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說：“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
莊子說:"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李白說："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陶淵明說：“歸去兮，請息交以絕遊。”
中國古代文人對於為當官和辭官都有著一種別樣的情結，當官就不用說了，學而優則仕，十年寒窗博科舉功名，這是一條讀書人至今基本的人生道路模式。當然現在可供的選擇空間大多了，大家不要狹義的理解現在的功名全是做官。那麼開篇這些詞句，就是側重於對職官的一種灑脫和嚮往甚至是著迷。他們想擺脫名利的困擾，去過一種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這種自由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自由。空山無人，花落水流，何等清新瀟灑。李白乘船，東坡走馬，放翁騎驢，炎武坐牛，這些人都曾經當過官，又最終都放棄了當官，他們覺得繼續做下去沒意思了，或者再下去就不能實現人生的其它理想了，這其中既有浪漫主義也有更高境界的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者合一的辭官，便是成功的精彩的辭官有價值的辭官。比如此文要寫的餘秋雨辭官。
如果餘先生沒有辭官，繼續擔任大學校長，或者擔任其它更高的職位，那可以想像，一定沒有後來的《文化苦旅》、《霜冷長河》、《笛聲何處》、《千年一嘆》等煌煌鉅著。也不會有後來的鳳凰萬里行，對世界其它三大古老文明進行學術宏觀考察，也就沒有了今天的餘秋雨。餘先生深知繼續擔任行政職務，這一系列後來的舉動和成就完全不可能實現，條件不允許，體制不允許。在兩者之間，只能選擇其一，餘先生堅決的執著的選擇辭官。更值得點讚的是，他辭官後不是像陶翁一樣去喝酒種菊花（當然這也是令人欣賞的），也不是像李白一樣四處遊歷，他是有著明確的指向性目標的，那便是進行文化學術考察和研究，並形成結果。其實這是巨大的挑戰，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毫不誇張的說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值得慶幸和祝賀的是，餘先生成功了，是大大的成功。他創造的文化散文體，開風氣之先，對華人世界影響巨大。他對世界文明的系統考察成果，是留給後世豐厚而寶貴的文化遺產，無價之寶。
秋雨先生於1992年辭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職務，彼年他46歲，正值年富力強。在辭職以前，他曾說：“如果想要回歸生命的真實和創造的輕鬆，迴歸文化的本位和藝術的本位，毫無疑問，遲早會選擇辭職。”在官位和學術，名利和自身價值最大化之間，餘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要知道，當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國官場的一個活躍期，這種時期在中國歷史上還很難找到。十年文革阻斷了正常的人才梯隊，以工農兵為選撥主體的幹部隊伍，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社會的發展，部份老幹部的重掌帥印，也畢竟數量有限，且年齡已經偏老。在這種大背景下，餘秋雨四十出頭，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教育背景良好，而且在擔任上戲院長期間，成績卓著，當時上戲是全國高校中教職工效益最好的大學，這也說明餘先生很有經營頭腦和管理水平，在上戲餘先生當時可以說是眾望所歸，一言九鼎，勢不可擋。
在這樣的綜合背景下，高層級的組織部門、軍方，都在考察他，準備虛位以待，只要他點頭。但他“退縮”了，他完全不願意在這條路上再上層樓。他甚至感到了“害怕”，有人說：這麼年輕就辭職太可惜了。他回答：再晚辭，可惜了。當然，這個層級的領導幹部，不是說辭職就能辭職的，要經過很多的程序，何況，組織上根本不想他辭，一開始是堅決的不同意，各種方面做思想工作。而餘先生的對策是，不停地向有關方面寫辭職信，一直寫到第二十三封。用他的幽默的話講，每封辭職信都是一式三份（意即向三個方面部門報告，以示辭職的決心）。在這裡，我寫得再多都沒有餘先生自己說的有感染力。那麼，摘取幾句餘先生的第二十封辭職信：“**常務副部長：這是我寫的第二十三封辭職書，辭職的理由不再重複。由於一直未獲批准，我決定在這次養病之後不再上班。為此，我願意接受一切處分，直至開除公職”。
每當讀到這些話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李白“金龜換酒”的故事，有一種蕩氣迴腸的感覺。同時也感嘆現在的社會，削尖腦袋往上鑽，才當點多大的官就把自己搞得神乎其神，對於當官是醉心痴迷，有時候沒爬上想要的位置，便借酒消愁，怨聲載道。相比之下，秋雨先生的辭官讓這些人原形畢露，相形見拙，完全不在一個境界一個等級。人家是給官不要還拼死力辭，有些卻是跑官要官賣官，好像不當官就會死。一個字：醜！
再來看看，餘先生在上戲的辭職演講：
“……我的另一位朋友陶淵明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所不同的是，我沒有田園，連荒蕪了的都沒有。因此，我不如陶淵明，也不如那位排長，無法回去，只有尋找，去尋找我的田園。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會用文字方式通報大家。’
何等瀟灑，何等自信，何等輕鬆。
餘先生十六歲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四十六歲辭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職務 。徹底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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