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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本本主義》深刻闡釋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內容、方法等，是毛澤東針對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結合自身調查研究經驗而作出的重要論述和總結。今天我們重溫這篇重要著作，學習其中蘊含的調查研究思想與方法，對於新時代指導黨員領導幹部加強調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1930年5月寫作完成《反對本本主義》（原題為《調查工作》）。1961年3月，毛澤東在南三區會議講話中指出：“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後寫出來的，是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一九三O年寫的。”“一番大斗爭”是指當時紅四軍黨內的分歧與鬥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紅四軍黨內教條主義思想逐漸佔據統治地位，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一度比較盛行，致使許多正確的主張無法得到有效執行，黨內團結也受到了極大破壞。隨著中央的九月來信，歷時兩年多的紅四軍黨內分歧和鬥爭基本結束。毛澤東吸取黨內分歧和鬥爭的深刻教訓，準確把握住了教條主義的根源，以調查研究為出發點和基礎，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首先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斬釘截鐵、擲地有聲。這對當時黨內的教條主義者無疑是當頭棒喝，毛澤東認為這樣的棒喝“一點也不野蠻”，而且是必須的。當時黨內“唯書”“唯上”“唯我”的風氣盛行，有的人“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生搬硬套書本上和文件中的語詞。有的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把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當作金科玉律、金牌令箭。有的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辦法’，‘打主意’”，純主觀地“瞎說一頓”。
毛澤東對上述三種形式的教條主義深惡痛絕。在這種教條主義思想的長期束縛下，黨的革命鬥爭勢必要遭受挫折，甚至更糟。於是毛澤東提出：“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裡，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瞭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麼不公道呢？”相反，縱容那些不作調查的人閉著眼睛瞎說，才是真正的不公道。
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發言權的基礎和前提，只有真正在調查研究上下功夫的人才會有發言權。不僅如此，下功夫還要是“真功夫”、“正確的功夫”。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對“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作了補充和發展，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由此可見他對調查研究的重視。“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毛澤東這段話深刻揭示了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之間的辯證關係。首先，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只有深入調查問題的現狀與歷史，才能獲得正確認識，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其次，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的來源，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解決問題只能來源於調查研究，而不是書本上的文字和上級領導機關的命令。解決問題也必定在調查研究之後，而非之前。
最後，解決問題是調查研究的目的。把問題完完全全調查明白，最終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而不是僅僅停留於認知層面。毛澤東對此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所闡述的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辯證關係中蘊含著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智慧，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學習。雖然當時毛澤東並未形成成熟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但其中調查研究是解決“困難問題的‘來源’”，只有調查研究才能認識“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解決問題是調查研究的目的等論述，蘊含著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原理。毋庸置疑，調查研究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實踐，毛澤東雖然當時沒有完整使用“實踐”“認識”這些特定概念，但調查研究作為“實踐”的實質內涵已顯現出來。
“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為什麼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深刻揭示了這種本本主義的巨大危害。“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鬥爭工作”，會產生“空洞的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工作指導”，會產生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甚至會導致革命鬥爭的失敗。這不是危言聳聽，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不打折扣地反對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才能產生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瞭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當時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並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共產國際的委派人員也並不瞭解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點。由此，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中國同志要深入中國實際作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需要的、正確而堅決的鬥爭策略，這是保障中國革命鬥爭勝利的基本遵循。
並且隨著革命鬥爭形式的不斷變化，我們還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不斷調整鬥爭策略，“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雛形，並蘊含著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的萌芽，值得我們深入挖掘、認真學習。
領導幹部“要親身出馬”從事調查工作
毛澤東指出：“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毛澤東在1961年南三區會議上回憶《反對本本主義》，明確表示“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領導幹部從事調查工作大致可分為兩種方法。一種是“走出去”，即親身到群眾中作實地調查。這種調查方法不是“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而是要真正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以明瞭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及相互關係為終極目的。
一種是“請進來”，即請一些明白情況和事理的人召開調研會。毛澤東在文章第七節詳細介紹了這種調查技術與方法，包括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調查會到些什麼人、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身出馬、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兩種調查方法是相輔相成、相互結合進行的，毛澤東在尋烏調查過程中就成功運用了上述調查方法，取得了豐碩成果，為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與規範。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和強調調查研究。2004年，他在富陽市調研講話中指出：“學會搞調查研究非常重要。領導幹部要身入心入，不要蜻蜓點水，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要全面分析情況，見一斑而窺全豹，不要盲人摸象；要輕車簡從，不要虛張聲勢，造成擾民現象。”2011年，他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更加迫切地需要廣大黨員領導幹部加強調查研究，作出正確應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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