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指出，汉字的起源不是甲骨文，而是7000 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契齿文。甲骨文只是是对成熟的契齿文理念以及字形的扩展和应用，是汉字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契齿文是甲骨文之基石。
大量的甲骨文要么直接继承契齿文字形，要么将契齿文作为其关键部件。因此，对书契时代的历史背景没有充分的认知，对书契的原理和功能没有成分的了解，就无法对契齿文的理念和内涵准确把握，这样也就无法对建立在契齿文之上的甲骨文进行准确释读。
前面我们已经用契齿文对“玉”、“朋”、“我”等甲骨文进行的新的诠释，下面对甲骨文“文”字进行重新解释。同时，还要捎带上金文“理”和“章”字。
“理”和“文”相对应，说“文”，必说“理”。“章”和“理”则联系密切，理解了“章”，才能理解“理”。“理”、“章”二字均无甲骨文，而只有金文。但是西周或晚商之金文也很古老，其成字原理与甲骨文同。
很明显，甲骨文“文”字，是两排契齿文的交差、交错，每排契齿文由两根或三根横线（齿）组成。双排契齿文是代表一对（朋）契的比对成功，完全相合，左右契是并排放置的，两排契齿文也是平行的。
“文”字两排契齿文的交错，似乎是在展示一对契在做对比时，尚未完全并列相合之前，相互之间存在夹角的状态。此时，比对者的注意力就会放在左右契的齿文上，以便于和尽快完成比对，检测能否相合。
对左右契的齿文进行对比，是为检测双方是否诚信。左右齿文能够完全重合，表示双方都是诚信的。不能完全重合，则表示至少一方不诚信，做了假。因此，“文”是对诚信的记录。重要的不在文本身，而在其记录和承载的诚信。
也正是为强调内在的诚信，还有少数的甲骨文个例，在“文”字中间空白位置加了一个心的符号，成为带心之文。而在后来的金文“文”中，带心则成为常态。有些甚至以心为主，把心的符号画的大大的，很夸张。见上图。
金文“理”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边的部分很容易识别，是一只拿着刀的手正在刻画双排齿文，即正在刻契，正在制作书契。难点在右半部分。
现代人总是基于象形原理，想当然地认为理的右半部分与田地有关。其实是一个倒置的“章”字，只是少了一横，但是小篆的“理”则补上这一横。弄清了“章”的内涵就会明白，多一横，少一横都是无所谓的。
“章”的金文是对一对已经完成刻画的书契的真实再现。包括三部分，一个部分是一个圆圈。拿掉圆圈之后，剩下的就是表示已经刻画契齿文的一对书契，包括两个部分。上边的那个长横线或中间粗的横线代表书契的顶部。顶部下边的部分是一个由两根横线（齿）组成的契齿文。由于是刻在并排放置的一对契上，就呈现双排契齿文的状态。中间的竖线是左右契的边界。
由于刻契的顺序是自上而下，在第二根契齿上加圆圈，实质是表示在最后一根契齿上加圆圈。这是在表明，这对书契的齿文到此终止。加圈的目的，是做一个标记，以防止此后有人继续往下刻，以做伪。齿文是数字，代表财富价值的。
同时，圆圈本身也起到一个再次加密的作用，为这对书契增加一重检验是否相合的符号。在以后对比时，不仅契齿文要完全相合，两个半圆也要完全相合，才能证明这对契是匹配的。实际上，为了提高加密的程度，这个圆圈可能会被扩展成多重同心圆。
在我小的时候（80年代初），豫东村依然在使用由多组多重同心圆作为加密符号的木质书契。当时那里的农村还存在一个业务叫“染布”。染布匠到村子里走街串巷，需要染布的人家把布交给染匠。染匠拿出一对木质书契，长度在3、4厘米的左右，长方体，每只契的一端都有一个小孔上，栓着一个绳圈。每对书契的一面都刻着几组大小不同的多重同心圆，每一只契上都是半圆。一只契交给要染布人家，另一只契栓在布上。
过一段时间布染好之后，染匠再次走街串巷，到各家门口把布送回。在取布时，就需要比对书契。取布人的书契与布上的那只书契能够完全相合，各个同心圆能够完全复原，才能证明布是属于取布人的。
因为在染布交易中，只需要确认所有权，而无需确认数量，所以其所使用的书契就无需刻上数字，即无需刻契齿文，而只需刻上单纯可以检验是否相合的多重同心圆即可。是一种简化版书契。
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后，“章”、“理”二字的含义就很容易明白了。“章”最原始和主要的意思是做标记，也可以说是加密，防止别人作伪。第二层意思是，章节之章，有完成、终结之意。篇章、文章都是此意之延伸。
金文“理”字左边是一个用刀刻画双排齿文的动作，右边则是一对已经刻画完成且家了密的书契。用做动词，就是制作书契。制作就是将双排契齿文刻画上书契上，使木契呈现有文有条理的状态，引申为“治理”。用作名词词，理和文一样都是书契上契齿文的再现，都是文。只是，“理”字的左半部分又着重强调了双排契齿文，前面已经指出，这更代表诚信和道义，而文则缺乏这一层。因此，理就比文更强调内在的诚信。
但总之，就实质上来说，文、理的关键部分都是契齿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诚信。因此，文、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相通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完全可以互换的。
《论语·子罕》记载，子畏（受到威胁）于匡（地名），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高祖本纪》有这么一段话，“亚父劝项羽击沛公，……。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
这两段话中的“文”都非外在之文，而是内在之理，与理等同。我们经常说的“天文地理”、“天文学”之“文”，其实也是理。
前面已经指出，甲骨文之前的中国文字有两套系统。一套是日常生活层面，书契系统的契齿文，另一套则是理论占卜层面，易经系统的象数系统，即八卦符号系统。但是，无论是书契系统的契齿文，还是易经系统的八卦象数，其实质又都是数字，两者都是数字符号。同时，两者所强调的核心也是一致的，都是诚信。
一部易经实质就是围绕一个“诚”字展开，具体表现为两个概念，一个是“贞”，另一个是“孚”。“贞”就是守正，正就是自己的本心本性，因此，守正其实就是诚。而“孚”就是诚。
易经在形式上是占卜吉凶的，而在实质上，则是教人去“贞”，去“孚”的，即去“诚”的。因为未来吉凶的最终决定者，并非任何外在因素，而就在你自己“贞”不“贞”，“孚”不“孚”，即“诚”不“诚”，只要你做到“贞”、“孚”了，即做到“诚”了，未来一定是吉的。
《周易》爻辞中反复出现“贞吉”、“贞凶”，《系辞》解释到“吉凶者，贞胜者也”。“贞吉”即贞了就会吉，“贞凶”即贞了就能克服凶，逢凶化吉，“贞胜”就是贞能战胜一切，决定吉凶。
《益卦》九五爻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益”是政治卦，讲述政府的行事原则，即政治原则。“益”就是增益天下，为老百姓增加利益之意。“九五”是天子之位，爻辞也是对天子提出的要求。
“有孚惠心”，就保持施惠天下苍生的真诚之心，只要做到这一点了，无需再去占问了，未来一定是大吉大利的，即“勿问元吉”。天下的老百姓也一定会对你给予真诚的赞誉，即“有孚惠我德”。
《坎卦》卦辞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就危险、艰险，“习坎”就是重重危险，险而又险，是身处天下最大的危险艰险的时候。此时，你就应该“有孚”，保持内心的真诚，坚定地按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做。“有孚”之后，你就会“心亨”，内心想的开，想的通，消除郁积，恢复和保持畅通的。内心畅通，世界就会畅通。然后，就会“行有尚”，你的行动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定会克服困难，迎来光明。
概而言之，“诚信”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利器。
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双重文化传统中，无论是日常实践的书契系统，还是理论占卜层面的易经系统，诚信都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后来的《中庸》总结说，“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还说：“率性之谓道”。《周易系辞》也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率性”、“成性”就是诚，诚、诚信就是道、道义。
“理”就是诚信之理，因此，理也是道、道义之理，即“道理”。故而，“文”、“理”、“诚”、“性”、“道”、“心”这几个概念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是相同的。所以，宋明儒家管自己的学问叫“理学”，叫“道学”，又叫“心性学”。堪称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最重视的概念又在一个“诚”字。而宋明理学的核心主旨是“性即理”、“心即理”。
下面再简单解释一下，在中国传统中本来相同甚至相同的“文”、“理”二字，为何在当今中国却变成相反相对立的概念了，成为文科理科之文理。
现代科学体系中的文科理科之对立，源自基督教，当然也是一切宗教的人神对立。现代科学脱胎于基督教，但并非彻底地反基督教，而是继承了其观念内核。现代科学并非彻底反宗教的，而是只是一种宗教改革。科学也并非是彻底非宗教的，而是一种新型的宗教。
宗教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人神对立的宇宙观，认为神是世界背后的创造和决定者，人是要绝对服从神的。科学并没有完全废除基督教的人神对立的世界观，而只是进行升级改造，换了一个马甲而已。把人神对立改造成文理对立。
“文”就是宗教时代的“人”，“理”就是宗教时代的“神”。基督教的神是被构造全知全能的，这是为了给人一种外在的确信和确保，为人提供一种外在的绝对依靠。而现代科学中的理，被构造成客观确信的。理与上帝在本质上相同的，都是在企图为人虚构外在的绝对确信确保和绝对依靠。
现代科学系统中的文理之争，实质上是人神之争，宗教教派之争。现代中国完全接受和引入了西方的科学系统，也就完全引入和接受了现代科学系统中的文理观，然后将中国固有的文理观边缘化了，这就是当年韩愈所说的“入主出奴”。
象当年中国的佛教化一样，当今中国的科学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宗教化。也会象中国佛教化后又反佛教化一样，中国也最终会反科学教化，驱逐现代科学系统中的相争文理观，而恢复中国固有的相合文理观。（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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