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朝末年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力挽狂瀾於既倒，成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畢生勤於政事，清正廉潔，秉承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把“齊家”擺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以“尚廉、尚謙、尚勞”為核心的良好家風，使之世代子孫從中受益。在他一生的實踐中，在他留下的家書、日記、奏摺以及詩文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無論修身還是治家，曾都堪稱楷模。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事業。他秉持的一些理念，對於今天廣大黨員領導幹部仍然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就曾國藩的修身與治家這個話題，本刊特約記者專題採訪了著名作家、學者唐浩明。本期刊發的是唐浩明談曾國藩的修身部分。
記者：曾國藩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最後一個集傳統文化於一身的典型人物，有人評價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從廉政建設的角度來看，曾國藩留下的精神遺產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唐浩明：經常有人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這是對曾國藩比較深刻的認識。曾國藩留下的精神遺產具體是什麼？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價值。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價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無論做人與做事，還是從政與治家，他都有一套規範。
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政是從政的主要內容，廉政是對從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國藩曾經對他四個方面的屬下，即州縣官員、軍隊將官、委員、紳士，各自提出過四點要求，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要廉潔。可見廉潔在曾國藩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論做什麼，你在辦公事的時候，一定要廉潔，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你必須要這樣，然後你才具備辦公事的資格。
從曾國藩個人來說，他在這方面的行為更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學習。體現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強烈的廉政意識。曾國藩在辦團練之初，他有一封公開信，表明他的態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兩句話六個字，一是不愛錢，二是不怕死，這也是後來湘軍的立足之本。他昭告天下：所有來和我一起辦湘軍的人，都要不愛錢不怕死，隨時準備獻身。他有個很有名的八本堂，給家族立了八個方面的規矩，“讀古書以訓古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做官的基本原則就是不要錢。作為政府的高級官員，他有著非常強烈的廉潔意識，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記者：曾國藩的廉潔內容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
唐浩明：曾國藩的廉潔，簡單地說，體現在：不貪，不賄，不私。
首先是不貪汙。當年從曾國藩手裡經過的銀子千千萬，而且絕大部分的銀子都是自籌來的，不是國家的公款。一些帶兵的將領曾經借這個機會渾水摸魚，發“國難財”。湘軍當時也有許多個山頭，可以自己徵糧徵餉，不是國家財政資金，一些人就借這個機會發財，這個也很容易理解，帶兵的貪汙軍餉，這是亂世的常態。但曾國藩臨死前留下的財產不足兩萬兩銀子，這僅僅只相當於他這一級官員一年的養廉銀，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年終獎。這是相當清廉的，而同時代的李鴻章則富甲天下。
其次是不賄。有些官員不一定貪，但做到不受賄很難。賄賂可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和形式而存在，可以用各種巧妙的方式甚至不留痕跡。曾國藩權力很大，不像一般的巡撫總督，何況他自己手裡還掌握著一支幾十萬人的軍隊。作為這樣一級的官員，有很多人想盡辦法向他行賄。就在他擔任兩江總督後不久，有一個縣令來晉見，給他帶來了一件看似平常實則異常珍貴的見面禮——王羲之書法的唐代摹刻帖。它是宋代淳化閣帖的祖本，異常珍貴，價值連城。這個縣令把它送給曾國藩。曾國藩是個書法大家，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寫字，這個縣令很巧妙，拿這個東西來賄賂曾國藩。曾國藩愛不釋手，他在日記中說，“餘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為眼福了。”這是雅賄，不露痕跡，可以說是文人之間的交往。但曾國藩審玩片刻，然後把字帖原封不動退還給縣令，而且在當天的日記上寫下八個字：“世間尤物，不敢妄取。”這個“敢”字，說明他不是不想，而是對規則的敬畏。自己身為兩江總督，掌管東南半壁江山，即使是最好的東西我也不能用不正當的方式來獲得，一個“妄”字，體現了他尊重道義、遵守規則。
第三就是不假公濟私。當年曾國藩擁有那麼大的權力，掌握著很多的公共資源，假公濟私有許多便利條件，但是他沒有。家鄉鄉親多次找到他，要他為家鄉辦點事情，比如架橋修路。這並不需要他私人掏腰包，軍費裡面撥個幾十萬兩銀子即可。說起來還是造福一方，做的也是“公益事業”。但他說這種事情也不能做，這也是藉助自己的權力，動用國家的資源謀取某個小團體的利益，這也是假公濟私的行為。
記者：曾國藩作為一個位高權重的朝廷官員，是什麼精神力量讓他能夠抵抗各種誘惑，做到獨善其身的？他是如何做好自我修煉、抓好自我監督的？
唐浩明：他有這種強烈的意識，能夠把住各個關口，靠什麼？就是靠自律。
他處在這樣的高位，很少有人能夠管他，但他自己對自己提出了嚴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中國儒家學說中提倡“君子要慎獨”。什麼是君子？就是在社會中擁有權力擁有地位，在社會上能夠起表率作用的社會精英。慎獨就是在沒有監督沒有約束的情況下也不亂來。最高的慎獨就是腦子裡根本不存在不好的想法，沒有監督沒有約束的時候也要很謹慎自己的言行。
對一個從政的人來說，怎麼才能保證廉潔，曾國藩在這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索，也是他一輩子自己踐行的準則。這就是簡樸。廉潔靠什麼來支撐，首先就是簡樸。你不去追求那種奢華的生活，腦子裡沒有這樣的慾望，很簡樸地過日子，就不需要貪汙受賄。曾國藩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輩子保守簡樸的本色。
當時別人對他的評價，就是一個清寒的書生，窮書生。曾國藩身邊有個貼身的私人秘書，叫趙烈文，他留下一部日記叫做《能靜居日記》，這部日記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記載有他給曾國藩當幕僚的日子，裡面有很多涉及曾國藩私人生活的記載。尤其記載了他生活上過人的簡樸。有篇日記裡記載，曾國藩的臥室裡很簡單，就是一張桌子幾條凳子，都是白木的，裝衣服、裝書籍的就是幾個篾箱子，都是從湖南鄉下帶過去的，床上蚊帳發黃發黑，被子就是農家的白底藍花土布印花被，床上放的一件背心又小又舊，上面打了七八個補丁。趙感嘆，這般行頭，一般的讀書人都不用了，他居然比普通讀書人都顯得清寒。他吃飯一葷兩素一湯，沒有酒，來了客人，酒也要上街零沽。曾說，並不是沒有人來送過，有官員和老闆都來送過，但他一概拒絕了。趙感嘆，大清兩百年，不可無此總督。趙的意思是：大清兩百年，唯有如此一個簡樸的總督。要知道，曾國藩當時幾乎管著半個中國。
他當時對官紳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廉潔。一個官員，一個擁有公共資源的人，如何保證為政的廉潔，關鍵一點就是要過簡樸的生活。如果追求奢華，追求過分的享受，比如現在那些貪汙受賄的官員，十有九個在養情人、包二奶。追求奢華，你就必然腐化。
記者：曾國藩的自我約束，經歷了波折沒有？他是怎樣達到這種崇高境界的？
唐浩明：曾國藩其實經歷了一個非常嚴格的修煉過程。
從他進入北京的第二年開始，到他走馬上任禮部右侍郎，前後大概八九年時間，主要在翰林院，其間沒有很繁重的政務，他就努力讀書做學問，探討宇宙人生。他琢磨人世間的事務，琢磨得很通透。他一心向聖賢學習，以聖賢作為榜樣，他曾經寫下一副對聯，“不為聖賢即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在善惡之間沒有中間地帶，這是對自己提出的很高的也是很苛刻的要求。為什麼這樣？他就是希望取法上上，一輩子以聖賢為榜樣。他在30多歲就把自己排在這個位置，而且後來隨著地位的提高，更讓他立志要做天下人的榜樣，也就是做今天的聖賢。
他曾經在很多篇文章以及平時與人的書信中說過，一個社會的風氣往往取決於“一二人”，這種人要麼權力巨大，要麼聲望崇高，這種人通過自己的修煉然後去感化身邊的人，通過身邊的人再去教育更多的人。他曾經說過要培養一批“好官種子”，他後來做了湘軍統帥，他把自己歸類於這“一二人”中。所以他能做到“舉世皆濁我獨清”，即使所有的官員都貪汙受賄我也絕不這樣，把自己置於沒有選擇的餘地，把自己的一舉一動看作關乎天下的大事，有敢於向天下人展示自我的勇氣，這很不容易。
記者：曾國藩的這種強烈的廉潔自律意識，能否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
唐浩明：官員要廉潔，這是中國主流的文化意識。早在西漢初期，賈誼就提出“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觀念，得到廣泛的認同。不為家庭、不為自身謀利益，廉潔地為國家為公眾辦事，這是中國的主流意識。你如果掌握了公共權力，卻為自己辦事，國家怎麼放心把權力交給你？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家天下”，君和國是一體的，即使如此，廉潔也是評價官員好壞的最重要的標準，是君王對臣子的必然要求。
記者：但是中國古代真正能夠做到廉潔的官員不多，留下來的清官形象也就是像包公、海瑞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您覺得核心的問題在哪兒？
唐浩明：核心的問題，一是首先沒有立志做聖賢的目標，二是在巨大的誘惑面前沒有把持住自己，三是權力沒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監督。沒有遠大的目標，即使有近期的目標也會受到干擾，真正能夠做到慎獨的人很少，要靠外界的監督來約束，使得他不敢。自律的結果就是行為上的自覺。
記者：曾國藩作為一個修身齊家的典範人物，他對後世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
唐浩明：這一百多年來曾國藩真正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的進程。他最大的意義就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樣，這是中國文化所追求的一個目標。中國優秀的文化，落腳點就是人的文化，就是崇高的精神境界。曾國藩對中國社會巨大的影響，可以從幾個重要人物身上來看。
一是毛澤東。他說，改變中國，不只是要改變有形的東西，重要的是改變無形的東西，社會的風氣，人的道德良心。靠什麼，就靠大本大源的學問。大本大源是什麼，是宇宙的起源，人類社會的起源，人的本源。“餘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曾國藩是有大本大源學問的，他在立人這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再如蔣介石。蔣介石他隨身攜帶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曾國藩全集。他不但自己隨時批閱，而且要求他兒子也像他一樣讀曾國藩。蔣經國從蘇聯回來，蔣介石給他開了個書單，要他好好讀中國的經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國藩的書。蔣介石有幾次給蔣經國寫信說：我現在很忙，沒有時間給你寫信，《曾文正公家書》第幾封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你就去讀這封信好了。他完全用曾國藩教子的內容來教育自己的兒子。
在這方面說得更通透的是梁啟超。梁啟超編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鈔》，他在前言裡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為什麼他能達到這個地步？他認為曾國藩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他“自拔於流俗”，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於普通人之上，這就是他的修身之本。通過修身，通過自律，通過與聖賢神交，管住自己，把自己從流俗中超拔出來。所以梁啟超以曾國藩為師，包括每天記日記，學習曾國藩的修身，然後以“移風易俗天下一二人”的身份，主動擔當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他56歲的生命竟然留下了1400多萬字的文章，平均每天寫了2000字。
對社會的擔當，並不是誰要你這樣做，是自己給自己加上責任和使命。所以，這一百多年來，不管是底層的貧民還是高層的精英，曾國藩都是一個人格上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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