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北京大學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論壇召開，世界銀行原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作主旨發言。 澎湃新聞記者 廖瑾 實習生 王至月 圖
“大家（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經濟體）都有發展的願望，國際多邊、雙邊等機構也提供很多援助，但是現在回頭看，為什麼效果卻不盡人意？”11月16日，在北京大學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論壇上，世界銀行原副行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院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表示，二戰後，發達國家通過國際組織、援助機構以及民間機構為國際發展貢獻了近約4.7億萬美元的資金，然而絕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還停留在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階段。
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林毅夫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最終發現，主要歸結於發展思路。他認為，當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應該在國際治理中尋求更大的代表權和發言權，培養真正懂得怎麼樣讓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的人才，讓這些人才到國際機構工作，引領發展機構的發展思潮改變。
林毅夫表示，現在發展思路由發達國家主導，“基本上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看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發展中國家做不好”，“從發達國家自己來看，什麼東西重要，就認為這些東西在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要”。
但他研究發現，真正從低收入走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成功案例中，所採取的措施恰恰相反——這些經濟體總是從自己有什麼出發，根據自己有什麼東西，能做好的東西，將其做大做強。
回顧早期對發展中經濟體援助的內容，林毅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國際發展機構認為，發展中經濟體要趕上發達國家收入水平就應該有先進的製造業。所以當時有一些援助項目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鋼鐵廠、汽車廠等。
“但實際上大部分這樣的產業起來以後，都沒有競爭力，帶來就業、經濟發展停滯等問題。”林毅夫說。
到了上世紀80年代，由於發展中國家發展欠佳，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因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或雙邊機構主要援助模式是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
“可是按照當時主流的國際發展思路採取措施的國家，他們普遍出現的問題是經濟停滯不進，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林毅夫說。
他稱，在此情況下國際援助進一步發生變化，建立現代化的制度，變成人道主義的援助。
“比如，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健康教育項目或是人權項目，又比如強調發展中國家男女要平等。”林毅夫在論壇上說，實際結果是這些項目並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
基於此，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的看法是，要消除貧困，那麼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那麼技術需要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制度不斷改革，這種結構變遷是經濟發展的本質。如果發展援助是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結構變遷過程中瓶頸限制的，效果會非常好。”林毅夫講到，目前發展中國家普遍瓶頸是基礎設施很差。
“中國有一個思想，要致富，先修路，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在國際馬上風起雲湧，得到很多的支持。”林毅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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