與其岳父李璋煜有金石厚交，是陳介祺居京時交往較為密切的人，那時葉氏還將“鄭君媿鼎”贈送給他。葉志詵辭官後，晚年跟隨他的兒子，兩廣總督葉名琛客居廣東官署。鴉片戰爭爆發後，他的藏品大部分毀於戰火，只有這批玉印璽在戰火中倖存下來，後來被篆刻家何崑玉收購。
張兆棟（1821-1887）字伯隆，號友山。濰縣城西門裡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癸卯科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已恩科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曾平反一冤獄，外放陝西鳳翔知府。當時正值回民反清，守城一年四個月，立下軍功，擢任四川按察使（三品）未到任，連任布政使（二品），咸豐四年（1854年）調至廣東任布政使，又任安徽、江蘇布政使。咸豐九年（1859年）擢升為漕運總督。咸豐十一年（1861年）調任廣東巡撫。清光緒四年（1878年）他因母喪歸裡。孝服期滿，光緒七年（1881年）被任命為福建巡撫。光緒十年（1884年）法越戰爭發生，法國軍艦窺我臺灣、福建沿海一帶，他專任城守，後因馬尾失守，被落職。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福建寓所病逝，終年67歲。他著有《鳳翔紀事詩存》、《守岐公牘匯存》等。
陳介祺與張兆棟既是同鄉，又是街坊，而且同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自然友情如山，經張兆棟的勸說，何崑玉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攜帶著他收藏的2700餘鈕古印輾轉來濰，悉數售於陳氏。何崑玉，字伯瑜，廣東番禺人。精篆刻，宗法浙派，尤其善於摩拓古代青銅彝器。陳介祺見他拓制的《吉金齋印譜》式樣古樸典雅，非常賞識，勸說他留在濰縣幫自己鈐拓《十鐘山房印舉》，並在陳府為他安排了久住的房間，讓二兒子陳厚滋做他的助手，倆人用了一年半多的時間，終於拓成《印舉》初稿（壬申本）二十部。陳介祺曾記載說：“《印舉》今臘明正或可就，伯瑜來已十四、五月，每部八十本八函。”可見這是一部多麼浩繁的工程。
陳介祺 編《十鐘山房印舉》
直到陳氏72歲病逝前的那年春天，他還委託在福建擔任巡撫的張兆棟代為購買周代的青銅器“侯馭方鼎”。事情辦成後，在輾轉回運濰縣時，陳氏還找出前人寫下的《周器侯馭方鼎釋文》仔細拜讀，並給張兆棟覆信說，喜聞該鼎已經歸我所有，“複核抄錄之”。
也就是在陳氏去世的這年正月，他還得到西安古董商謝景禹寄來的古代博具銅鏤鞠。可見陳介祺將畢生精力都用在了搜古、藏古、鑑古、傳古的事業上，也通過各方面的朋友將觸角探向了四面八方。
另外，陳氏還僱有專門為其奔走傳遞訊息的人，如徐吉、畢芬、傅冬（時稱徐足、畢足、傅足）、韓偉功，他們都是濰縣人，又都是商辦信局的信差，他們有的專跑京津，有的專跑蘇吳，來往頻繁。陳氏與金石好友或古董商的往來信函、物件均由他們專遞到本人。由於他們與金石家們頻繁接觸，也逐漸弄懂了金石收藏等事，成為兼職為陳氏蒐集金石信息或代辦收藏傳拓事務的“專足”，而陳氏的幕僚們也經常到古代郡邑之地探尋，例如：丁紹山、何崑玉、王石經等人多次到琅琊臺拓制秦代刻石，到超然臺或別處訪求碑刻。
陳介祺舊藏金石拓片一組（西泠拍賣）
（二） 陳介祺傳古的方法主要是靠著作、書信和傳拓這三種方式。由於當時沒有現代印刷機械和技術，也沒有照相複印等技術，所以他傳播金石訊息和研究成果的主要手段基本全是靠人工完成的。他與全國幾乎所有一流的金石學者都有學術交流，彼此互通訊息，贈送古器物拓片，買賣交換古器物等。生前他寫下數千封這方面的信函，極大地推動了晚清時期我國金石研究的發展。
陳介祺傳古的另一種方式，是用傳拓工藝將古物拓下，分寄到各地的金石好友處，以利互相觀摩鑑賞與交流。陳介祺為整理、考釋文物，並在世上流傳這些文物，先後聘僱的著名拓工有：陳峻、李貽功、李澤庚、陳子振、徐鳳岐等人。他們以精湛的墨拓技藝，給後人留下了數以萬計的金石精拓資料，被推崇為“拓法古今第一”。
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時，由於鼎內結構拘謹深陷，全部文字又鑄造在一個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從鼎內拓出原文，是一件難度極高的手工工藝。陳介祺與傳拓藝人們反覆推敲試驗，終於以高度智慧和技巧，取得了成功。陳介祺積累多年的經驗，編寫出兩部傳拓工藝專著：《傳古別錄》和《傳碑拓碑札記》。他在著作中介紹了傳拓的一些訣竅：“用白芨膠水上紙，未乾先上墨一次，以墨濃不走為準，不可接拓，使墨浸字內或透紙背，墨膠將於不粘紙起乃可再上，幹後再上濃墨數次乃能光彩，濃墨者耐久易摹惟不可侵入字內。”捶制拓片時，根據原件的位置，有的在露天捶制，有的在室內作業，其工藝過程要求精緻、細巧、輕盈、潔淨。
國家圖書館藏毛公鼎全形拓
在陳介祺之前，其他各地的傳拓工藝是用布包棉花紮成撲包，沾墨進行捶拓，但棉花吸墨充足，拓出的痕跡濃黑一片，有些地方還侵蝕到字體和紋飾內，漫漶不清或走形。陳介祺的“蟬翼拓”則是改用布包秕穀，讓墨汁浸到撲包的秕穀空殼中去，拓出的墨點像一層芝麻撒在紙片上，星星點點像蟬翼般透爽，字跡或紋飾的刀工也不會被濃墨掩蓋，所以雕刻刀工就呈現出凹凸的層次感和立體效果，能夠傳神逼真的再現原作風采。所以陳介祺創立的蟬翼拓，使我國千年傳拓技藝更上一層樓。
42歲以前，陳介祺在北京做官時，曾長期僱請陳畯幫他傳拓金石器物。陳畯字粟園，浙江海鹽人，精於墨拓，尤其工於蟬翼拓，而且善於調製印泥和鈐印，毛公鼎初拓本就是出自他的手，陳介祺對他推崇備至。他65歲時，在給吳大徵的信中還極為惋惜的說：“追憶粟園，豈可再得。”陳介祺38歲時，將陳畯請到家中，併為他安排了住房，長期幫他鈐拓編著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簠齋印集》，時間長達八個月之久。該印集共十部，十二冊。後半生回濰歸隱後，隨著他大力收藏、傳拓、發奮著述，又增加了七位長期聘用的拓工，其中王石經和陳佩綱兼擅洽印，王石經尤其出眾，是我國著名篆刻家。另外，還有張子達、呂守業、徐鳳歧、李貽功和李澤庚叔侄。
陳介祺第一部著作《簠齋印集》
王石經是陳介祺後半生的主要幕僚和助手，倆人傾心相印，親如兄弟。陳介祺後半生的私家印章和閒章多出其手，其中許多是由陳氏親自篆寫印文，然後交給王石經捉刀雕刻。
王石經（1831-1918）字君都，號西泉，濰城人。他一生酷愛金石文字，善書篆隸，尤精篆刻。他的篆刻取法秦漢印，兼及秦權、秦詔版以及量瓦文字。治印穩健端重，氣勢博大，風格獨特，因而“一時無兩，自成一家”。王石經聰穎好學，善於鑽研，與陳介祺結為至友，交往密切，相互朝夕研討。陳介祺在《與西泉論印》中談到“凡作印，篆居其六七，刻居其三四。篆佳而刻無力，則篆之神不出，刻有力而篆不佳，則野矣……”又在《論摹鐘鼎文作印》中說“摹古今作印，不可一字無所本，不可兩字湊一字，不可以小篆雜，一難於形似，再難於力似，三難於神似，四難於縮小……須筆筆見法，筆筆有力，乃能得神，不可好奇太過……”王石經耳濡目染，受益匪淺。他費20年之力，將陳介祺所藏商、周、秦、漢青銅器上的文字和古代印璽朝夕臨摹，潛心研究，貫通文詞，取之筆法，悟其奧妙，深得秦漢印之精魄。王石經治學嚴謹，師本不泥古，篆刻十分注重章法。他的作品，多以鐘鼎文入印，具有秦漢印之風。他編著了《甄古齋印譜》、《西泉存印》以及《古印》7冊，上海商務印書館分別於1923年、1929年出版。他為陳介祺篆刻的“十鐘山房藏鍾”、“簠齋藏漢瓦當”、“海濱病史”等印章佳作，現仍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全國金石名家潘祖蔭、王懿榮、匡源、盛昱等曾為他的《甄古齋印譜》題跋，對其篆刻藝術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自然王石經在金石上的見識和治印的提高都離不開陳介祺的指授，他追隨陳氏三十年之久，直到陳氏謝世。
陳介祺印 十鐘山房藏鍾、十鍾主人
陳佩綱，字子振，是陳介祺的族弟，與王石經一起在陳氏的指導下學治印，陳介祺於同治十三年給潘祖蔭的信中說他：“刀勝於筆，臨摹尤長，自篆則遜王遠甚，摹古亦仍遜王。”他也曾多次為陳氏治印，陳氏還委託他為潘祖蔭、王懿榮、鮑康、吳大徵等金石好友摹刻印章。同治十三年，陳介祺將他摹刻的印章，集為《古璽印文傳》，並寄給北京王懿榮等人，請他為之代銷，以助寒士生活所需。後來陳氏將他推薦給吳大徵做幕僚，但不久猝發疾病而逝。
追隨陳氏做傳拓工藝的其他人的簡況如下：
張子達，字衍聰，精於仿繪畫拓法，他用濃淡墨拓制《曹望憘造像》，頗得其意趣。陳氏稱讚他的拓法：“勝東省（山東本地）他人，但聾甚，又多疑，又能使氣，又私拓，又不惜護（卻未損）非有人監拓不可。”
呂守業，陳介祺經常稱讚他勤勉，並且“從容細緻，為之不受迫促，一紙須他人數紙工夫，勿輕視之。”
徐鳳歧，精於裝裱，陳氏所有拓本的裝制都出自他的手，陳介祺在信札中稱讚他為“老友”，可見對他的賞識與尊重，他也是一直追隨陳氏的老藝人。
李貽功（字書勳）、李澤庚（字星甫）叔侄二人都是利津人，由李佐賢的兒子李韋卿介紹來濰，幫助陳氏傳拓金石，李澤庚跟隨陳氏最久，深得陳氏指教，首創用兩張紙精拓毛公鼎（在他之前要用多紙拼拓），堪稱絕技。
陳介祺與這些拓工們過從甚密，經常向他們傳授知識，切磋技藝，葉昌熾在他的著作《語石》中指出：“濰縣陳簠齋前輩，拓法為古今第一。家藏刻石，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紙，堅薄無比，不用椎拓，但以棉包輕按，曲折坳垤，無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筆意，並不損石。齊魯之間，皆傳其法。”足見陳介祺與其拓工們已將這項工藝切磋研究得出神入化，達到前無古人的水平。
陳介祺“十鐘山房”藏鍾精拓（西泠拍賣）
（三）在陳介祺藏古、傳古的助手中，還有一些技藝超人的能工巧匠，如姚學乾、田雨帆、胥倫等。
姚學乾，字恭甫，濰坊嵌銀藝術創始人，濰城區南寺前街人。初為銅器首飾藝人。為使首飾美觀，曾不斷改進飾品的花紋。他參考漢鏤金銀器，吸收其藝術精華，銳意改進出新。他製作的器具，精巧玲瓏，富有情趣，為世人所讚賞。他曾受聘為金石家陳介祺收藏的古代鍾、彝、鼎、磚、石、銅器配製底座和撐架。他的配置襯托與古文物風格融合，渾然一體。由於他善於吸取古代藝術品的精華，使嵌銀藝術獲得空前的提高與發展。
起初，姚學乾在為陳介祺修復文物，為古玩配製底座、撐架等的過程中，遍閱歷代精美的文物真品，眼界大開，技藝水平日益精湛，凡陳介祺“所蓄鼎彝古文及花紋，皆能一一摹勒”。同治年間他參考漢金銀器，刻意出新，與拓裱藝人田雨帆一起，獨創了在木質器具上鑲嵌金銀絲的獨特工藝。他根據各種文物的色澤和造型，用紅木製作的嵌銀底座和撐架與古文物珠聯璧合十分喜人。他還能用紅木仿製出嵌有金、銀絲的“鼎彝型模”，其製品與青銅器鼎彝文飾一般無二，因而更受到人們的讚賞。
姚學乾、田雨帆在製作紅木嵌銀漆器上的創新，引起了陳介祺的極大興趣，陳介祺就與他們一起為提高嵌銀漆器的技藝進行切磋研究，他的著作中就記述著對嵌銀製品從選擇材、製作、鑲嵌到上漆磨光等許多心得：“做布（幣）櫝，先物色紫檀癭（細花者），其次黃花梨癭，必不得已，則豆瓣（細花）楠與老紫檀亦可……得異材，則以制外櫝，其次做內櫝。”同時他針對紫檀等木質堅硬的特點，強調製作時“須用明榫、密榫，勿使不用榫，只用魚膘粘合”，主張盒蓋要“整木挖嵌，滿蓋無縫”。在陳介祺這種細緻入微的參與、指導、幫助下，紅木嵌銀漆器工藝，應陳家慢慢地發展起來了。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嵌工藝亟需發展的時候，它的創始人姚學乾卻患上了不治之症。深諳嵌銀漆器價值的陳介祺，為了使這一獨特的技藝流傳下來，就將自家僱傭的拓裱匠、與姚學乾一起研製嵌銀漆器的田雨帆的兩個兒子田子正、田智緡收到門下，親自主持讓他們拜姚學乾為師，學習嵌銀漆器的製作技術。在陳介祺誠摯的幫助下，田氏兄弟愈加悉心鑽研，刻苦磨礪，嵌銀技藝日益精湛。創始於姚學乾的嵌銀漆器技藝，終於在田子正、田智緡兄弟的手裡繼承發展起來。他們嵌制的一件件精美工藝品，受到了人們的高度讚賞，於是原來的銅匠嵌金藝人也紛紛摹仿，到光緒年間（1875-1908），濰坊嵌銀漆器的製作已相當普遍。
從光緒末年，田智緡在濰縣東門開設了第一家嵌銀鋪子起，濰縣嵌銀漆器作坊就如雨後春筍般競相建立起來。其中，先後打出旗號的有：雅鑑齋、雅齋、桐蔭山館等二十多家，分部設到北京、濟南、青島、丹東等地，其主要產品發展到花翎盒、朝珠盒、煙槍、煙燈等十幾個品種，這是後話。
胥倫，濰縣城南胥家村人，本是鑄銅匠人出身，早年因嗜賭曾潦倒街頭。但他自幼聰穎，喜愛繪畫。他還喜歡仿製小巧物件，所製成品，酷似原件，惟妙惟肖。因他善於仿製銅器、古印，得與收藏家陳介祺結識，博覽陳家所藏之三代銅器、六朝佛像等文化藝術珍品，開拓了眼界，技藝更臻精湛。陳介祺引導他將鑄銅工藝，發展到製作銅印方面，往往由陳氏親自篆寫印文，王石經操刀刻模，胥倫則翻砂鑄造。所鑄之印，頗具秦漢古印璽之風範。所以《古璽印概論》中指出：“咸豐、同治以後金石學盛行，有翁大年、王石經、胥倫等人出，始仿漢鑄印，視其為陳介祺所作諸印，能緊隨漢人步伐。”62歲那年，陳介祺還派胥倫到蓬萊張允襄處拓圖，其中有“長安樂”磚拓和“節墨小刀化”，並把這些拓片寄給王懿榮鑑賞。
十鐘山房《古印一隅》 （清）陳介祺、陳厚滋輯（西泠拍賣）
（四）幫助陳介祺料理金石文字的也有七八人，但這些人是在陳氏一生的不同階段出現的，譬如：陳畯主要是陳介祺在京期間，幫他鈐拓編著《簠齋印集》等著作，何崑玉是在後期幫助鈐拓編著《十鐘山房印舉》和《簠齋藏古玉印譜》。其他的人主要有王石經、丁艮善、曹鴻勳、吳重熹、陳厚滋、王之翰、郭麐等。
王石經是陳氏長期的助手，起的作用最大，前面已經介紹過。丁艮善，字紹山(也寫作少山)，山東日照人，年輕時一直追隨許瀚遊學，他生平著有《呂氏春秋校錄》，並幫助許瀚和陳介祺校勘過多種書籍。許瀚去世後，丁紹山長期客居陳氏之門，協助整理文字，陳介祺還委託他和王石經、何崑玉、宮玉甫等到琅琊臺秦代刻石、秦代離宮及禮日亭故址等處尋訪、垂拓。陳氏認為這是“甚盛事也”，並讓丁紹山作日記留念，“以當同遊也”。丁紹山保存了《簠齋金石文考釋》的原稿本，後來金石學家羅振玉從丁紹山家中得到並以“雲窗叢刻本”刊行。
曹鴻勳是陳介祺從濰縣民間伯樂識馬發現的一位少年才俊。先是收為弟子，後又收為義子，並聘請了道光廿四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著名教育家王之翰到家塾中共同培養曹鴻勳，直至曹氏31歲考中狀元。
曹鴻勳（1846-1910年），字仲銘，又字竹銘，號蘭生，清末狀元，濰城區西南關人。
1863年(清同治二年)曹鴻勳18歲時，縣考名列第一，20歲考中秀才，當時書寫的對聯，得到金石學家陳介祺讚許，他與翰林王之翰為其授課，詩、文、書法更有進步。
他擅長書法，對歐、虞、褚各名家臨摹工夫很深。行、草多學明代名家。在京時間，除為皇宮大臣書寫外，東華門、西華門、大柵欄等地都留有他的墨跡。在家鄉他的遺墨較多，匾額有歐體楷書“陳氏家廟”、“嶽王廟”等。碑文有“王公（之翰）墓碑”、“重修觀音閣碑”（ 臥石）、“重修玉清宮碑”（ 俗稱四面碑）；墓誌銘有“王之翰墓誌”、“孫葆田墓誌”等，均為歐體楷書。“十笏園記”也是他的手跡。
曹鴻勳從十幾歲進陳氏“相府”，到31歲中狀元前的十年裡，在陳府幫助陳介祺抄錄整理金石文字。陳府每年的對聯、屏風等文墨有許多出自其手，曹鴻勳幫助陳介祺做繕寫工作，陳氏在金石拓本上的題跋、文稿、信函等，也多數由他代錄。
《簠齋尺牘》
在陳氏的金石交往中，其女婿吳重熹更為得意之人。吳重熹（1838-1918），字仲懌《簠齋尺牘》中寫作“仲飴”。是吳式芬的次子，清同治元年（1862年）舉人，歷任陳州知府、江安督糧道、福建按察使、江寧布政使、直隸總督、河南巡撫等，民國後寓居天津，晚號石蓮居士。吳氏少時就隨兄吳重周遊，恪守庭訓，好古而博綜經史。咸豐九年（1859年）娶陳氏長女陳厚培為妻。吳重熹每逢到濰縣住岳父家，陳氏經常與他談論治學之道，或者教授作字之法，後來吳氏根據陳介祺傳授的筆記整理成《作字之法》一文，並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附於《家塾授蒙淺語》中刊行於世。吳重熹在濰期間還經常幫助岳父整理繕寫金石文字。
陳介祺在同治十一年吳重熹抄本《濰縣陳氏簠齋藏器目》一書的題跋中說：“仲飴既手錄餘齋金文各冊竟復為錄所藏吉金成目。餘自甲寅歸裡後，居無友朋之樂，室家之安既懲奪志，又擾守望之。年來始稍稍檢拓，思裝冊匯目，存其昔好，久未能就，今得仲飴相助，旬餘而畢，業成於勤，即此可推。第吾所望於仲飴者大且重，仲飴勉之哉，勿以此奪志也。”陳介祺對吳氏寄予了厚望，而吳氏也確能步陳氏先輩之後踵，亦篤好金石，與潘祖蔭、王懿榮、鮑康、左宗棠等有交誼，拜潘祖蔭為師，與王懿榮為親家。
潘祖蔭致陳介祺信札輯錄（西泠拍賣）
陳厚滋是陳介祺後半生相依為命的子嗣，是他的次子，由於長子陳厚鍾英年早逝，死於同治十年（1871年），只有38歲。當時陳介祺59歲，正是發憤著述的時期。第二年，何崑玉攜2700餘鈕古印璽來濰，陳介祺便囑託厚滋與何氏共同鈐拓《十鐘山房印舉》，倆人用了一年半多的時間，才初步完成這部浩繁著作的初稿。此後，陳介祺晚年的金石文字整理工作多依賴於陳厚滋。而厚滋雖然因陳介祺被迫捐獻鉅款以解國庫匱竭，於咸豐八年（1858年）被晉京引見，奉旨賞為舉人，但他始終遵循乃父“子孫不準做官”的教誨，居家守戶，幫助陳介祺搞他的金石研究。
郭麐（1823-1893），字子嘉，清末學者、書法家，濰城區人。出身於沒落的書香門第，好考證，潔身自好，嚴於律己，份外之財毫釐不取。雖貧困，而不移其志。他曾被郭熊飛聘為家館教師，隨其宦居南北10餘年。返籍後，於城西楊家莊置田十餘畝，築舍居住，名為“楊峽別墅”。因住處瀕臨大於河，居室命名“聽漪山房”。他隱居鄉間，埋頭著述，蒐集古蹟文獻，10餘年得90餘種。獨於考證篆籀，辨別碑版真偽時，與陳介祺共相研討，補訂得232種，取名為《濰縣金石志》。
同治八年(1869年)陳介祺57歲時，郭麐開始纂修這部著作，請陳介祺考訂，陳氏將他自己收藏並拓下的各種有關金石器物毫不保留地贈給郭氏編入該書，用了整整三年功夫，於同治十年十月才將這部著作的初稿完成。《濰縣金石志》受到潘祖蔭和王懿榮的極力推許。後來又補錄51種，匯為一編，陳氏還於光緒十年七月為之寫下《濰縣金石志》校刊記。
綜上所述，陳介祺搜古、藏古的助手很多；幫他傳拓、鈐印、修復文物、裝裱、篆刻的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更多；另外，還有眾多親朋好友幫他料理金石文字，像眾星捧月般幫他完成了鑑古、傳古的巨大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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