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主流的知識和觀念中，文字是語言的符號化，是書寫的語言。因此，在功能上，文字和語言等同，都是中性的交流工具。所謂的中性，是說文字本身並無價值和道德判斷。
事實上，這樣的判斷僅僅適用於徹底語言化的字母文字，對中文，尤其是白話化之前的中文，是不適用的。一方面，中國文字並非是語言的符號化，而是一種相對語言非常獨立的符號系統，而且，越是早期，文字的相對語言的獨立性就越強，與語言的距離也越遠。直至文字的最原始階段，即單純的“文”的階段，完全與語言無關。
與人類文明中任何文字不同，中國文字包括兩個階段，兩套系統，即“文”的階段和“字”的階段，“文”的系統和“字”的系統。關於這一點等會再詳細討論。
現在，我們一般把現代白話文之前的中國文字叫做文言文。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區別就在於，前者與語言並不對應，不同步，而後者則與語言完全對應，完全同步。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突然對自己的文字自卑起來，原因就在於它與語言不同步，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所有文字則都與語言完全同步。
由於歐美國家的文字都是語言的符號化，都是語言性文字，歐美人也就想當然地認為，所有人類文明的文字都應該是他們那個樣子。一旦中國人接受了歐美的觀念，把語言性文字當成文字的標準，然後套到中國文字上，中國文字的“落後”性頓然呈現。
從中國的文字史來看，歷史越早，文字與語言的不同步性也就越高。《五經》分為《經》和《傳》，兩者最明顯的區分就是與語言的同步性，《經》的同步性比較低，《尚書》、《易經》、《春秋》、《詩經》都是如此，《傳》的同步性明顯躍升一個檔次。因此，《經》很難理解，所謂的詰屈聱牙，《傳》卻容易讀。
甲骨文與語言的同步性更低，西周金文稍稍好一些。實質上，《尚書》、《易經》、《春秋》經文的文風與西周金文高度接近。這意味著這三本書的經文的成文應該在西周。儘管《春秋》本身經文的書寫自春秋始，但是，“史記”的格式和文風應該定型於西周，作為魯國史，只是進行了良好的繼承。
《傳》的出現是在春秋時期，標誌性，甚至開創性人物就是孔子。《傳》並非是對《經》的解讀，而是本來就是《經》，是沒有文字化的，口耳相傳的經。在《傳》之前，《五經》的主體實際上包括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文字化的部分，另一個部分是沒有文字化的部分。《傳》只是將沒有文字化的部分文字化。
這一點在《周易》和《春秋·左傳》上表現地尤為明顯，少了《傳》，這兩本的經文幾近毫無意義的亂碼，不可理解。《左傳》更是直接補全經文沒有記載的大量歷史事實。
由於易經是群經之首，歷史最為古老，遠在文字（甲骨文）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其逐步地、分階段地文字化的特徵也就更明顯。
在甲骨文之前，實際上是在西周金文之前，易經符號化的東西只有卦象，即八卦符號，而沒有文字。後面會詳細解釋，八卦符號實際上不僅是“文”，而且是“文”的源頭。也就是說，西周之前，易經是有文而無字，完全沒有文字化，其內容主體是靠口耳相傳，八卦符號只能起到分類、提示和助記的作用。因此，絕不能把易經稱為一本書。
無論從文字風格，還是文字內容來看，易經的第一次文字化發生在西周，即卦爻辭的撰寫，也因此易經被稱為《周易》。因為周文王是周朝的開創者，所以他被冠名為《周易》的“發明”者，即所謂的“文王演卦”。而歷史事實更可能是，周文王只是一個名號，被用來標記時代，“文王演卦”是說易經的首次文字化出現在文王時代，或由文王所開創的時代。
由於金文基本與甲骨文差不多，文字與語言也高度不同步，所以，西周時代易經的文字化是非常淺的，其內容的主體依然沒有文字化，而繼續保持口耳相傳的狀態。《周易》的經文，儘管比原先的八卦符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依然是嚴重信息不完全的，而更多是提示和助記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周甲骨金文時期，文字的普及面非常小，僅僅存在於官方，而且主要是用來祭神敬祖，民間尚沒有文字。所以，易經在西周的首次文字化一定是官方所為。這不是說易經不在民間存在，恰恰相反，易經的基礎依然在民間，但是，民間的易經依然是八卦符號下的口耳相傳。這也是《周易》經文，甚至重卦事件被誤認為是文王所為的更重要原因所在。
易經的第二次文字化，就發生在以孔子為標誌的《傳》時代。但是，《傳》的真正定型則直至西漢才完成。《傳》實際就是把易經八卦符號、經文之外的，依然口耳相傳的內容文字化。因此，《傳》也是《經》，只是文字化的時間晚了點而已。
也正是由於《傳》的文字化時間比較晚，主體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因此，也必然受到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新思想”的影響，被混入了不同於，甚至有違於易經本身的東西。因此，《傳》中有存在非經成分，這就需要後來的學習者加以區分。
從孔子到民國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大約250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文字與語言的同步性基本穩定，文字與語言始終保持著距離，拒絕與語言完全同步。為什麼在民國之前，中國的文字一直刻意與語言保持距離，這才是我們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因於“落後”。
對文字與語言的同步性的問題，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並做了深入的思考，這在人類文明史、文字史中也是絕無僅有。
《周易·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這裡“書”就是文字，“象”、“卦”就是八卦符號，“辭”、“言”都是語言。
這段話，實際上是在討論八卦符號（文）、文字、語言與意四者之間的關係。但在這四者中，意是中心，是目的，八卦符號、文字、語言又都是工具，都是表達意的工具。但是，最能直接和徹底表達意的，卻既不是語言，也不是文字，而是卦象，是八卦符號，“立象以盡意”。
《莊子·外物》：“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裡只提到言、意兩者的關係，把卦象和文字都忽略了。而在莊子的結論中，即便是語言最終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為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根本目的。
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說：“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王弼討論的是卦象（文）、語言和意三者間的關係，把文字忽略了。《周易·繫辭》、莊子、王弼三者都將文字置於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位置。只有《周易·繫辭》提到提到了文字，也是“書不盡言”的，莊子、王弼則直接選擇了對文字的無視。
與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所存在的任何文明不同的是，中國文明很早，準確地說在文明之始，就是意識到“意”的存在和重要性，並且於此同時開發出了表達“意”的抽象符號，就是易經的卦象，也是中國最早的“文”。也就是說，在文字出現之前，中國早已形成了成熟的抽象符號體系，即“文系統”。這個體系是完全獨立和超越語言的，其目的是表達“意”，而非是語言的符號化。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意”並非一般意義上。個人意義上的“意”，而是“聖人之意”，是“義理”、“道義”之“義”，同於“義”。當然，“聖人之意”與普通人之意並非絕對不同。《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因此“聖人之意”只是一種“公意”。所以，“文以載道”是對“文系統”的真實描述，其歷史起點在易經的產生時代，也是中國文明的產生時代。
文字實際上介於以卦象為起點的“文”與語言兩者之間，包含了兩者的元素。在目的上繼承了“文”，是為了傳達“意”、“義”，同時，文字也有了聲音，建立了與語言的對應。因此，“書不盡言”也就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在目的上，文字不是為了表達語言，不是語言的工具；第二層，在單詞數量上，文字少於語言，不能建立完全的同步。這兩層含義是相關的。
而在中國文明之外，所有的文明，無論是使用楔形文字的“最古老”的古兩河文明，還是後來使用字母文字的文明，都沒有出現獨立的“意”、“義”，也當然不存在去直接表達“意”、“義”的抽象符號系統。即在文字系統之前，不存在“文系統”。因此，他們的文字的目的只是為表達語言，是語言的符號化，語言的工具。
以中國文字的標準和歷史來衡量，這些文字不僅是“低級”的，而且是殘缺的。低級在於目的，不是去傳達道義、義理，而只是去傳達語言。殘缺的是歷史，在文字之前，他們均缺乏獨立的“文”的歷史，而這又源自獨立的道義的殘缺。
殘缺道義，殘缺“文系統”，因此，被稱為人類最古老文字的古兩河楔形文字之來源就成問題。在中國的傳統觀念看來，“字”只是對“文”的擴展和延續，是“文”的兒子，而“文”則是“字”的母體。那麼，缺乏“文系統”的古兩河文明又是怎麼憑空突然發明文字的？事實上，文字至於古兩河文明，就是一個無母之子。
《說文解字序》：“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這段話是中國文字起源極為重要的史料，當然也是人類文字起源極為重要的史料。這段話的文字本身並不難理解，難解之處在於其中所引用的《周易》，以後將做更詳細的闡述。
許慎很明確地把中國的文字劃分兩個階段，文的階段和字的階段。明確區分了文和字，文是字之根基和母體，而字則是由文所孳乳。許慎認為八卦符號、結繩和書契都屬於文。不過書契又是特殊的文，是文和字的交集，既是文，也是字。書契是最原始的字，而書契之前的結繩和卦象則是文而非字。
許慎所使用的“孳乳”並非比喻，因為這是“字”這個字的本義。“字”的現代字形與早期的金文字形非常接近，為寶蓋頭下一個子。寶蓋頭代表家，子為幼子、嬰兒。因此，“字”的本義是生育、孵化、撫育、懷孕之類，文字之義是由其所派生。用“字”來指代文字，就直接意味著，文字的字也是孩子，是誰的孩子，是文的孩子。
總之，無論是《周易》的記載，莊子王弼關於象、言、意的討論，“字”的字形之含義，還是許慎對文字起源的追溯，以及更重要的，我們此前對書契符號和結繩符號的研究，都指向一個歷史事實：在文字產生之前，中國文明中已經存在成熟的文的符號系統，文字系統正是在文系統的基礎上衍生而出。
許慎正確指出了文系統的三個子系統：八卦符號、結繩、書契。但是，他卻將認為文字起源於書契時代，事實上是商朝的甲骨文。許慎更致命的失誤在於，認為文系統和字系統的成形原理都是象形，所謂的“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
事實上，八卦符號、繩結、契齒文三者本質上都是數字，是數，而不是象。易經、結繩、書契三者都是對抽象數學的應用，只是應用的領域不同，易經將數學用之於世界變化的模擬，而結繩和書契則是將數學用之於經濟合約的簽訂，結繩和書契本質上都是經濟合約，而且也是人類最古老最原始的經濟合約。
既然，八卦、繩結、契齒文都是數字，那麼抽象數學就是三者共同的基礎，三者的出現也以抽象數學的出現為基本前提。關於抽象數學的起源問題，以後將專文詳述。這裡只是指出，中國文明的，也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抽象數學是與易經同時出現的，其首要應用就是八卦系統。
由於數字符號是人為賦予，也是人為約定，也就具備合約屬性。這可能是《周易》認為結繩、書契與八卦存在關聯的另一個原因所在。三者都以數字符號為中心，也都具備合約屬性。
傳統一貫認為，中國文明始於“伏羲畫卦”，開始於易經產生的伏羲時代。這意味著，中國文明與抽象數學同時產生，中國文明產生伊始就存在抽象記錄符號，即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這是“文”的肇始，也是“文以載道”的肇始。
也就是說，整個中國文明自始以來都存在抽象的記錄符號系統。這個符號系統又整體上分為兩個階段：文的階段和字的階段。同時，在成型原理上，文與字又存在不同。象形的確是相當一部分字的成形原理，而是文的成形原理絕無象形。因此，文和字不僅是兩個階段，也是兩套不同的系統。
字乃文之子，文乃字之母。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們已經指出，甲骨文金文的很多重要文字是直接對書契符號和結繩符號的繼承。當文字出現以後，結繩的文和書契的文就融入文字系統，其獨立性消失了。文的三大子系統中，唯有八卦系統依然保持獨立存在至今。
因此，文字的最根本的成形原理並非象形，而是繼承，對文的理念的繼承，和符號的直接繼承。這一原理被後人遺忘和忽略了。（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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