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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有點難熬。疫苗、Metoo之類的事件，讓我們意識到原來突如其來的危險並不遙遠。
最近很多人又發現，更慢性但卻更致命的打擊，已經真實地彌散性地落到了自己頭上。
有媒體報道，一名北大畢業生看中了海淀路社區一套三居室中的一間臥室，原本月租3000元，但幾天後，他接到中介通知，聲稱房東漲到了4500元。
如果你問問北京和深圳的朋友，就會知道，這樣的故事並非個案，而是普遍現實。今年7月，一線城市中的深圳、北京、上海三地，住房租金環比（和上個月相比）漲幅分別為3.1%、2.4%、2.1%。
如果環比不夠明顯的話，同比（和去年7月相比）數據更一目瞭然。深圳、北京、上海三地7月房租同比漲幅分別達到了：23.89%、21.89%、15.71%。這還是平均數字，部分地區的房租漲幅會更加扎眼。
疫苗還有進口的。可一旦租不起房，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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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波房租猛漲背後的推手是誰？
有人說是資本。
8月初，一篇名叫《資本盯上租房，要吸乾年輕人的血吧》的帖子傳遍網絡。
作者說，自己天通苑120平米的三居室要出租，心理價位是月租7500元，結果鏈家自如和蛋殼公寓這兩家長租公寓的運營商爭搶抬價，最終蛋殼給出了每月10800元，付11個月的條件。一來一去，價格上漲了44%。這還不算要從租客頭上賺的錢。
一時間，輿論的矛頭都指向了“黑中介”“黑運營”，批評他們爭搶房源，哄抬租金。
到了8月17日，時任我愛我家副總裁胡景暉在一場電話會議上說了這樣的話：
以自如、蛋殼公寓為代表的長租公寓運營商，為了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正常價格的20%到40%在爭搶房源，人為抬高收房價格，而且這些長租公寓重裝修、N+1出租模式加劇了租房價格上漲，長租公寓企業一味滿足資本市場的胃口，現在發展嚴重跑偏了。
這番言論在網上迅速發酵。當天，我愛我家發佈公告，稱胡景暉個人言論不代表公司觀點。蛋殼方面的高管也表示，對於抹黑造謠擾亂市場的行為，會拿起法律武器。
8月18日，胡景暉“被離職”。
輿情洶湧，胡景暉成了良心與英雄的化身，長租公寓運營商則淪為萬人痛罵的對象，“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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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天性是逐利。
長租公寓作為一種主要面向年輕人的新型租房形態，是指運營商從房東手上租下房子，裝修改造之後再以單間形式租出。一般而言，長租公寓面向的是對生活品質有所要求，但又沒條件買房的白領。因為這種模式，長租公寓在資本市場上備受關注，幾乎每家聽說過的運營商，都有投資方的支持。
但因為形態新，監管尚未完全落實，長租公寓的確也被爆出過趕工期甲醛超標，租戶要求退租遭拒絕等新聞。
作為一個一心盈利的“二房東”，交給大房東的錢，當然要儘可能快又儘可能多地從租戶手上賺回來。於是，趕工期，使用不合規產品，甚至利用融到的錢來哄搶房源，只要有租戶接盤，砸死的就不是自己。
在這個意義上，長租公寓運營商絕不無辜。
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胡景暉發言後，北京住建委約談了10家體量較大的長租公寓運營商。座談結束後，參會企業承諾不漲租金，並且拿出手中的12萬套存量房源投向市場。
12萬套！
之前長租公寓運營商還表示過，房租的猛漲是市場供應不足導致的。言下之意，這是市場自由調節的結果。約談之後，大家才知道，原來運營商壓根不是自己號稱的那種兩手一攤毫無辦法的“弱雞”，他們完全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調動十幾萬套房源。
有利可圖，就打著自由市場的旗號隔岸觀火，甚至落井下石。走到今天這一步，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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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聲“活該”，是道義層面的。道義並不能改變資本逐利的天性，也不會覆蓋事情發展的全貌。
假如長租公寓運營能得到有效的監管，出臺明確且可以實施的標準，房租上漲的腳步就能停下嗎？
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
哪怕有行政力量的干預，市場依然有難以撼動的自身邏輯：供求關係不改變，價格的企穩甚至下跌無疑是痴人說夢。
以北京為例，拆違減少的房源數量大於租房市場的增量，需求沒降低，供給減少了，價格自然要往上走。而像供求關係依然如故，長租公寓哄抬房價，帶來的最直觀的影響就是：房東對租金的預期持續走高。
對租房者來說，沒房子我住哪兒，這個城市我待不下去了。而對房東來說，有的是人要租，你愛租不租。在這種情形下，指望房租下跌，天方夜譚。
我是自由市場的信徒，但我不極端，不認為行政干預就是洪水猛獸。
自由市場的極端擁護者提到這一波房租上漲，通常有一個核心觀點，覺得這是市場的自由選擇。他們還會提到一個概念叫租售比，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月租金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房價之間的比值。國際標準通常在1：200到1：300之間，而中國一線城市的比例遠低於這一標準。因此，租金的上漲是勢所必然。
我很好奇，這些言必稱概念動輒拿算術說事兒的“理中客”，有沒有想過一個最簡單問題：比例數值的變化，除了分子變大，也可能是分母變小。在房租上漲之前，怎麼不先問問房價高得是否合理？至於房價為什麼不合理，不能多說，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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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有一個刻板印象：窮人才租房，事業和人生剛起步才會北漂滬漂。中產早就買房安居了，誰還租房漂著。
但在今天，想要靠自己在一線城市買房安居，不說絕無可能，至少是少數人才擁有的奢侈。面對一套動輒成百上千萬的房子，哪怕是年入50萬不吃不喝，也得耗費十幾二十年的奮鬥。
所以，中產租房，幾乎是鐵定的。
我問過身邊一些滬漂北漂的朋友，關於他們的租房經歷。他們告訴我，如果你從大學畢業之後就在大城市租房，就會理解什麼叫主臥次臥，什麼叫隔斷地下室，什麼是押一付一什麼是押一付三。
早上搶廁所，晚上爭廚房，為了不同的生活習慣而生悶氣或者發火，遇到室友帶朋友和情侶來有多不方便。白天在光鮮亮麗的頂級寫字樓，覺得自己人模人樣，下了班壓根就不想回到那間老房子窄小逼仄到幾乎只容得下一張床的空間裡，更不會把那個地方叫做“家”。
你說我這些朋友，唸的是985院校，進的是500強企業，絕對談不上不優秀。但一線城市的生活，從早到晚年中午休地提醒他們：你們是窮人，你們很辛苦，你們只有中產的身份認同，卻沒有中產的生活品質。
按照國際約定俗成的寬鬆標準，日均收入10美元以上就算是中產。也有一條標準是年收入11500美元。如果以此為據，有媒體估算中國的中產人數已經達到了2億2千5百萬。
但這種量級的中產，無非是一頂虛幻的帽子，只有攬鏡自照的時候才有輕微的安慰。一旦要回歸現實，走出家門，年入10萬和年入50萬，同樣要在日漸難以承受的租金面前，感受到人生的寒意。
再仔細想想，中產尚且如此，底層又如何自處？
有人說，這一波房租暴漲，是中產在揹負壓力。
我更悲觀。我看到的是，在日益高企的房價房租和並無起色的經濟大勢面前，所謂中產，不過是在經歷另一種無望的窮困。
擦掉中產的自我暗示和幻彩泡沫，我們還不都是被摺疊的北上廣深裡，步履艱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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