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各國面臨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挑戰，對於大量發展融資的需求催生了新的發展融資思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政策規定需要重新審視。唯有“反思傳統的發展融資”，新的融資資源才有可能被髮掘利用。
在資助實體部門的增長或結構轉型上，我們認為“耐心資本”或超長期資本至關重要。發展中國家需要吸引的是“耐心資本”，而不是那些“移動資本”或“熱錢，快錢”。因此，中國對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謹慎態度是有道理的。我們認為，現在正是推動各國建立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多邊開發銀行和基金的時機，因為它們是“耐心資本”的重要來源和渠道。
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以及其他工業產能發展基金的成立，世界各國對開發銀行和基金的角色越來越感興趣，因此，本文進一步將“耐心資本”的概念與開發銀行和基金掛鉤，並提出建立新的多邊發展銀行和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基金。
中國正在利用自己
在“耐心資本”上的比較優勢
我們在《重新審視發展融資及開發銀行：耐心資本作為比較優勢》（《中國金融學》總18期，2018年4月）中提出的耐心資本，取決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長期導向”特徵，以及銀行及金融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情況。
我們從廣義上定義“耐心資本”即投資在一種“關係”上的超長期資本。在這個關係中，投資者自願向接受國/ 發展夥伴注入資本（含股權和十年以上債權），樂意看見它們在未來不斷成長併為雙方帶來不小的回報，實現雙贏。“耐心資本”的持有者通常有較好的能力與發展夥伴一起分擔風險。
在所有“中國價值調查”中，中國憑藉“長期導向指數”始終排在前五（Hofstede 2010）。很多東亞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在長期導向指數中的排名也很靠前。與收入水平類似的國家相比，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因此建設得比較完善。
我們認為，“長期導向”是一種基於農耕社會儒家文化的稟賦，通常引至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耐心資本”是基於長期導向文化稟賦而產生的一種潛在的比較優勢，並可能在某些條件下轉化為顯性的比較優勢。
過去二十多年來，通過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德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已成為在亞洲和非洲與發展中國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楷模。中國正在學習和努力追趕。
我們認為，中國已開始使用自己的“耐心資本”比較優勢，通過投資於消除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來實現雙贏。作為一個後來者，中國直到最近才將自己的“耐心資本”潛在比較優勢轉化為顯性比較優勢，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向世界，中國潛力很大。
現在正是推動建立
更多開發銀行和基金的時機
近30 年來，發展中國家開發銀行的作用一直被忽視，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帶來的壓力。
由於國內問題以及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金融組織帶來的國際壓力，許多國家開發銀行被私有化或清算。根據美洲開發銀行的估計，1987 年至2003年，250 多個開發銀行被私有化，其他許多開發銀行也進行了重組和清算（Olloqui，2013）。
我們認為，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是調動和利用“耐心資本”的重要機構，在結構轉型中起著重要作用。開發銀行可以調動政府以及私營部門和公眾的儲蓄，並將其用於長期貸款/融資項目。現存開發銀行中大部分提供的貸款是長期貸款（90%）。這些現存的開發銀行是“耐心資本”的動員者、管理者和中轉者，並將其引入長期基礎設施和轉型項目中。
令人驚訝的是，有13%的開發銀行提供貸款期限超過20 年的貸款，而大多數的開發銀行最長的貸款期限不到20年。“耐心資本”增加的證據還有日益增長的主權財富基金（SWFs），以及在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等國建立的政府扶持的“戰略投資基金”（SIFs）（Halland 等，2016）。多邊戰略投資基金的數量也在增加，包括那些為基礎設施建設成立的多邊戰略投資基金（MSIFs）。
世界銀行最近利用國際開發協會的資金建立了一個新的私營部門窗口，由國際金融公司（IFC）實施。實質上是運用各國政府提供的官方援助資金（ODA）撬動私營部門資金（以股權形式）支持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的發展（援助與投資相結合，類似中非發展基金式的發展合作方式）。
在目前情況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需要更多的開發銀行/發展基金。湊巧的是，王燕提出成立粵港澳多邊開發銀行，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資金，以克服“一國兩制”和三地不同的金融法規所帶來的問題。林毅夫提出發達國家應建立綠色基金 ，激勵發展中國家採用綠色技術以應對氣候變化。這兩個不謀而合的建議都是基於一種迫切需求，那就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資本”為發展中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
在我們看來，沒有發展融資機構（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的增加，就不可能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調動更多的長期融資。隨著中國的國民收入和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發展融資的數量將會大幅上升，這從中國最近在中非合作論壇、第21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所做的承諾中可以看出來。
中國將逐漸承擔更多責任，探索其在全球事務中的新角色。其官方發展援助（ODA）佔國民總收入（GNI）的份額有可能從目前的0.1% 增長到0.3%。這意味著官方援助的大幅增長——當然還取決於官方發展援助（ODA）或其他官方流動（OOF）或發展融資（DF）的定義。
但是，增長的速度取決於開發機構和全球治理。中國試圖建立適當的平臺為全球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其中包括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多邊機構，如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中非合作論壇、非洲發展基金。現在又建立了多個地區性的產能合作基金和銀聯體。未來需要各國建立更多的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來增強競爭提升效率。
超越“狹窄框架”、綠包和其他項目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薩勒（Richard H.Thaler）在其所著的《“錯誤”的行為》一書中說，經濟學家和從業者需要克服“狹窄框架”問題：例如狹窄框架讓一位CEO沒能獲得他想要的23 個項目，只獲得了3個。當公司把23個項目看作一個投資組合時，很顯然，公司會發現這一投資組合極具吸引力，但是當公司狹隘地一個一個地考慮單個投資項目時，管理者便不願承擔風險。最後的結局是公司承擔的風險過少。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把投資集中到一個資金池中，在這個資金池中投資項目可以被視為一個投資組合。我們認為世界銀行正被“狹義框架”所困擾，其承擔的風險過少。
超越“狹窄框架”是海外投資成功的關鍵，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從國家開發銀行的蕪湖項目開始，用聰明的方式打包基礎設施項目發展其產能。在蕪湖項目中，國家開發銀行將蕪湖地區六個貸款項目（有綠色和非綠色，盈利和非盈利項目）結合起來，促進了該地區的整體可持續發展。
這說明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項目可以被合併成一個不同基礎設施與工業園區項目集群的組合，從而使其具有經濟盈利性和財務可行性。這隻有在開發或投資銀行有長期導向和“耐心資本”，且尋求與客戶或合作伙伴建立風雨同舟的長期關係，旨在實現與客戶或合作伙伴共贏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
基於“授人予漁”幫助長期發展和實現雙贏的相似想法，中國已經與非洲國家開展了一系列“以資源換基礎設施”（RFI）項目。RFI 模式的定義是什麼？簡而言之，“RFI 模式是一種融資模式，東道國政府承諾通過資源開發項目的未來收入來償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
該模式的關鍵優勢在於，如果政府不得不等待資源項目產生收入，那麼在這種RFI 模式下東道國政府可以提前多年獲得基礎設施。這種新的融資模式與其他融資模式在某些方面相似，運用這種模式也會像其他模型一樣產生問題，無論是用於資源開發項目還是用於基礎設施項目”（Halland 等，2014，第13頁）。
Halland 等（2014）突出了“以資源換基礎設施”模式最重要的優勢，也就是說，這種模式“能夠為東道國及其公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比任何其他模式所能達到的水平都要更早”。
基於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我們進一步通過強調RFI概念的“結構”方面，特別是關注這種有利於借款人的“無追索權”或“有限追索權”貸款的特徵，討論了這種RFI 方法的優點：RFI 能降低交易成本，減少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鼓勵空間集中/ 集聚，有利於實現結構轉型；以及缺點：RFI 存在與政治經濟相關的風險和透明度問題。
我們明確指出：“對過去的RFI 項目的透明度問題確實有合理的關注。我們強烈支持採掘業透明度倡議（EITI）中關於道德、政治以及風險管理原則……我們認為，任何在暗箱中談判的‘交易’——若沒有一般公眾的支持，如果政府發生變化，可能會被撤銷或重新談判。”應該牢記歷史教訓。
事後看來，我們認為這些RFI一攬子計劃實際上是將公共或半公共基礎設施打包起來，讓它們對持有“耐心資本”的長期私人或公共投資者具有吸引力的一個聰明的辦法，這些投資者希望項目在長期（10 年或更長時間）內有一個不錯的回報率。
打包公共基礎設施和私營服務的能力是海外合作成功的關鍵制度因素之一。“無追索權”或“有限追索權”的RFI 一攬子計劃具有對借款人有利的特點：相比於全追索擔保貸款，貸款人承擔了更高的風險。貸款人在RFI 貸款中提供的這種獨特的“保險”服務需要得到國際發展經濟學界的充分認可並反映到定價中去，否則他們將不願再提供這種服務。那麼應該因為這項保險服務而收取高額的費用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結語
目前，大量的“耐心資本”已經被用來為中國國內的項目提供資金。隨著中國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越來越多的“耐心資本”將隨著更多的企業和銀行“走出去”而被出口到國外。“耐心資本”往往伴隨著技術、管理技能和實施能力，其出口將對全球連通性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用國外淨資產（NFA）作為一個不完善的衡量標準，中國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淨債權人，這些海外淨資產的一部分其實就是“耐心資本”。它們適用於基礎設施、製造業和創造就業機會。
國際發展是一個雙向學習的過程。中國需要像過去一樣，通過聆聽南北方、東西方合作伙伴的要求，並與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進行互動，來不斷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發展夥伴。中國在提供有關國際發展融資和活動的精準數據方面需要更加開放和透明。對外投資之前必須考慮到該國的政治經濟動態，做好經濟可行性研究和社會環境評估。
另外，既有的多邊發展機構也可以借鑑中國的經驗：它們需要超越援助，把援助、貿易和投資結合起來，需要支持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也需要超越那種導致承擔風險過少的“狹窄框架”。
近些年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新的多邊或地區性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以及其他基礎設施或產能合作基金或綠色基金的出現令人鼓舞，因為它們是“耐心資本”的供應者，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正能量和動力。
在多極世界，擁有多極發展機構和不同的多邊開發銀行和發展基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最近關注的新多邊主義對全球經濟有利。我們謹慎樂觀地認為，南北雙方的合作伙伴可以找到利益共同點，並共同致力於尋找實現可持續發展和世界和平的“雙贏”解決方案。
（林毅夫為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王燕為世界銀行前資深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喬治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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