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
楊度，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國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時而意氣飛揚，獨立潮頭；時而獨持己意，淪入茫茫俗世。他以熱情豪邁的氣概，創作了《湖南少年歌》，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時代強音，真可謂豪氣沖天。他為立憲運動鼓吹奔走，為速開國會呼籲吶喊，受到了時人的尊敬和稱讚。他將做“帝師”及實現“君憲”的希望寄託於袁世凱，發起成立籌安會，為復辟帝制效力，則受到時人的指責和痛罵。然而，為了救國救民，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確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指針，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
■李大釗對楊度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
楊度早年主張君主立憲，發起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奔走鼓吹，是有名的帝制禍首。然而，後來他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黨員。這似乎令人費解。
實際上，楊度是一位勇於補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洪憲帝制失敗後，他看到民國政治舞臺上的風雲變幻，認識到“君憲”難以救中國，便開始傾向革命。1922年9月，楊度到上海會晤孫中山，實現當年東京約定，跟隨孫中山開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孫中山緊握楊度的手說：“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諾言，真是可人！”
楊度坦誠地說：“我的君主立憲主張已經失敗，今後再也不會有君主出現了。我認識到時代已經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這次來上海，就是為了遵守當年臨別時的諾言，願以劫後餘年來為革命事業出力，協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國。”
但是，孫中山感到楊度在洪憲帝制時的名聲太大，一個素來主張君主立憲者忽然加入國民黨，會使國民黨人難以接受。他希望楊度發表一個聲明或檢查書，向大家解釋一番，然後再在組織上加入國民黨。但性格高傲的楊度只是淡淡地說：“我不加入國民黨，是照樣可以為國民黨工作的。”
從此，楊度跟隨孫中山開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時常奔波於京滬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的寓所，楊度第一次結識了中共著名領袖李大釗。楊度之所以能夠棄舊圖新而成為中共早期秘密黨員，李大釗對他的影響起了決定性作用。
楊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閱讀過李大釗在《新青年》《每週評論》上發表的許多文章，加上李大釗還是倒袁運動的主將之一，故他對李大釗產生了敬慕之情。當楊度在上海莫里哀路拜見孫中山時，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此時，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商討“振興國民黨進而振興中國”問題。這是楊度與李大釗的初次見面。
這年秋，楊度在北京宣武門胡鄂公家中，再次見到了主持北方革命運動的李大釗。李大釗對楊度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
楊度與李大釗多次交談之後，表示願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積極奔走於北京和上海之間，為共產黨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這樣，楊度就接受了李大釗交給的任務，利用自己與段祺瑞政府中上層人物的關係，瞭解政情內幕，以幫助北方黨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女兒的婚禮。他在無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兩人本來是老朋友，見面之後不免寒暄一番。楊度問：“最近外交界有什麼新聞沒有？”
汪大燮得意地說：“外交方面可以說有新聞，也可以說沒有新聞。”
楊度感到奇怪，問：“這是怎麼回事？”
汪大燮把嘴湊到楊度耳旁，輕輕地說：“這事還須要保密，不過告訴你是不要緊的。”
楊度知道這裡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細地聽著。汪大燮說：“張作霖大帥已經決定要對共產黨開刀了。聽說這些共產黨人都躲在俄國兵營裡，把那地方當作庇護所。張大帥決定要去進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殺。”
楊度大吃一驚，連忙問：“那是俄國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許我們進行搜捕捉人的，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來嗎？”
汪大燮從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張大帥已經派我和另外幾個人去跟各國駐北京的使館打過招呼了，聲明我們將要進入東交民巷搜查俄國兵營。理由是前方戰事吃緊，後方共產黨人在進行破壞活動，影響京師的治安。希望各國公使館諒解並協助。”
楊度知道事態的嚴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時，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確實已躲進東交民巷的俄國兵營裡，張作霖竟然不顧國際公法要闖進使館，李大釗等人處於危險之中。
楊度連忙推說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後，他就讓長子楊公庶速去章士釗公館，向章士釗講述情況，讓章氏從速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使館。章士釗立即將消息告訴了在蘇聯使館的李大釗。得到消息後，有人不信張作霖敢於和外國使團衝突，認為這個消息不可靠，就沒有馬上轉移。很顯然，他們認為歷屆北洋政府都懼怕外國使團，張作霖絕對不敢進入俄國兵營。因此，只有幾位同志轉移到別處隱蔽，而李大釗等人則留了下來。
4月6日早晨，楊度特地派楊公庶到東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動向。果然，張作霖已派兵把俄國兵營包圍了，封鎖了交通，並進入兵營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釗全家4人在內的36人被捕，被關押在京師警察廳看守所。
楊度得知情況後，不顧個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國軍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鄭重提出應將李大釗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審理，試圖使李大釗等人不至於被軍法速決，贏得時間，再作進一步營救。而後，楊度兩次派兒子楊公庶前去京師警察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通告社會各界對此案的關切情況，以示安慰。
為了營救李大釗，楊度借重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及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竭力周旋。同時，他斷然賣掉在北京的住所——“悅廬”公館，換得4500塊大洋，用來營救李大釗出獄。在楊度的奔走呼號下，許多社會名流與進步人士參與了營救。楊度在營救活動中得知北方鐵路工人計劃劫獄，表示同意。但李大釗堅決反對：“我個人為革命為黨犧牲是光榮而又應當，但已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冒險，應當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損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張作霖施以絞刑殺害。李大釗的犧牲，令楊度萬分悲痛，也讓他認清了北洋軍閥的反動本性，同時為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為革命獻身的偉大精神所感動。楊度以能與李大釗結為摯友為幸事，遂與妻子徐粲楞商量，賣掉北京家裡的值錢首飾，變賣了在青島的房產，將所得金錢全部用來救濟死難者家屬。這便是楊度毀家紓難美談的來源。
革命先烈淋漓的鮮血，喚醒了楊度那顆救國救民的赤誠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轉變。
■楊度表示：“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係，為黨貢獻情報。”
1928年初，楊度從北京來到上海，以賣字和為人撰寫碑文及墓誌銘為生。因楊度以漢隸和魏碑書法見長，文才出眾，故慕名前來求字者絡繹不絕，請其代書壽誕文或撰寫墓誌的酬金也極為豐厚。楊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銷外，將所餘的錢捐獻給上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創立於1930年2月12日，由魯迅、柔石、郁達夫、田漢、夏衍、馮雪峰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簡稱“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號召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反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主張“不自由毋寧死”，並出版了機關刊物——《自由運動》，在南京、漢口、天津等地設立50多個分會，吸收了許多學校、文藝團體和工人組織參加。與此同時成立的“中國革命互濟會”，是以郭沫若為首的社會名流發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營救被反動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籌款救濟他們的親屬。它開始稱“中國濟難會”，後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並在上海開辦了大同幼稚園，專門撫養中共烈士遺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楊度斷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是做好事的慈善團體，就堅持不間斷地向它們捐款。正是因為楊度的諸多義舉，思想上追求進步，加上決心不為反動政府做事的表現，遂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所看重。
中共黨員王紹先與楊度是同鄉，經常到楊家聊天。王紹先還經常搞到一些進步書刊帶給楊度閱讀。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負責人陳賡在王紹先陪同下，來到楊度家裡。在交談過程中，陳賡提出希望楊度能為中國共產黨做些工作。楊度當即表示，願意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報：“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係，為黨貢獻情報。”
此時的楊度，擔任上海“聞人”杜月笙的私人顧問，為獲取有價值的情報提供了便利。杜月笙是上海“青幫”頭子，徒弟眾多，控制了為數眾多的基層勢力，是蔣介石的結拜兄弟、秘密高參，與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與黑白兩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堪稱上海灘非常有勢力的風雲人物。
杜月笙為了抬高身份，附庸風雅，常請楊度為他寫條幅或題寫詩詞，懸掛到杜公館大廳內，供賓客觀賞。他見楊度是位閒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請他為名譽顧問，每月送500元車馬費，以示敬意。楊度為了便於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禮遇。杜月笙還將法租界華立路155弄31號（今上海瑞金二路）一棟洋樓公館，提供給楊度居住。
楊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為掩護，廣泛地與上海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飲酒、打麻將，乃至進出戲院、電影院、賓館等處遊樂中，通過隨意交談，楊度收集了眾多來自國民黨高官大員們的反共情報或絕密軍情，然後通過秘密渠道，及時轉送給他在中央特科裡的單線聯絡人潘漢年。
1929年秋，因為對中共忠誠堅定，為中共提供的情報準確無誤，貢獻突出，經潘漢年介紹，由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周恩來批准，楊度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楊度晚年最信賴的人。周恩來曾對楊度說：“皙子先生，歷史會替你說公道話的。”楊度頗有感慨地對自己的子女說：“要想救中國，我看只有共產黨來領導才能做到。”
1930年，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籌備出版黨的地下報紙《紅旗日報》，潘漢年特請書法高手楊度題寫報頭，為這份報紙添色增光。楊度毫不猶豫地一揮而就。只是這幅題字在《紅旗日報》上刊出以後，很少有人知道這是楊度所寫。
楊度入黨之時，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將母親送回長沙，作好了隨時為革命獻身的準備。他利用特殊的社會關係，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革命做了不少別人難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於身份特殊，入黨後的楊度不需要參加組織生活，而是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專門在敵方營壘裡擔任情報員，將收集到的情報轉送給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緊急而重要的情報，又因臨時脫不開身，楊度則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兒楊雲碧，以假裝外出購買日用品為由，巧妙地將情報交給地下黨組織。
同時，楊度將他所住的洋房，作為被追捕的共產黨人的緊急避難所。因為這座洋樓是杜月笙的私有房產，樓內住著杜月笙的上賓楊度，法租界的巡捕負有保證安全之責，國民黨特務不敢輕舉妄動闖入搜查。故許多共產黨人得以在楊度家裡躲藏，待風聲過後妥善轉移。
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時，曾將流落街頭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員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後，為了躲避敵人搜捕，就曾在楊度家住了幾十天，待大搜捕過後才轉移出去。
■楊度入黨之後，在共產黨革命同志間從不互稱“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稱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潘漢年隨後協助陳雲負責特科工作，周恩來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的夏衍與楊度單線聯繫。根據組織規定，夏衍每月與楊度聯繫一次，送給他一些黨內刊物和市場上買不到的“禁書”，向他通告國內外形勢——主要是中央蘇區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紅軍發展的情況和紅軍反“圍剿”戰爭的情況。由於楊度知道許多北方軍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每當他與夏衍談到這些問題時，常常出語驚人。他不止一次地把親筆撰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讓夏衍轉給上級黨組織。
最初，夏衍並不知道與之進行單線聯繫的這位情報員就是楊度，只知道這位很有身份的姓楊的紳士是位秘密黨員。後來逐漸熟悉了，楊度告訴夏衍：“我就是楊皙子。”夏衍聽後大為吃驚。一個帝制禍首，居然是中共秘密黨員，確實富有傳奇色彩。楊度向夏衍作了自我解剖，說自己平生做過兩件錯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絕跟孫中山合作，他對孫中山說過：“黃興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對於這件事，楊度曾向孫中山認過錯。二是“我一貫排滿，但我不相信中國能實行共和，主張中國有一個皇帝來統治，這件事直到張勳復辟後，我才認識到錯”。
當時，上海一些小報上說楊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楊度聞聽後不以為然，既不承認，也不辯駁。他對夏衍說：“我一沒有遞過帖子，二沒有點過香燭，我稱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實說，我不是青幫，我是靠賣字畫為生的‘清客’而已。”
楊度入黨之後，在共產黨革命同志間從不互稱“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稱。如楊度對周恩來是十分敬佩的，但他也還是開口“翔宇兄”，閉口“伍豪先生”。
1931年9月17日，楊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彌留之際，自撰一副輓聯，來表明自己充滿功過譭譽的人生歷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這副絕妙的輓聯，由其妹妹楊莊書寫，懸掛在楊度遺像兩旁。
為了救國救民，楊度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受過不少譏諷嘲罵。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最後終於找到了真理，確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指針。
楊度逝世後，喪事由長子楊公庶主持，家中掛滿了白色的竹布輓聯，還有各方面送來的唁詞、花圈等。前來弔喪的各界人士都有，有楊度的舊友，有國民黨官員，有杜月笙、張嘯林等上海“聞人”。據說，周恩來曾派地下黨員秘密前往臨祭送葬。
楊度被安葬在上海江灣公墓，墓碑由摯友夏壽田書寫。抗戰開始後，上海淪陷，日軍要在江灣修建飛機場，勒令遷墳。徐粲楞便把楊度的棺木遷往上海西郊華清鄉寅春廟附近，重新修建了墳墓，墓碑仍用原碑。十年浩劫中，楊度墳墓不幸被毀。1978年以後，楊度墳墓被重新修建於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新墓落成時，將從前由夏壽田題寫的“湘潭楊皙子先生之墓”的舊碑石，重新立在楊度的新墓前。因多數人已經不知道“楊皙子”是誰了，所以有關部門特請趙樸初在墓碑前題寫了“楊度之墓”四個大字，加立在舊碑石前，並刻上200多字的碑文，簡述了楊度的生平，供世人觀瞻。
■周恩來臨終前說：“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
作為中共特科秘密黨員的楊度，在其人生最後兩年中，為黨的事業忠誠奮鬥，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動屬於黨內特別機密，在楊度生前只有很少幾位中共領導人知情。故其死後，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這段歷史被塵封了40多年。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潘漢年很早就遭錯捕，並長期受到關押，沒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員是如何領導秘密黨員對敵鬥爭的英勇事蹟；而社會上的一些人僅僅記住了楊度曾是籌安會的帝制禍首。就連與楊度有短時間聯繫的夏衍，因政治環境所限，也不便對楊度的地下革命活動多說。
唯有批准楊度入黨的周恩來，始終默默地記著晚年楊度其人其事。
1975年冬，身居病房接受治療的周恩來疲倦地躺在病榻上，由於病魔的折磨，他幾天來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當神志稍微清醒時，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但還有一件事一直縈繞在心頭，這就是關於楊度的黨籍問題。他把秘書叫到跟前，請秘書轉告有關方面負責人王冶秋：“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請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辭目時，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王冶秋聽了這一番石破天驚的話以後，一面告知上海《辭海》編輯部，一面向一些還健在的老同志打聽楊度當年入黨的詳情。大家都覺得奇怪，從來沒有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黨。但是大家認為周恩來重病在身，還記住向有關同志交代這件事，說明他關心同志，不忘為革命作過任何貢獻的人，確實是胸襟磊落、處處體現黨的政策的典範。
1978年7月30日，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做秘密工作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回憶周恩來，將楊度最後加入共產黨的內情向社會各界公佈出來。隨後，夏衍、李一氓等遵從周恩來的囑告，分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文章，將楊度晚年入黨及為黨作出的獨特貢獻，公之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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