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燮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聲名遠揚的蘇杭地區，有秀麗的山水風光，更有“人傑地靈”的歷史佳話。中國紅十字會第三任會長汪大燮（1859—1929）就出生在這片熱土。
汪大燮是錢塘（今杭州）人，原名堯俞，字伯唐、伯棠，是我國著名外交官，曾出任駐英公使、駐日公使、外交總長，一度代理國務總理，堪稱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最具外交才幹的會長。
初入“紅門”即籌措五省救災事宜
1859年，索爾費利諾戰役在意大利一座小鎮爆發，拉開了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帷幕。這一年，汪大燮在杭州出生，時間上的巧合，似乎預示著他與紅十字的不解之緣。
作為外交官的汪大燮，經常與國際名流打交道，對公益慈善事業的認識很深，經常參加各類活動。鑑此，1920年10月3日大總統令“派汪大燮充中國紅十字會正會長”。
汪大燮出任會長之時，正是北方旱災嚴重之際。該年入夏後，直（即直隸，今河北）、魯、豫、晉、陝五省發生四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受災縣數達317縣,災民總數達3000餘萬人，引起包括中國紅十字會在內的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9月11日，著名慈善家熊希齡召集會議，協商救濟災民的辦法，決定成立北五省災區協濟會，推舉黎元洪、梁士詒為名譽會長，趙爾巽為會長，熊希齡、汪大燮為副會長，以金魚衚衕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為臨時辦公會所。9月28日，協濟會再次召開會議，由汪大燮擔任會議主席，就收養災童、散放麥種、運糧賑災、籌款募捐等事宜進行磋商。
汪大燮認為，民眾熱情高漲，救災團體眾多，進行必要整合，才能發揮更好的賑濟效能。10月3日，剛剛履新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他便立即召集國內各救災團體開會，決定成立“北方救災總會”。10月6日，救災總會與萬國（國際）救濟會聯合組織“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公推梁士詒為會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汪大燮、副會長蔡廷幹為副會長。中國紅十字會救災活動納入“救總”系統，形成“合力”。
同時，中國紅十字會派出多支救濟隊，分赴災區開展救災工作，並在北通州、保定、大名開辦臨時診療所，種痘防疫，救治病患。整個救災行動中，中國紅十字會籌集賑款超過8萬元。
鬧“小脾氣”仍高票當選會長
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災害連連，中國紅十字會從未停下前行的腳步，戰時救護，災荒救助，忙碌而卓有成效。不過，在管理方面，因為歷史原因，北京總會與上海總辦事處並非無縫對接。對此，汪大燮希望有所改變。
1922年6月，中國紅十字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因常議員任期已滿，大會決定照章選舉常議員。汪大燮參照政府頒佈的有關條例，認為常議會應當設在總會所在地北京。因此，對於常議會提出的會員大會期間選舉常議員一事，他開始鬧起“小脾氣”，不僅表示不滿，還通電各地分會，打算阻止分會代表赴上海參會。
對此，常議會援引1912年統一大會所定的設總辦事處於上海、常議會設於總辦事處所在地等規章制度，據理力爭，確保常議員選舉順利進行。其實，總會設於首都北京，總辦事處設於上海，常議會設於總辦事處，是1912年中國紅十字會統一大會為化解京會、滬會矛盾做出的妥協，但管理上的“二元結構”，的確不利於紅十字事業的健康發展，汪大燮力圖改變不是沒有道理。只是歷史遺留問題“約定俗成”，他一時也無能為力。
撇開常議會設於總會還是總辦事處這一爭議，汪大燮的個人能力和聲望還是受到紅十字人認可。會員代表大會之後，鑑於會長任期已滿，1922年7月8日，新一屆常議會第二次會議仍選舉汪大燮為正會長，共得票33票；蔡廷幹為駐京副會長，得33票；楊晟為駐滬副會長，得26票。8月17日，大總統令，“派汪大燮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蔡廷幹、楊晟為副會長”。
發揮專長推動紅十字人道外交
汪大燮在外交領域威望卓著、聲名遠揚，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也是盡心盡力，十分關心紅十字人道外交工作。
1921年3月3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凡爾納訪華，汪大燮專門設宴歡迎，期待國際委員會給予中國紅十字事業更多支持。
1921年6月，日本上議院議員、赤十字會副會長阪本氏來華考察，汪大燮盛情款待，對日本赤十字社捐贈10萬日元用於中國賑災事宜表示感謝。
1922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紅十字國際大會在泰國曼谷召開，汪大燮委派副會長楊晟、醫士王培元出席會議，主動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各國紅十字會之間的聯繫，建立合作交流機制。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大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上海總辦事處分別派出救護隊開赴日本，救助遇難的日本國民、旅日華僑。北京總會除派著名醫師赴日外，還籌款兩萬元交給日本公使轉交日本赤十字社，加上上海總辦事處募集的善款以及西安分會會長楊鶴慶帶去的萬餘元賑款，中國紅十字會共向日本地震災區捐贈約5萬元善款。
這是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後的首次大規模國際人道救援行動，在中國乃至國際紅十字運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受到國際社會交口稱讚。
（作者分別為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紅十字運動研究中心主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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