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珠紋人物動物紋樣，產生於薩珊波斯帝國（224-651年），根據近年考古發現，這一紋樣的紡織品和壁畫更興盛於薩珊統治下的粟特地區（今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南部）。從北朝晚期到安史之亂之前（550-755年），聯珠人面紋作為一個漢化的絲路舶來紋樣，隨著中亞粟特商隊和使臣的腳步，進入胡人聚居的于闐、吐魯番綠洲，又渡過敦煌玉門關，滲透長安洛陽受到皇帝公主們的喜愛。
中國境內聯珠人面紋最著名的例子，世俗的有山西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壁畫（571年）（圖1）；佛教的有安放佛骨舍利的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石靈帳（708年）。
圖1、侍女身穿聯珠菩薩紋的衣裳，山西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壁畫，571年
本文將通過上下兩篇，討論法門寺聯珠人面紋與絲路戰神毗沙門信仰的關聯，並進一步追溯這一紋樣的古希臘源頭——蛇髮女妖梅杜薩。
法門寺的聯珠人面紋
聯珠人面紋出現於安放佛骨舍利的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是地宮中室石靈帳上石刻浮雕的圖像之一。由於佛教的中國化，這件石靈帳是盛放舍利的器物，其意義相當於塔，所以法門寺銘文上才寫“以其舍利入塔，故書記之”。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指，將整個盛放舍利的石靈帳放置在塔下的地宮中。扶風法門寺，西距長安約120多公里，是大唐皇室經營的皇家寺院。銘文此處“舍利”就是指大唐皇室多次迎送供奉、遭來韓愈苦諫的佛骨（佛指舍利sarira）。
這個石靈帳雕飾華美，被放置在一個石雕的禪床上；外觀呈豎立長方體，底面為正方形，由盝頂、帳簷、帳身、須彌座構成（圖2）。帳簷雙層，內側刻有“大唐景龍二年（中宗李顯，708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沙門法藏等造白石靈帳一鋪，以其舍利入塔，故書記之”的銘文。帳簷與帳身之間的四面攔額部分，各雕七尊跏趺坐佛像，佛像下為靈帳“垂鱗”天蓋與三角形和長條形幕邊，再下為帳身，雕飾各種寶幡、瓔珞，帳身內四面雕刻八大菩薩。帳身下分別為須彌座和禪床。須彌座高27.2釐米，座上邊長95.2釐米，下邊長104.4釐米。
圖2、中室石靈帳 唐 景龍二年
聯珠人面紋位於須彌座的束腰部分。人面紋呈正圓形，淺浮雕，為男子面相，肌膚飽滿，形象較為寫實。須彌座束腰四面各有七個人面紋，聯珠狀等距離排列，人面之間以立式流雲紋界欄分隔，構成二方連續圖式。聯珠人面紋出現在石靈帳的須彌座上並非孤例，法門寺地宮前室的一座方形小石塔（舍利容器）的須彌座束腰部位也飾有聯珠人面紋，塔身四面雕八大菩薩（圖3）。可見這種圖像的安排並非偶然隨意，而應當是有經文依據。
圖3、法門寺地宮前室石塔 唐
地宮石靈帳雕於景龍二年（708年），由沙門法藏主持建造。法藏大師是武則天曾經推崇的佛教國師，俗姓康，是中亞粟特人後裔。他精通經律論三藏、梵語胡語，在其撰寫的《大乘密嚴經疏》第四卷中曾提到八大菩薩。在一部由中亞大夏-吐火羅沙門彌陀山主譯、法藏參與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中，提到八大菩薩及其他神祇與舍利塔的關係，加持、護持佛塔的有恆沙諸佛、八大菩薩以及夜叉、四天王、帝釋梵天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毘羅城大精舍中，與大比丘眾無量人俱。復有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摩訶薩，其名曰：除一切蓋障菩薩、執金剛主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無盡意菩薩、彌勒菩薩如是等而為上首。……應燒香相續誦此陀羅尼呪二十八遍。實時八大菩薩、八大夜叉王、執金剛夜叉主、四王帝釋梵天王、那羅延、摩酰首羅，各以自手共持彼塔及相輪橖。亦有九十九億百千那由他恆河沙諸佛，皆至此處加持彼塔……”
將上述經文的記述與靈帳圖像對照，可看到佛居最上，中為菩薩，下為護法諸神，這一順序與佛教神祇的等級順序是一致的，聯珠人面紋與夜叉主四王帝釋等護法神相對應（參見圖4）。而在護法諸神中唯一與人面紋有關係的，是四大天王中的毗沙門天王（Vaiśravaṇa）。筆者推想，石靈帳是粟特僧人法藏大師應武則天之子唐中宗的邀請所造，經文又依據中亞大夏-吐火羅僧人彌陀山和粟特僧人法藏譯出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出現粟特-于闐風格的聯珠人面紋毗沙門天王就不奇怪了。
圖4、經文與石靈帳圖像系統對照圖
從於闐到長安：毗沙門信仰入唐
毗沙門信仰在隋唐時期的歐亞絲路流傳頗廣，幾乎跟聯珠紋一樣，從中亞直至日本都有蹤跡可尋。在粟特胡人移居的于闐綠洲，說吐火羅語的尉遲（Vijaya）王族推崇佛教，同時毗沙門成為于闐建國護國神，種種神蹟流傳。斯坦因1907年在和田丹丹烏里克的唐代佛寺遺址，發掘了有毗沙門畫像的壁畫（圖5）。已流傳的“舊”毗沙門天王像，其榜題則直接寫為“北方毗沙門天王”，如吐魯番交河古城出土的一幅唐代麻布畫，可見同樣是粟特人聚居又信仰佛教的吐魯番綠洲，毗沙門被廣為信奉。
圖5、斯坦因1907年在於闐國的丹丹烏里克佛寺遺址發掘，龍女壁畫旁有毗沙門泥塑
筆者觀察到，唐代長安的毗沙門畫像，直接由於闐國傳來，史料明確記載是在唐玄宗朝，求取人是曾與吳道子齊名的大畫家車道政（713-741年）。此據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相藍十絕條·大相國寺第八絕”：“西庫有明皇先敕：‘車道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毗沙門天王樣來’”。于闐毗沙門在傳入長安之後，進一步擴展成為克敵制勝的護軍神，如唐密宗高僧不空（梵名Amoghavajra，705～774年）在開元天寶時期翻譯的《北方毗沙門天隨軍護法儀軌》以及《北方毗沙門天隨軍護法真言》。
學界一般認為，大約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出現了一種毗沙門新樣，有別於“舊”毗沙門形象（圖6、圖7）。天寶元年，不空請毗沙門解安息之圍的傳說最為著名，以至於世人認為新樣毗沙門出現是以此事為始。松本文三郎在其《兜跋毗沙門天考》一文中，對不空此事進行了詳細考證。這種新樣毗沙門傳至日本後被稱為“兜跋毗沙門”（圖8）。事實上新樣毗沙門確出於玄宗朝，但不是出現於天寶元年（742年），而應是更早的開元十三年（725年）。依據還是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相藍十絕條”，記大相國寺第八絕曰：
“西庫有明皇先敕：‘車道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毗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十三年封東嶽時，（明皇）令道政於此依樣畫（毗沙門）天王像，為一絕”。
圖6、毗沙門像榆林25窟 中唐
圖7、毗沙門天王 莫高154窟 中唐
圖8、日本醍醐寺藏“兜跋毗沙門”
中晚唐（756-906年）以來，毗沙門信仰的盛行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唐皇室對密宗的崇信以及毗沙門的種種神蹟密切相關。新樣毗沙門從敦煌到長安洛陽、四川均有不少遺蹟保存，尤其是四川數量最多，可能與安史之亂明皇逃蜀、四川僻居一隅避開了中晚唐幾度戰亂有關。在中國雖無“兜跋”之名，但這種新樣卻有著另外一個名字——“大聖”毗沙門天王。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晚唐舍利寶函上，刻有一尊毗沙門像，其榜題曰“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圖9），而寶函另外三面浮雕著三位天王，則在南方、東方、西方之後直書其名，並無“大聖”二字。
圖9、法門寺地宮舍利寶函大聖毗沙門像 晚唐
出自敦煌藏經洞、五代後晉開運四年（974年）的毗沙門版畫上，其發願文及榜題明確寫著此像為“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圖10）。這說明至少在晚唐時，對新樣毗沙門已有固定“大聖”名稱。該版畫發願文也頗能幫助說明在毗沙門身上越來越濃郁的戰神特質，在戰火頻仍、兵家必爭的絲路要道敦煌，供奉毗沙門可保“國安人泰，社稷恆昌”：
“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主領天下一切雜類鬼神。若能發意求願，悉得稱心虔敬之徒，盡獲福佑。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請匠人雕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稷恆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於時大晉開運四季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
圖10、晚唐後晉開運四年（974）大聖毗沙門像
此處需要了解的背景是，曹元忠是割據敦煌的曹議金家族後人，曹議金是粟特人血統已經由北大榮新江教授考證落實（見2002年《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而且這個敦煌曹氏家族代代與于闐王族和吐魯番的高昌回鶻可汗通婚，所以信仰毗沙門也算是“近朱者赤”吧。
松本文三郎將其形象特徵概括為三點：
1、地天從地中伸出半身，兩手支撐毗沙門天兩足。
2、衣下襟外展，長達膝部，乍看似著外套形的鎧甲，腰束帶，長劍斜掛。
3、頭高昂，戴著附有裝飾的寶冠。
此外筆者認為還需要注意的是，在新樣毗沙門的鎧甲胸飾上配有人面紋，而這往往是研究毗沙門的學者所忽略的，有的雖然提到，但也是作為一般描述而一筆帶過。人面紋的排列形式大約有單面式、雙面式和三面式三種。
作者：王敏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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