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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經世文編》記載，朱厚熜有過一次策問，提到了正德年間將卒優良，自己很是羨慕。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為肩背，以遼東為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恆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巳而見我軍三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於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
朱厚熜一句：於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
可見在嘉靖帝的眼裡，正德時期將良兵辦，以至於今人還有傳頌當時邊軍的事例，這語氣裡不知有多少嫉妒與嘆息。
我不是很明白，有的答案居然能從《實錄》裡，隨便摘抄幾個明軍戰敗的案例，然後可以論證出正德年間的明軍戰鬥力很菜？
這論證的方式不科學吧？
按照你這種以偏概全的手法，我也可以摘抄幾個明軍戰勝的例子，來論證出正德年間的明軍戰鬥力爆表呀：
正德四年十二月，虜酋亦孛來部眾入套駐牧，乘隙屢寇邊境，總兵官馬昂統領官軍與戰於木瓜山等處，共斬獲賊首三百五十六顆，生擒男女九人，奪獲戰馬二百一十一匹，駱駝二十四隻，牛羊四百一十五隻，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昂與鎮守太監劉保，巡撫都御史黃珂，各以捷聞，得旨，保等寫敕獎勵所遣齎捷者各升一級，賞紵絲衣一襲，新鈔千貫。……
正德五年夏四月，甲午虜寇莊浪巡撫都御史張翼，鎮守太監宋彬，總兵官衛勇督，遊擊將軍吳英，參將吳鋐，都指揮魯經等御之，左監丞王欣，副總兵徐謙繼後，虜敗走，斬首百五十八級，各以捷聞，翼彬等賜敕獎勵奏捷，人各升一級，賞紵絲衣一襲，新鈔千貫。……
正德六年十一月，甘肅巡撫都御史張翼，總兵官王勳奏虜入寇，敗之於觀音山，斬首二百六十六級，賜敕獎勵奏捷人升賞如例。……
正德七年春正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張翼等奏虜犯肅州，都指揮董傑等御之，斬首百十有九級，賜敕獎勵奏捷人升賞如例。……
正德十一年冬十月，先是虜二萬騎分路掠偏頭關等處，我軍追襲敗之於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都御史李鉞御史朱鑑以捷聞，各賜敕獎勵奏。……
正德十二年二月，虜入開原鎮夷堡，參將孫棠太監王秩等御之，追至創忽兒河斬首八十七顆，巡撫都御史張貫總兵官韓璽以捷聞，賜敕獎勵奏捷人升賞如例，有功官軍令巡按御史查奏。就這些個玩意兒，你下載個《明實錄》用關鍵詞搜索一下，一抓一大把。
敢問，又能證明什麼？
有位答主說得好：光看賊吃不記賊捱打。
《明實錄》那麼多卷，漫長的那麼多年，由於明蒙戰爭的規模太小，決定不了什麼，而大大小小戰役又不計其數。
那麼，要找出幾個戰勝與戰敗的例子，那還不輕而易舉？
可並沒有什麼意義吧？
自從明中期開始，蒙古沒心思反攻中原、恢復大元，只想搶一把就走；明軍也沒心思征服蒙古、吞併草原，只要保障自己不被搶就足矣。
於是，不論韃靼破關劫掠，還是明軍出塞搗巢，都會下意識的避開對方主力，因為他們的戰略目的，從一開始就不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這與後來的明清戰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判斷正德與嘉靖年間的明軍戰鬥力，從戰績上看，那就是一堆流水賬，看不出什麼，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得去看雙方的組織度。
對此，面對嘉靖關於安邊的策問，王維楨的解釋就可以看出，正德年間的軍隊素質與組織能力，還是可圈可點的。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召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這裡提及的，是正德十一年，韃靼駐軍威寧海子（王越表示，這地名怎麼這麼熟悉呢）。
王瓊得到消息，令部下整軍備戰，可過了半年，敵軍也沒來。
其實這是韃靼的詭計，正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韃靼以為明軍會就此懈怠，到時候再趁虛而入。
可誰知王瓊嚴令，諸軍必須整齊操練、以備不時之需，而明軍也能令行禁止、枕戈待旦。之後韃靼果真大舉入侵，而明軍迅速做出反應，完成合圍，韃靼無奈，被迫出了邊牆。
韃靼人表示，你南朝人馬殺了我多多達達，繼而就仰天哭痛、悲聲不止，最後兩萬餘人撤出威寧海子。
這一戰，比之當年王越在威寧海子的奇襲，恐怕也不遑多讓吧？
世界全史羅銳
先來分別細說一下這兩場戰役，再總結分析，在嘉靖帝堂兄正德帝時期明軍還能取得應州大捷，戰勝韃靼軍隊，而三十多年光景，嘉靖帝卻被韃靼軍隊打到了北京城外，為何這勝負逆轉很快。
應州大捷
其實正德十二年即公元1517年的應州大捷說是大捷還是比較有爭議，比較詭異，因為根據《明武宗實錄》記載：是役，斬虜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
從這段記載來看，這場應州大捷明武宗正德帝親自率軍上陣，蒙古人也就是韃靼軍隊死者不過十六人，而明朝軍隊死者五十二人，先不說重傷者，因為畢竟明朝軍隊能統計出己方重傷者，但是卻統計不到韃靼軍隊重傷者，單以死亡人數來看，明朝軍隊就比韃靼軍隊死的多很多。
所以這麼一看還會認為這是大捷嗎？
總體來說應州大捷雖然不能算是大捷，但是也絕對算是一場以明軍勝利而告終的戰鬥，雖然明軍傷亡更慘重。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自明朝中期以後，蒙古人也就是韃靼陷入內部各部族爭鬥，他們已經沒有心思反攻中原，恢復大元，重振成吉思汗的雄風了。他們更多的只是想旋風般殺進中原劫掠一番就足夠了，或者在明朝手裡佔足便宜就行。
而明朝軍隊也再無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那般雄心，他們也沒有心思再征服蒙古征服草原，他們更多的是想保證自己不被韃靼劫掠就足夠了。
所以在雙方這種心態下，不管是蒙古人寇關劫掠，還是明軍出塞抵禦，他們都會下意識的避開對方主力部隊，因為雙方的戰略目的打一開始就不是殲滅敵人主力部隊，這與明朝後期與清軍寧錦對峙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期清軍是要入主中原，殲滅明朝政府；而明朝政府是要徹底殲滅清軍，消除邊患。
所以基於明朝和韃靼雙方這種心態下，明朝中後期邊塞對韃靼用兵所謂的勝績絕大多數都是流水賬，而明武宗正德帝親自指揮的應州大捷，更多的是對韃靼小王子的驅逐，因為韃靼小王子也並沒有真心想和明軍主力硬鋼。
否則按照史書記載雙方投入兵力都達到十幾萬大軍，拋去後勤補給和預備役軍隊，雙方投入戰場的生力軍也得在五六萬人左右，這在歷史上算是一次參戰人數規模非常大的戰役了，而根據史書記載雙方激戰一天，但是卻只死傷了這麼點人，這數據很明顯不對。
所以只有一種可能，韃靼小王子是率軍邊打邊撤退，而明武宗是率軍在後面邊打邊追，所以明軍傷亡比韃靼軍隊更多。
但是客觀的來說應州之戰還算是一場以明軍勝利結尾的戰鬥，因為明軍阻止了韃靼軍隊南下劫掠的意圖，而且明武宗朱厚照確實有一定的軍事指揮才能，他在這場軍事對峙中逼迫韃靼小王子認慫撤退，最終以明武宗乘勢追打認慫的韃靼小王子而告終。
不過這場戰鬥明朝內部其實意見也不是很統一，明武宗為了炫耀自己武功，吹噓為應州大捷，而部分朝臣則認為這就是一場小規模的遭遇戰勝利，而且明朝軍隊損失其實也很重，談不上絕對優勢性的勝利。
而且最為幽默的是到最後明朝君臣連南下入侵的韃靼小王子是誰都不知道，有人認為是達延汗，但是根據明朝對韃靼人的記載，韃靼的各部落首領都被明朝稱為小王子，那麼問題來了，這位對明武宗認慫的韃靼小王子究竟是誰呢？
這個問題估計你去問明武宗本人，他自己都得說：我哪知道是誰，愛是誰是誰，反正韃靼小王子是我的手下敗將。
庚戌之變
庚戌之變發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距離應州大捷的時間大約相隔三十三年，韃靼的俺答汗想讓明朝擴大和增加邊境貿易，但是明朝政府拒絕俺答汗的要求還斬殺了使者，所以俺答汗大怒率軍侵犯大同，企圖用武力達到目的。
大同總兵張達和副總兵林椿奮死抵禦俺答汗戰死沙場，而宣府和大同兩鎮總兵仇鸞怕死畏戰，重金賄賂俺答汗，請求俺答汗再勿侵犯大同和宣府兩鎮，請他移兵東去，於是俺答汗拿了錢就真辦事了，韃靼軍隊從古北口攻入京郊附近。
而這位宣大總兵仇鸞因為早早得知俺答汗入侵北京的消息，所以他第一時間率軍進京勤王，被嘉靖帝認為忠肝義膽，拜為大將軍，總督天下各路勤王援軍，全面負責抵禦俺答汗。
俺答汗寇犯北京，當時的兵部尚書丁汝夔問策於內閣首輔嚴嵩，而大奸臣嚴嵩則認為俺答汗侵犯北京無非就是為了劫掠財帛，他認為在邊關打了敗仗可以掩飾，但是在京郊附近打了敗仗則不可掩飾，既然俺答汗只為了劫掠，那不如放任俺答汗劫掠一番，等俺答汗吃飽喝足了自然就會退軍。
丁汝夔因此會意，他下令京郊各關隘不可輕舉妄動，並指示仇鸞也要堅壁不戰，不發一失。仇鸞本來就是畏戰之人，他本不想與俺答汗交戰，更何況還有了兵部尚書丁汝夔的指示，仇鸞則更加名正言順的怯戰。
於是俺答汗在京郊附近劫掠八天，在飽掠之後得到了明朝同意通貢增加邊境貿易的許可後，方才撤軍從古北口而退。
庚戌之變後從民間到嘉靖帝本人都是震怒不已，民間對中央政府的軍事無作為非常不滿，而嘉靖帝本人也認為庚戌之變是奇恥大辱，非常震怒，嚴嵩在上下各級壓力下推丁汝夔出來當替罪羊，最終在嚴嵩的彈劾下以及嘉靖帝需要找出氣筒的情況下，丁汝夔被中央斬首問罪。
丁汝夔在臨死時高喊“奸臣嚴嵩誤我。”這件公案直到明穆宗隆慶帝登基後才將庚戌之變主要責任放在了嚴嵩身上。
總結
從這兩場戰役細分可以看出，應州大捷算是勝利，但是並不是像明武宗自己吹噓的那麼厲害，而且從應州大捷也能看出明朝軍隊其實對陣韃靼軍隊還是有一戰之力，即使在三十多年後的嘉靖時期依然如此。
那麼為什麼嘉靖時期明朝軍隊如此不堪，主要在於中央的高官，明武宗朱厚照雖然不是好皇帝，但是明武宗喜好武功，他本人也確實有一定的勇氣和軍事才能，所以在他的指揮下明軍可以奮勇殺敵，追殲韃靼小王子。
而嘉靖帝喜好修道煉丹，朝政都交給奸臣嚴嵩打理，而嚴嵩根本沒有明武宗那般魄力和勇氣，他更多的是諂媚嘉靖帝，所以在面對俺答汗時，嚴嵩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應對敵人，而是隻求無過，保證自身利益，所以他放任了俺答汗劫掠。
即使當時以明朝軍隊的戰鬥力，如果嚴嵩命令丁汝夔奮勇抵抗，各地勤王軍隊已經就位的情況下，擊退俺答汗不成問題，畢竟俺答汗屬於孤軍深入作戰，而明朝軍隊佔據主場優勢，即使單兵能力不如韃靼軍隊，以天時、地理外加人和的優勢，明朝軍隊只要沉穩應對絕對不會重蹈土木堡之變的屈辱，而且嘉靖帝也不可能親自上陣，他沒有那勇氣。
歸根到底在於土木堡之變帶給明朝君臣太多的震撼和驚恐，所以嚴嵩怯戰害怕背上失敗的過錯。
庚戌之變不在於明朝軍隊戰鬥力下降有多快，而在於決策指揮者的怯弱，應州大捷也並沒有明武宗吹噓的那麼誇張，所以這兩者在不同決策者和情況下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結果。
小島知風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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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知風
兵無常式，水無常形！此一時彼一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