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當代中國環境治理的社會學視野——洪大用、陳阿江、包智明等學者對話錄
作者李文珍，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北京 100026）。
一種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是否可能——關於“形而上學”譯名的分析
摘要：“形而上學”是metaphysics的譯名。在中國哲學研究的語境中，圍繞“形而上學”形成了由“格義”和“反向格義”交織而成的複雜而混亂的局面，人們往往不是在metaphysics的含義上使用“形而上學”，而是在“形而上者謂之道”的含義上理解metaphysics，並且試圖構建一種“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西方哲學中的metaphysics以“存在”為對象，其本性為理性主義，並且具有超越性。任何一個學科都是根據其研究對象而成立的，“存在”並不是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僅就“形而上學”是metaphysics的譯名而論，中國哲學沒有“形而上學”這個學科。我們不能因為借用了“形而上者謂之道”翻譯metaphysics，就把metaphysics“創新”為“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
作者張志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評經濟人“理性”——歷史理性的構建及其解釋力
摘要： 新古典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邏輯上是同構的，均指個體尋利的心理動機，都無法解釋人的行為選擇的道德倫理基礎。習俗、慣例、承諾、同情、異化、道德倫理譜系內生於歷史長河中，“濃縮”了人類選擇所依照的、許多不假思索即可方便實施的原則。這些原則不僅外化成了道德律令，更多內化在人的心智結構、情緒、思維過程和潛意識的自發作用機制中，與尋利的“理性”動機一起決定著人的行為，並擴展為“歷史理性”。它在歷史中形成，由歷史檢驗和解釋，合於歷史演進的自然秩序。
作者鄧宏圖，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1）；宋高燕，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天津 300071）。
從質性研究到大數據方法：超越與迴歸
摘要：社會學質性研究方法和量化分析方法分別源於兩種不同傳統，演變為方法論的分離和對立。大數據的興起或許會給解決這種“兩張皮”的現狀帶來機遇。從質性研究方法、傳統量化分析方法到大數據方法，研究工具的變化某種程度上見證了研究對象——社會本體的變遷。大數據研究促使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走向融合，社會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也獲得了交匯的途徑，大數據方法是對既有研究方法的超越，也蘊含著社會學想象力的迴歸。
作者石英，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安 710065）。
物聯網時代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審美分享主義的主體建構
摘要：使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日趨融合的當代物聯網生產方式，宣告西方傳統美學範式的式微和馬克思美學範式的復興。馬克思審美分享主義以生產性自由個性為審美主體的基本特性，以勞動者共享生產資料為這種主體建構、生成的物質基礎。擁有生產資料的小生產者的勞動及其產品具有生產性自由個性和“半藝術性質”，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僱傭工人的勞動及其產品則喪失了自由個性和藝術性。共產主義使精神生產資料（自由時間）從物質生產中游離出來並讓每一個勞動者共享，為具有生產性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的個人”在包括藝術在內的“自由的精神生產”中的生成提供物質基礎——物聯網生產方式使作為勞動者的“創客”重新共享生產資料，為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建共享”主體向“全面發展的個人”漸進生成的進程提供了現實出發點，而習近平“共享發展”理念則為這種考察提供了理論立足點。審美分享主義的建構，一方面有助於美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從美學的角度深入理解習近平“共享發展”理念。
作者劉方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
中國近代女性文學批評芻議
摘要：中國近代女性文學批評，指寫作或出版於1840—1919年間女性所寫的文學批評作品。其內容涉及詩、文、詞、彈詞、小說、戲劇等文學類型或作品；形式包括詩文選本、詩話、詞話、論詩詩、題詞、詩文序跋以及雜見於其他作品中的文學言論等。在文藝學、近代文學、文學批評史等相關學科領域中，近代女性文學批評尚處於缺席狀態。近十數年來，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興起，間接為之提供了部分資料與研究成果。但囿於資料、觀念等原因，近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還十分薄弱，有大量空白需要填充。近代女性文學批評的文獻數量遠超想象，近代實可稱為女性文學批評的自覺時代，其學術價值毋庸置疑。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近代女性文學批評有四個基礎性問題：近代女性文學批評文獻的輯錄與整理；近代女性文學批評的核心命題；代表性作品與作者研究；近代女性文學批評的歷史地位。
作者陳靜，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濟南 250022）；王蓓，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濟南 250022）。
新時期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摘要：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關係史學科領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個，其中三種研究範式和哈佛大學有關，每一個框架和視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變。這四種大敘述或大歷史、或主議題為: 費正清的西方影響/衝擊—中國反應論；柯文的中國中心論和他後來的“離開中國”論或人類中心論；柯偉林的國際化論；最後一種是沒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議題，該分析框架強調中外關係的雙邊以及多國、跨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
作者王棟，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上海 200444）。
新世紀以來魯迅雜文研究之得失
摘要：新世紀以來，魯迅雜文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研究者能在反抗現代知識陷阱的基礎上，發掘魯迅雜文作為一種原生原創性的文學類型的價值和意義，較好地建構了貼合魯迅雜文文本及其生產過程的研究方法。但在建構魯迅雜文的整體性及將魯迅雜文充分“問題化”等方面，研究者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一旦此路走通，魯迅雜文研究將迎來新局面，甚至創新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格局。遺憾的是，有的研究者對於自身研究範式和所採用的知識基礎缺乏必要的反思，故而生產出了一些事與願違的學術產品。
作者李國華，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 200092）。
在具象而個性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歷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
摘要：日常生活史是國內史學界新興的研究領域。這一研究主張回到日常生活的邏輯和場景，在具體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發現歷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開展，不僅可以使歷史書寫更加豐滿而生動，還將有助於更新學術理念，發現歷史別樣的旨趣與議題。以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為例，目前有自覺理論意識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但不斷湧現的優秀成果已經頗有說服力地展示了這一研究的活力和前景。而要取得更好的成績，還有待於廣大研究者特別是青年研究者及時更新學術理念和方法，積極從日常生活理論和相關國際新史學思潮中汲取思想和觀念的資源與養分，真正以“人”為中心，深入挖掘和細緻考察各種史料，唯有如此，才能呈現出別開生面、妙趣橫生而又意味深長的日常生活史。
作者餘新忠，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郝曉麗，山西財經大學教師（太原 030006）。
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
摘要：學界對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認識，由羅友枝等學者奠基於20世紀70年代。他們透過參考近代調查所得識字比例，側重考察科舉制度、教育制度、書籍出版等問題，間接推斷清代的民眾識字率。目前清代民眾識字研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重新定義讀寫能力，尋求測量識字率的新方法。為此，回顧人類學和歐洲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或有裨益。人類學者和歐洲史學者注重從民眾日常生活出發考察讀寫能力，強調非敘事性、非連續性文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基於這種認識，似有必要下調讀寫能力的識字下限，並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民間文獻入手，理解其讀寫能力。歐洲史識字研究中對簽名的系統利用，對清代民眾識字率的測算也有借鑑意義。通過尋求諸如花押等讀寫能力的外在證據，選取民間文獻保存相對系統的社區，開展微觀識字研究，應可對清代民眾識字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動趨勢進行計量分析。
作者劉永華，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廈門 361005）。
德國智庫的運營機制及啟示
摘要：德國智庫已有百餘年曆史，在過去20年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德國智庫在資金來源上大多依賴政府撥款；研究領域方面，專業智庫佔主流，研究內容與德國政府關注焦點一致；分佈上智庫所處地區相對分散；人員構成上規模普遍較小；觀點輸出主要有學術出版、媒體傳播以及直接為決策者提供政策諮詢三大渠道；組織形式上它們大多註冊為協會、基金會或股份有限公司。綜合來看，傳統德國智庫具有學術型和代言型智庫兩類。20世紀70年代始，在美國智庫影響下，新型智庫開始湧現。雖然德國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歷史文化差異很大，但兩國智庫高度相似，在逾一個世紀的發展中，也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鑑的特色。
作者劉瀟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編輯（北京 1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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