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里拉的大崩盤讓世人為之戰慄，此時此刻人們最關心的莫過於兩個問題：還會不會有第二個土耳其里拉；有沒有“特效藥”。
“最長的一天”
法國財經專業週刊將8月10日稱作“土耳其最長的一天”，因為就在這一天裡，土耳其本幣——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率收跌13.5%，為1美元兌6.33土耳其里拉，盤中一度下探1美元兌6.99里拉的2005年1月1日土耳其匯改後歷史新低，最大日跌幅達到令人咂舌的27%。
然而災難遠非集中於這區區一天：度過一個令人惴惴不安的長週末後，土耳其里拉繼續下滑，一度探低至1美元兌6.65里拉，最終收報於6.88里拉，至此2018年內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已累計跌去45%，且大多為最近3個月所跌，一舉反超“老牌勁旅”阿根廷比索，成為全球範圍內跌幅最大的主要新興貨幣。
號稱“強人”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當天在公開講話中將土耳其里拉崩盤的原因歸咎於“經濟戰爭”，而“經濟戰爭”則應歸咎於一場“外國強加的陰謀”。
所謂“經濟戰爭”或“陰謀”，是指美國針對土耳其的一系列經濟制裁措施：當天稍早，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宣佈將土耳其輸美鋼鐵及鋁關稅分別提升一倍至50%和20%——眾所周知，原先的關稅已是今年3月特朗普“向全世界發難”提高的結果。
在這次行動背後，是自2016年土耳其“7.15”未遂政變發生以來，美國和土耳其這兩個北約國家愈演愈烈的摩擦和矛盾。
土耳其一再暗示美國是“幕後黑手”，不斷向美國索要寓居該國、被埃爾多安指責為“政變總後臺”的葛蘭（Fethullah Gülen），並和俄羅斯迅速修復關係打得火熱。去年10月，土耳其宣佈以“陰謀支持政變”為由逮捕一名美國駐土使館工作人員，導致美國暫停在土耳其辦理所有非移民簽證；今年7月底，土耳其又以“恐怖主義”和“間諜行為”的罪名，宣佈對已扣押一年半的美國籍牧師布倫森（Andrew Brunson）實施逮捕，這不僅導致8月1日美國財政部宣佈制裁土耳其司法部長居爾(Abdulhamit Gul)和內政部長索維盧(Suleyman Soylu)，也是此番關稅制裁的直接導火索。
下一個土耳其里拉？
正如前瞻性研究和國際經濟信息研究專家烏納爾（Deniz Ünal）等人所言，此次土耳其里拉的崩盤揭示出一些新興市場貨幣在強勢金融壟斷面前的脆弱。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普遍推行貨幣寬鬆政策，外國資本因此源源湧入土耳其和其它新興國家。但隨著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策，國際資本紛紛流向美國以尋求利益最大化，這導致上述新興國家資金的“失血”。
一些國際金融分析家，如盛寶銀行（Saxo Bank）經濟學家登比克（Christopher Dembik）和Ostrum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維切特（Philippe Waechter,）等分析認為，盧布也好，土耳其里拉也罷，都是在自身遭遇金融困境情況下遭到特朗普政府“金融突襲”，從而被壓下臨界線的。特朗普和美國的舉措既簡單又直接，即利用美國居於壓倒性的經濟、金融統治地位，在美聯儲持續升息的助推下，不斷拉高美元對“目標國”本幣的匯率，促使後者國內以美元為計量單位的企業信貸成本劇增，壓迫本國企業外流，並加深外國資本對這些國家投資環境、收益率的懷疑，其目的則是希望這些企業、資金都“趨利避害”，流向美國。
三菱UFJ信託銀行分析家田中裕介指出，“特朗普氏突襲”雖“簡單粗暴”，幾乎沒有任何假動作，但鑑於美國經濟數據較好，特朗普有恃無恐，加上美國牢牢掌握國際金融市場話語權，只要通過“突襲”製造“新興市場不安全”的恐怖氣氛，國際資金就會紛紛本著“趨利避害”的本能從那些市場抽離，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會流入“更保險”的美元市場。
目前除了土耳其里拉，俄羅斯盧布（受特朗普借英國“前間諜中毒門”事件突然追加制裁影響，10日隔夜兌美元匯率跌至1美元兌65盧布的2016年11月來新低）、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內憂外困的該國貨幣創下每18天貶值一半的速度，IMF西半球事務負責人沃納Alejandro Werner擔心倘趨勢不改，今年該國通脹率會突破1000000%）都是“特朗普式突襲”的受害者，如前所述，特朗普的這一招實際上針對所有新興貨幣。當然，並非每個被針對的目標都會受到重創。
那麼，已經或即將中招的新型貨幣還有及還會有哪些？
首當其衝的是阿根廷比索。儘管8天內3次加息，並耗費逾10%的 ，但阿根廷比索仍然“跌跌不休”，今年至6月底貶值幅度已超過一半，在當時是2018年匯率表現最慘淡的主要新興貨幣，如今雖有所穩定，但年內跌幅也高達35%。
除此之外，被“土改”搞得焦頭爛額的南非，其本幣南非蘭特匯率也岌岌可危：10日的“長刀之夜”，多個新興貨幣品種跟風下跌，南非蘭特跌幅高達2.8%，僅次於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比索（隔夜單日下跌3.8%），其脆弱和敏感度可見一斑。
一些歐洲分析家認為，諸如波蘭茲羅提、匈牙利福林這類遊離於歐元區邊緣的貨幣也存在很大崩盤風險，它們很可能在美元和歐元競相疊起的“防洪壩”間，無奈地成為“洩洪區”，承擔兩強的共同衝擊。
分析家們指出，“特朗普悶棍”的要訣是“趁亂侮亡”，即突出針對那些自身經濟和金融結構出現嚴重破綻的新興經濟體，如果這些新興經濟體在推動自身經濟發展過程中吃了太多“補藥”，即增加過多短期美元債務，則“悶棍殺傷力”將會倍增。倘這些新興經濟體還求貸於國際市場或第三方，這種“殺傷力”還會“傳染”，波及更多國家（當然同樣有可能反噬美國自己）。土耳其、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包括同樣已陷入崩盤窘境的阿根廷，無不具備上述問題，且都被沉重的美元債務償還包袱壓得難以喘息，在這種情況下慢說一悶棍，即便一根稻草也能壓彎它們的脊樑。
未來“高危”本幣仍將集中於具備上述兩大條件、尤其自身預算缺口大，美元短期債務沉重的新興經濟體貨幣，而不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的新興市場貨幣，或本身具備較強“抗擊打能力”的主流貨幣，即便捱上一兩棍，也大可咬牙挺過去。
“特效藥”無特效
從10日當天，土耳其就不斷“求醫問藥”。
埃爾多安在10日表示，會緊急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ímir Pútin），以“共同商討對策”；12日，他宣稱“如果華盛頓準備犧牲與安卡拉的關係，不惜對全世界發動經濟戰爭，土耳其將轉向新的市場、新的夥伴關係和新的盟友”；13日，他激烈指責特朗普“一方面通過北約把我們連在一起，另一方面卻在戰略伙伴背後捅一刀，對土耳其的鋼鐵及鋁徵收如此苛刻的關稅”、“毫無來由地對一個盟友採取如此不明智和敵對態度”。然而這一系列“口頭救亡”效果是不佳、甚至相反的：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盧布同樣陷入水深火熱中的俄羅斯和土耳其“抱團取暖”能有多少“正能量”，“新夥伴關係和新盟友”絕非一時半刻可以找到和補上，而13日的講話則反倒讓好不容易有所穩定的市場情緒再度崩潰，把里拉匯率又砸低了一個臺階。
因應對危機和經濟不力飽受指責的土耳其經濟部長、埃爾多安的女婿阿爾拜拉克（Berat Albayrak）在8月10日提出所謂“新經濟模式”：將2019年GDP增速從原先給定的5.5%收縮至3-4%，將經常賬戶赤字從2018年預期的6%降至4%，以此為代價將通脹率控制在10%以下。但正如土耳其經濟學家奧茲勒姆.阿爾拜拉克（Ozlem Albayrak，與埃爾多安及其女婿無血緣關係）所言，“即便紙面上該模板都毫無吸引力和說服力”，經濟部長徒然高呼“請給本幣一點信心”，但信心何來？
8月13日，土耳其央行倒是宣佈了一些現實性措施，包括修訂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避免任何流動性問題出現，表示將給金融系統提供約100億英鎊、60億美元和相當於30億美元黃金流動性，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金融穩定，一度穩住了匯率（但幾小時後便被埃爾多安的講話再度砸下去）。
土耳其擁有可觀的外匯儲備，今年3月統計顯示，土耳其外儲總量1050億美元，其中870億美元現金，170億美元黃金儲備，應該說，這樣的一個“池子”足以抵擋一時，但倘趨勢不變，一旦出現機構所擔心的、由避險情緒而引發和“傳染”的資金抽離雪崩效應，這些看似不算少的外儲也未必能頂得住。
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基本利率，去年土耳其里拉同樣出現過崩盤的明顯症候（當然沒有這次這麼險惡），當時埃爾多安就通過這一招涉險過關。但也正是去年5月的加息，令土耳其基準利率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6.5%，自那以後土耳其經濟增速明顯下降，通脹率逼近7%，曾在國內飽受讚譽的“埃爾多安經濟學”遭到空前質疑——而經濟上的成功正是埃爾多安得以長久執政的基礎。鑑於此，2018年以來埃爾多安已多次明確拒絕再加息，且如此高的利息和通脹率也的確不堪繼續加息了。
那麼剩下還有什麼高招？歐美一些分析家提出，埃爾多安或許可能尋求通過資本管制措施阻止資金外流，也可能尋求類似從前IMF干預阿根廷比索危機時的外來援助。但前者弄不好會加劇市場恐慌氣氛，令外資加速逃離，後者更叵測——且不說IMF是否願意出手，即便願意，它的藥方不外乎老一套的“緊縮換紓困”，以史為鑑，這劑猛藥非但副作用強烈，且迄今“救死扶傷”的紀錄也並非十分良好，土耳其里拉的“難兄難弟”阿根廷比索就是最突出的前車之鑑。
那麼就只剩下“安慰劑”了：10日和12日，埃爾多安兩次強調“主站在我們一邊”，10日那天更呼籲土耳其民眾“將手中的外匯儘可能換成土耳其里拉”，以幫助政府“打贏這場經濟戰爭”。但“安慰劑”終究只是安慰劑——儘管迄今大多數土耳其人仍選擇相信他，但其中不少人並不相信他那位總是“測不準”的女婿，且即便相信他的人，對不斷上漲的物價和持續縮水的手中財富，嗟怨之聲也是與日俱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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