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曹文煉，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和發展理事會主席。1986年至1989年，在原國務院物價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參與全國物價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組織協調工作。1989年起，進入國家計委(現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金融司。先後擔任副處長、處長、副司長。2010年12月，被任命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任 。2011年3月-2014年10月，兼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秘書長 。2014年11月起，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在海德堡，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家小路。曹文煉希望明年到這條寧靜的小徑上和先哲們待過的校園走走，他要汲取哲思的靈感。然後，在海邊的租屋住上3個月或者半年，寫上幾篇王陽明與康德的小文，反思經歷過的豐富人生。
42年前，曹文煉沒想到當年和他一起下鄉的哲學書和經濟學書對他未來人生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更沒想到他的幾次職業角色轉換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關。
從學校到機關 親歷改革
16歲那年，曹文煉從福州省城到閩北農村插隊。他帶去了歷史書、哲學書，以及晦澀難懂的《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為了弄懂經濟學書上的理論，1978年他努力考取了廈門大學經濟學系。
大學畢業時，曹文煉的夢想是當一名教書匠，並如願在財政部所屬的江西財經大學執教兩年。“那會兒我的年齡比許多學生都小，只覺得自己知識積累不夠，便選擇考研。”曹文煉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期間，讀到了有關日本高速增長期間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政府制定的1961年-1970年度經濟發展計劃）的書籍。書中介紹戰後日本的知識精英紛紛進入政府體系，被稱為“官廳經濟學家”，並對日本的經濟恢復和長期高速增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曹文煉看來，知識分子進入政府機關將其學識和智慧貢獻給國家，這是實現自己抱負、功成名就的最好途徑。他隨之放棄了出國留學的資格，也放棄了爭取保送博士的機會。1986年，他提前碩士畢業，被分配到國務院物價小組工作（1988年更名為國務院物價委員會）。“當時，我們3個研究生跟著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重要領導一起工作，參與核心政策的制定，3年下來獲益匪淺。”
同年底，他第一次出國，考察日本的物價管理體制。曹文煉還清晰記得，單位發了500元的置裝費，相當於10個月的工資。他在北京紅都西服店定製了一套全毛的西服，又買了長城風衣、薄款化纖西服和兩雙皮鞋。“買齊以後還剩下100多元。西裝質量很好，我穿了20年，前幾年才送給了侄子。”
儘管那時人民幣很“值錢”，但在經濟改革和價格改革中如何控制物價上漲，卻是當時政策制定的主要難題。特別是1988年物價上漲超過兩位數，還發生了較普遍的居民大搶購普通商品。結合對日本物價管理的考察經驗，他開始意識到物價上漲的背後是貨幣控制及匯率、利率等問題。
1988年夏天，物價闖關失敗以後，國家提出控制通貨膨脹、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1989年上半年，國務院物價委員會解散。這也宣告了過去對物價疾風驟雨改革模式的終結。此時對金融產生濃厚興趣的曹文煉，先後聯繫了兩家單位，一是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另一個是國家計委（現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不久後，他收到了後者的入職通知。曹文煉到新單位不久就發表了一篇結合在日本考察和自身思考的總結性文章——《我國通貨膨脹的財政金融政策分析》，首次對我國通貨膨脹做了財政赤字和貨幣超發貢獻度的定量分析，引起單位領導和同事們的廣泛關注。
“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也是迸發生機之時，改革也最容易達成共識。”回想起自己參與和見證的許多重大改革的歷史，曹文煉感慨萬千。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不久後，中國經濟過熱起來，通貨膨脹率再次上升到兩位數。1993年上半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在初步控制局面穩定形勢之後，當年夏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帶領各部門的領導和改革精英匯聚北戴河國務院招待所，全面討論設計財稅、金融、投資、外貿、外匯等配套改革方案。曹文煉參與了當年宏觀調控和改革政策制定的許多重要工作和見證了全過程。在他看來，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較為全面的一次配套改革。
“在北戴河集中的半個多月裡，往往是上午開會討論，下午游泳思考。當時我是國家計委財政金融司金融處副處長（代理處長），隨同國家計委領導和司長上午參加會議，下午自己整理上午開會的內容，整理好材料及時傳送國家計委有關領導和部門研究提出反饋意見，那一年對我各方面的工作鍛鍊成長和經濟學思考影響極大，同時也感受到自己的學識仍然不足。”次年，他在北京大學考上了在職博士研究生。1994年，曹文煉成為國家計委第一位在職博士研究生和機關業務部門最年輕的正處長。
從1994年1月召開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1997年始創的連續四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曹文煉都深度參與其中。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他先後擔任國家計委（發改委）的副處長、處長和副司長，參與和領導在金融財政改革、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產業政策等方面提出的建議和主導制定出臺的政策，大多數都關係到重要的國計民生，幾乎都能得到國務院的肯定或有關部門的採納。
曹文煉進入國家計委以後始終銘記一句箴言。那是他在一位他敬重的領導辦公室看到的老一輩革命家陳雲的手書：“不唯上，不唯書，只為實。”直到現在，這也是他和同事們共勉的座右銘。
在政府機關工作期間，曹文煉的志向是當一名“官廳經濟學家”。“因為經濟學家只研究是什麼，我們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怎麼辦。”曹文煉從不同意別人把自己封為經濟學家，他甚至認為真正的職業官員不可能成為經濟學家，因為經濟學家主要追求理論自圓其說和邏輯體系的完美，需要獨樹一幟才能成“家”，官員則要博採眾長以實用為要，放棄虛名甚至敢冒罵名。
“不知怎麼幹？動腦筋玩命幹！”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了大地震。
時任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副司長的曹文煉正在新浪北京總部70多層的高樓上接受實時視頻直播採訪，當時他感覺到猛地一陣大樓搖晃，又聽到門外傳來疾步奔跑和騷動之聲。採訪結束後，他才知道汶川發生了8.0級地震。
曹文煉回憶，“大約一週後，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找到我，傳達黨組讓我牽頭擔任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規劃辦籌資組組長。我需要從委裡有關司局和財政部、一行三會借調人手組建聯合辦公室，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用3個月測算出災後損失金額、重建需要多少資金，以及錢從哪裡籌集。記得穆主任當時對我說，‘選擇你是考慮這是一項完全創新的工作，需要知識面廣、經驗豐富又頭腦靈活的幹部來牽頭。’”
“但當時真不知道該怎麼幹？只有動腦筋玩命地幹。這是我在發改委最緊張的一段工作經歷，工作涉及面廣、協調的部門多，又沒有專門經費，人員也是臨時抽調的，日常工作也還要兼顧，領導開會討論也大多是利用晚上時間，記得有幾次時任發改委主任張平親自主持聽取彙報都到12點後的深夜。”曹文煉多次到災區踩點，去農村考察，測算從一塊磚到蓋一座小房子，需要多少錢。最終他們測算的總金額是9400億元⋯⋯“後來我參加了彙報會議，說到測算金額後，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提出為了振奮民心，當即拍板確定1萬億元為災後重建金額。”
“在關鍵時期，書到用時方恨少，如何解決擺在眼前的難題，需要研究制度和政策創新，比如運用橫向轉移支付原理實施對口支援，東部每個省市包一個重災區市縣，以及設立災後重建的基金和發行專項債券等。”曹文煉說。
汶川災後重建是一個偉大工程，在後來國家出版的記錄這次災後重建的大型文獻叢書中，曹文煉和災後重建辦的各位負責人都記錄在冊，但更多的人是默默的奉獻者。
“在機關光依靠智力，沒有好身體是很難進步的。我從1994年開始當了11年金融處正處長，體力和腦力都嚴重透支。特別是整個90年代，一家三口人都一直住在小一居室，晚上孩子睡著了，我就到客廳爬格子、寫材料，或準備博士論文。那時造成頸椎、腰椎統統嚴重勞損，時常要靠吃止痛藥上班⋯⋯”1995年醫生勸他做手術治療，但是他聽從了一位老同學的忠告，從此堅持爬山、游泳等體育鍛煉，10年以後頸椎病不治自愈。曹文煉也深感在事業和健康上尋求平衡頗為不易。
創新打造智庫集群
大約從2006年開始，為了推動股權投資基金行業的更好發展，曹文煉通過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先後支持北京大學創辦了“PE培訓班”、清華大學成立了“私募股權與創業投資研究所”，也一度有放棄仕途迴歸高校從教的想法。
2008年底，曹文煉在“5·12汶川大地震”慈善拍賣晚宴上，結識了愛心火炬基金的創始人成卓女士。至此他的人生也有了新的開始。
“2009年春天與成卓結婚後，我曾經向岳父請教我今後的事業選擇。他並沒有告訴我支持哪種選擇，而是睿智地以自己退休後仍然充實繁忙為例，囑咐我在職也不要放棄學術研究，一個人的職務和權力都是暫時的，只有思想的影響力才可以長久。這堅定了我離開機關到智庫工作的決心。”曹文煉在《追憶岳父成思危先生》一文中這樣解釋他創辦智庫的原因。
到底如何做智庫？起初曹文煉心裡也沒底。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以下簡稱“國閤中心”）原來只是體改委（後改為體改辦）下屬的外事服務機構。併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2011年初曹文煉到任時，國閤中心與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分別被稱為“小中心”和“大中心”。“小中心”有40多人，多是國家體改委做外事服務和機關後勤工作人員，基本不具備智庫研究能力，當時學歷最高的只有一位博士。
3個月後，曹文煉把大家帶到發改委在北戴河的培訓中心，討論如何建智庫，並確定了3年後從外事服務機構轉變為以諮詢研究為主的智庫的目標。“我們做了兩件事，一是創平臺吸引人才，依據體改委的血脈先後承續創辦了莫干山、巴山輪兩個著名論壇，大力弘揚改革開放的旗幟。二是‘打響’課題，我們在2012年的博鰲論壇首次發佈了《中國區域對外開放指數研究報告》。另一方面，我們幫助地方政府做規劃，足跡幾乎踏遍全國各省（區市）地市縣，奠定了國閤中心的財政基礎。不到3年，智庫就聲名鵲起了。”
2012 年9 月，曹文煉（左一）與成思危先生在莫干山。
3年後，恰逢“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和發改委工作需要，“小中心”離開了“大中心”，成為了發改委直屬智庫。曹文煉順勢提出第二次轉型目標，從開展國內規劃為主的智庫迴歸到以國際合作為主，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產能合作的規劃和研究工作。2017年，國閤中心先後又創辦了中國區域50人論壇和絲路產業與金融國際聯盟等國內重要的專業高端交流平臺。
曹文煉在任7年的時間，國閤中心從40多人的“小中心”，壯大成為一個以國閤中心為主軸、下設10餘個研究院所和20餘個實體關聯機構的智庫集群。許多業內人士認為，曹文煉在體制內已經將智庫做到了極限。曹文煉深知，中國諮詢業雖然已經發展了30多年，但是目前還沒有像德勤、波士頓、麥肯錫等這樣的全球諮詢集團。同時，中國也需要像日本海外協力基金會、韓國大韓貿易公社這類行動型智庫為政府和企業“走出去”提供高效、高質量的服務。因此，他組織國閤中心團隊成員認真謀劃未來，希望再用3年至5年，分離市場業務和政策性業務，打造一個有機結合的“1+1”大型智庫加諮詢集團，實現國閤中心的第三次戰略轉型。為此，他急流勇退，並在2017年5月14日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後，正式向發改委主要領導提出辭去行政職務的請求，迴歸科研擔任國閤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和發展理事會主席，推動市場化諮詢集團的組建及與國閤中心的互動，開啟人生新的事業篇章。
2014 年，曹文煉（中）率團訪問津巴布韋。
人生總要經歷顛簸和勇於付出，才能遇見最美的風景。“人最可貴的財富和生命的光輝，是窮極你的智力、體力和毅力共同創造的。”回首往昔，曹文煉覺得這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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