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可能很長，花了很多天心思查找資料、翻譯文言文，自己理解寫出來的，謝謝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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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每一次朝代交替幾乎都伴隨著農民起義。在教科書中，農民起義被形容為農民反對壓迫、爭取權利的正義鬥爭。但我小時候就在想一個問題，書上總是說：“誰誰來了不納糧，還給百姓分田地“，不納糧？那起義軍吃什麼啊，幾十萬軍隊總不能靠意志力打仗吧。再說地分不分也不是你說的算啊，這地又不是你的，總不能為了幾個特別窮的，惹了一大群有地的吧。所以我感覺用“民變”來稱呼農民起義最合適。
民國時期，通史中很少有關於所謂“農民起義”的內容，在提及時多有貶義。如錢穆《國史大綱》稱王仙芝、黃巢為“流寇”，稱白蓮教、拜上帝教為“邪教”；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說陳勝、吳廣“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亂”。
下面我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我要稱呼起義為“民變”！
一：農民軍領袖絕大多數都不是農民。
我們教科書中描寫的農民起義經常有這句話：“誰誰來了不納糧、還給百姓分土地”。試想一下，不納糧，農民軍吃什麼？後勤補給怎麼跟上？所以這就是一句鬼話。
其實領導“農民起義”的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沒有誰是出於“反抗地主階級”的目的。
自從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其主要領袖“職業”後發現，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劉邦、竇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黃巢、方臘）；軍人有4人（如陳勝、吳廣）；貴族子弟有3人（如項羽、李密），另外還有幾個小地主和宗教相關人士。我估計只有楊么是漁民、楊秀清和蕭朝貴是燒炭的，勉強能算在農民行列中。（有人說朱元璋不是成功來麼，這個我等等再說，一步步來）。
農民無法成為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單一的農民更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劉邦、朱元璋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二：沒有人是為農民爭利益造反。
農民無法成為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單一的農民更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劉邦、朱元璋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在我們的印象中，“農民起義”目的肯定是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了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驛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為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黃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請降，如879年，黃巢上書，請求封他為廣州節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沒能談妥。
朱元璋出身赤貧，自己沒有土地耕種，連農民都不如，做了和尚之後投奔濠州郭子興，之後繼承了郭子興的衣缽，同齡軍隊，但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算農民起義了，因該算民族之間的鬥爭，光復漢人江山，是所有漢人的事情。
這些“起義”領袖在成聲勢後，雖然往往打出“均貧富”之類的旗號來招攬人心，但在他們自己來說，目的再單純不過，那就是推翻舊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群雄逐鹿為的是問鼎中原，而不是什麼“農民利益”。
三、農民並不牴觸地主，相反，兩個系統還命連一線。
歷史上地主與農民的界限並不分明，他們之間沒有很尖銳的矛盾。
中國古代半數以上的土地在自耕農、半自耕農手中，那種認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因為古代雖說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但是土地的的確確是私有的）。佃農、僱農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為地主耕種，但因農村中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 地主與佃農、僱農往往身處宗族網絡中，讓所謂的“階級矛盾”難以顯露出來。
所以古代社會，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於地主與農民，而存在於農民與國家間。一個王朝在中後期常常給老百姓以沉重賦役，此時地主、農民事實上處在同一地位。秦朝徵發戍卒，為保證農業生產，都是先徵收豪強稅收，等到豪強不足時，才徵收農民。在苛政之下，地主、農民都會對國家政策產生不滿，懷有反抗情緒。
四：很多農民是被裹脅到“起義軍”中的
在歷代起義中，不乏因天災人禍，導致饑民走投無路而冒險起事的，如王匡、王鳳的綠林軍。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廣西大旱。但是隨著“起義軍”規模的擴大，很多參與者就非主動，而是被裹脅了。李秀成供狀中說：“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就是最先被裹脅“起義”的一部分人。
有的人被太平軍裹脅後，又想著如何去裹脅別人。以下這則史料如今看來，讓人不寒而慄，“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 且焚搶殆盡’。復間曰：‘爾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眾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家, 己身覆被擄, 每見完善之地人民, 以為我如是, 伊輩何獨安處。憤慈不平, 必將其人擄來, 同我一樣, 我心始快。’
被裹脅去的人只好跟隨太平軍造反，“裹脅之人, 能寫字者派司筆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膽小者, 令扛抬物件, 燒火炊飯。”剩下的青壯年則發給長矛、刀劍，有太平軍士兵在後面監督著上戰場，誰要是退卻，就會被當場斬殺。
對於太平天國裹脅百姓的事情，錢穆的論說非常精闢，“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此段內容根據太平天國李秀成被抓供詞）。
不難想象，在歷代“起義”中都存在類似北伐軍的這種做法。“起義軍”到一個地方要補充兵員，自然會想辦法讓當地人從軍造反。
五：“起義軍”所過之處生靈塗炭，農民沒有直接獲得好處
所謂起義，即仗義起兵，如果所行不義，那還是“起義”嗎？在想象中，“起義軍”所過之處一定是秋毫無犯，打破州城府縣就要開倉放糧。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起義軍”到的地方少不了燒殺擄掠，以致生靈塗炭。
以唐末黃巢為例，他的隊伍中病死、餓死、戰死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原本來人口稠密，但到了黃巢敗亡之時，已經縱橫千里，渺無人煙了。在廣州，僅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黃巢所殺的就有12萬以上。長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黃巢作為首都。當唐軍反攻，黃巢狼狽撤離前，他下令放火，將長安燒成一片平地。從此長安再沒有機會成為國都。
李自成大軍以紀律嚴明著稱，但其所過之處，“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騷然不得安生, 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說這還算是對所謂地主階級的打擊的話，那他在攻破偃師後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更為知名，如溫江縣“人類幾滅”。
因為在古代史書中，各種民間起事都被記作“盜賊”。當1949年後樹立“農民起義”至高無上的地位後，就將所有的“盜賊”一概理解為“起義”。其實這些盜賊中很多是在太平歲月聚眾劫掠的大盜，破壞性極強，沒有任何“起義”的綱領。
即使是真的“農民起義”，很多時候作用也是消極的。很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
此篇文章所有資料來源於老婆送的《資治通鑑》、錢穆《國史大綱》、畢英春《朱元璋不是農民起義的領袖》。
最後結語：在歷次大的“農民起義”中，領袖不是農民，起初目的也不是反抗地主。在“起義”過程中，他們往往對社會進行盲目破壞，更能危害到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所謂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只是一種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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