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歷來以忠君正直著稱，為什麼要拿皇家的人———自己表忠心的對象———開刀？這要從包拯的為人說起。雖然知人論世，本非文學解讀所需承擔的“歷史任務”，但任何一種“文學想象”都不可能是空穴來風，自有其歷史遺痕與現實原型。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間，《包拯墓誌》記載他“始以孝聞於州閭”，“以親老待養，十年亡宦”，“孝”名聞天下，加之做官剛正不阿，很少有笑容，人形容“笑比黃河清”，故諡號“孝肅”。歐陽修稱讚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於朝廷”，中國人向來尊敬忠臣、孝子和清官，而包公一人就具備了這三種優良品質。學者徐忠明在《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一書中提出關於包公的三種敘事:歷史敘事、自我敘事和文學敘事。在歷史敘事中，包公是維護王道政治的“勁正之臣”。
包公的自我敘事則是通過奏議諫稿體現出來的竭忠於君、施愛於民的為官之道，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標是“仰合天道，俯順人情”。在文學敘事中，他是關公一樣的象徵性人物，寄託著草根社會的愛憎。文學中公案加俠義的敘述模式更體現了一種民間情懷，包公代表的是官方權力，而俠則代表著體制外的一種力量，這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在官場黑暗的年代無疑是一劑猛藥，這也可以理解為邊緣權力向正統權力靠攏，忠君作為一種儒學倫理，貫穿朝野。但從“清官情結”這一文化心理來考量， 作為知識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越說明民間對公共權力特別是司法權力的失望，才將希望寄託於想象中的包青天。不管怎麼說，包公的斷案與行事，都不可能遊離於他的忠君思想與政治理想。
包公鍘美是為了樹立女性道德標兵，勸民風向善，使天下海晏河清。秦香蓮身世之苦，令人油然而生憐憫之心，而秦香蓮品德之賢，更是可以做世人的楷模。從人之常情來看，肯定關注前者，人皆有惻隱之心，若從政治眼光來看，必定側重於後者，這是一個值得推廣的先進典型。秦香蓮品格的核心因素是孝和賢，即柔順，她為這樣的做人準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情感。
她所代表的孝婦賢妻，包蘊了三個層面的社會內涵:(一)自覺服從倫理道德要求，做到孝和賢。(二)主觀上無自我，具有忍辱負重的獻身精神。(三)客觀上維護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秩序，穩定夫為妻綱的家庭關係。秦香蓮身上突出的利他精神，是對一切女性優秀品質的總概括，她是靠“犧牲獨立性來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雖然從女權主義角度來衡量，她屬於主體意識不強，獨立人格匱乏，柔弱有餘，堅強不足，但在一個男權世界裡，自覺以男性為中心，維護既有秩序，這是國家安定團結的重要心理基礎。懲惡揚善，教天下百姓死心塌地地信賴社會的倫理準則，包公必須扶弱鋤強，鍘掉陳世美，牢固樹立孝婦賢妻的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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