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大的美德,是对人世间的悲悯。
——遇言姐
今天,是温州少女搭乘滴滴遇害的第五天忌日。
原本遇言姐想写点其它,但早上看到连岳老师的发文《消费降级,又一个焦虑点,能用来为凶手辩护吗》,我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这个事件。
两天前,有一篇《当消费降级遇到消费降级》的文章刷屏。遇言姐认为,女孩遇害的悲剧跟消费降级没有必然关系,但金融乱象的确让大家的生活更加难过了。此外,作者提到的底层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确令人心情沉重。
而连岳在文中则是这样回应的:
在白左浪潮中,黄左也茁壮成长。所谓的白左,就是圣母心泛滥成灾,无限同情凶手,热衷于为凶手寻找正当性,不停挖掘凶手身上值得同情的点,然后得出结论:他杀人,其实是社会的错,我们不该惩罚他,要教育他、爱他。
我们要的不是非黑即白,凭什么嘲笑穷人的“穷”?
首先,不就事论事,动辄给人贴上“白左、黄左、圣母”这些侮辱性、歧视性的标签十分下作,不是知识分子所为。更况且,左派与右派是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之分,又是谁给你的俯瞰众生皆傻逼的优越感?
其次,接连两次滴滴乘客遇难后,遇言姐从未看到过任何“无限同情凶手,挖掘犯罪借口,主张用教育代替惩罚”的文章。相反,无论大家以何种角度切入话题,对“身世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不能令我们谅解残暴罪行” 的基本认知都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连岳的批判和指责全部来源于自己的脑补。捏造痛点、煽动对立,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难怪咪蒙多次表白自己是连岳的粉丝。
与此对比的是,一个不遗余力讥讽“黄左”、“圣母”、“穷病”,鼓吹极端自由主义的连岳,对于原文作者提出的
“6000万留守儿童的心理障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被边缘化”、“认知差距使底层阶级更易沦为韭菜”等实质性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答。无论是聊城辱母案,江歌遇害案,还是滴滴顺风车事件,连岳给出的建议永远都是简单粗暴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不理会案件背后的深层原因,逻辑简单得简直像一只单细胞草履虫。
杨改兰惨案发生后,连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开放童工;
如家和颐袭击事件发生后,连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枪支自由;
武汉砍头事件发生后,连岳的说辞是“放心,就是天天发生砍头事件,这世界还是越来越好的”;
生育成为话题后,连岳的态度是自己生,自己养,与他人无关,如果没有能力养,就送孩子当童工;
北京房租上涨引发北漂普遍焦虑,连岳嘲笑这是穷人思维,是大规模传染的穷病。
杨超越一朝成名后,遇言姐的媒体朋友们关注的是农村贫困女性的受教育困境,连岳则是一如既往地宣传成本论,“教育无利可图,就该及时中止”(问题这是国家法定的9年义务教育啊),同时不忘踩一脚北上广的年轻人:“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娇滴滴的,控诉上海用高房价亏待了他们。”
遇言姐说,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谁不是一边焦虑房租,一边咬牙生存,一边喊着佛系,一边拼命挣扎,你哪只眼睛看到人家娇滴滴了?如果基本生存已经耗尽了一个人的全部,他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穷人思维”?如何才能够“用浪费来提升生活质量”
此外,连岳还鼓吹开放代孕、毒品、赌博,并给出“只要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任何选项都是对的。只要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任何选项都是错的”这些令人无语的二维论观点。
说这些话的人,蠢未必是真蠢,坏一定是真坏。
公知的从林法则
作为一名公知,变相推崇丛林法则,用偏激吸引眼球,凡事以金钱回报作为唯一考量,将穷病归结于当事人弱鸡,连岳就是这样在自洽闭环里脱离现实。
在连岳关于滴滴惨案的发文中,他写道:
我不关心你的成长背景,我不关心你的心灵创伤,赶快偿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遇言姐说,这根本就是取巧、是诡辩。
我们当然不会去为凶手的动机寻找借口,但如果这些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仅仅止于“偿命”,而得不到深入挖掘,才是有负身为媒体人的责任。唯有建立起保护机制,才能阻止悲剧的重现。
3个月之隔,两名杀人犯,都是社会底层,都是初中辍学。一个是双亲无业有病,一个是留守儿童、创业失败、P2P难民。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滴滴顺风车监管不力,还有底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的现状。
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糊口,2.8亿国人从农村转战城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他们的孩子则留在老家,有的尚有老人抚养,有的只能自力更生。
中国的留守儿童有多少?很难找到确切的数据。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到6102万。更形象的数据是,在中国,每8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2名是留守儿童。201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称,有36万儿童属于无人监护的独自留守状态。庞大的数字引发的种种问题触目惊心。
根据知乎上一位匿名法政工作者的举证,2010年,某地法院向未成年人管教所里随机发出的调查问卷显示,300名受访者中有178人是留守儿童,占60%,这178人的文化程度为:小学84人,初中79人,高中9人,高中以上6人。
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1.4亿人,而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仅为26岁,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8岁。
这些孩子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专业的培训,心智不成熟,需求得不到满足,平时浏览的内容大多又是游戏、爆款、不良商家的偏黄色广告。
遇言姐写这些绝非是要给留守儿童贴上滋生犯罪的标签,而是想说: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照顾,由此引发的生活、教育、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介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父母即便有心监护,也很难将孩子带在身边。
大家不过是呼吁社会关注底层人口边缘化问题,怎么就成了连岳口中的“圣母心爆棚的黄左”?
慈悲之心不等于白左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普方一家”血案。
2000年深夜,来自苏北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的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女儿一家4口。
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被判处死刑。“杀人偿命”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普方从德国赶来的亲友称,他们发现4名年轻的凶手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愚昧、短见、社会化程度低令他们做出不计后果的随机行为。
当年,在南京居住的外国侨民设立了普方纪念基金,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得以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
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但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有未来、有机会,他就不会想去做坏事。这对他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这就是一个被连岳鄙夷的,企图用爱与教育扭转现实的“白左”的思想高度。
对底层而言,他们的困境,无法一味通过自我加压解决,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对群体而言,没有人是一个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果最终会以无辜者的性命买单。这些文明社会的价值认同,却被连岳冠之以“白左”、“黄左”、“圣母”大肆讥讽。
遇言姐这样说并非同情凶手,而是感叹,消除贫穷任重而道远。遏制恶性事件的发生,需要构建一个使得底层阶级拥有更多机会、更多通道的社会,只有将每一个个体都囊括进社会化的进程中,我们才是安全的。
否则,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刘振华,下一个钟元会在什么时候举起屠刀,而悲剧又会发生在谁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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