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重釋甲骨8字“尹、聿、律、君、史、吏、事、幹”系列的第三篇，來重新釋讀“君”字。
為什麼將這八個甲骨文文字放在一組，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首先都和書契直接相關，其意義都是由書契派生而出。其次，字形存在直接關聯，前七個字中都有“尹”字結構，後三個字都有V字符。再次，這八個字又都是傳統中用於官場、政治中的詞彙。
“尹、聿、律、君、史、吏、事”這七個字中都包含著“尹”字結構，這足以見“尹”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的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足以見“尹”在中國早期政治史中的核心地位。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可以概括為“尹治模式”。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歷史和當下的政治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
同時，由於甲骨文“君”字裡也包含著“尹”字，為“尹”加“口”，現代漢字字形對此做了完美的繼承，所以在對“君”進行解讀之前，首先回顧一下前面兩篇有關對“尹”字的釋讀。
“尹”字甲骨文字形為一隻握著刻刀的右手，正在刻畫書契。當然也有少數字例是左手，說明在書契時代也有左撇子。從字形本身來推斷，“尹”的原始意義應該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幫助訂立書契。在書契時代，兩人需要請人來幫忙訂立一個書契，這個事可能就被稱做“尹”。另一個意思是指幫別人刻畫訂立書契的人。
幫別人刻畫訂立書契的“尹”是一個第三方，一箇中保，不僅要懂書契刻畫技術，而且更重要的是，還要道義道德水平很高，德高望重。因為無論是在訂立書契，即簽訂合同的時候，還是以後書契條款的執行、兌現的時候，書契雙方都可能出現爭議、分歧，這就需要“尹”來調停、評理，幫助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而作為一個完全民間人士，“尹”的說服力完全建立在自己言語的道義水平之上，以及自身的道德威信之上。
《易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百官”是各行各業的意思。這是把書契看成在政府出現之前，中國社會的主要治理工具，可以稱之為“書契之治”。
政府在中國出現的時間為唐虞堯舜時期，屬傳統中所說的“五帝”時代晚期，也是現代考古學上龍山文化的晚期。在“五帝”時代其餘的大部分時期，以及“五帝”之前的整個“三皇”時期，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都是“書契之治”。處於書契之治的整個歷史時期也可稱之為“書契時代”。
作為第三方和中保，“尹”在書契的訂立中，尤其是在幫助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和協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書契之治”也可以說是“尹治”。書契時代的社會，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尹治模式”。而政府出現之後，中國的政治模式則是對尹治模式的繼承和升級。
事實上，“尹”字後來的主要義項之一就是治理國家、天下之治理。《左傳•定公四年》：“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另一個主要義項就是對高級官員的稱謂，商湯的著名輔臣伊尹，“尹”就是官職名稱，類似於現在的總理，伊尹就是伊總理。
“尹治模式”的核心特徵是，作為第三方的尹，並不會去幹涉書契雙方的實際業務，而只是依據道義原理和道德權威，幫助兩者消除分歧和糾紛。後來無論儒家還是道家所倡導的“無為而治”都是建立在“尹治模式”的基礎之上。“無為”是針對政府而言，其內涵就是不要干預，更不能參與老百姓的實際業務，象書契時代的尹不會去幹涉和參與書契雙方的實際業務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都倡導“無為而治”，但是，對“無為而治”的理解，儒家和道家又存在重要分歧，就是認不認同尹的職業化問題，即認不認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儒家認同尹的職業化，認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但道家反對尹的職業化，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存在，是絕對的無政府主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重回無政府的書契時代。
自堯舜時代政府在中國出現後，組成政府人員的也正是尹。政府實際上是由尹所組成的一個職業團體，是尹的職業化。在堯舜時期，政府首腦也是選聘的，也是尹。夏朝之後，政府首腦變成世襲，不再從尹中選聘。但是其他的政府官員依然面向民間選聘，依然主要由尹所構成。
政府在中國的出現，尹由民間轉向職業化，對中國歷史而言，並非一個自然“進化”過程，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是外來文化衝擊的結果。關於這個問題，需要專文解釋，現在只是指出來。
政府在中國出現的最早時間應該追溯到五帝之首的黃帝。黃帝戰蚩尤，並非一般的軍事和利益衝突，而是文化、文明的衝突。黃帝所代表的是中國固有的書契文化，而蚩尤所代表的則是一種外來文化，與書契文化之間存在尖銳茅盾。蚩尤文化的核心特徵有兩個，一個是祭祀，一個是戰爭。“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正是對蚩尤文化的真實描述。
“事”字的本意是災禍，是凶事，“國之大事”，本意是國家需要去對抗和消除的大災禍、大凶事。這與現代的“國家大事”有本質不同，前者指的壞事，後者指的好事。對於甲骨文“事”字，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會再專門考釋。
“尹”加上一個“八”，就是“聿”，即“律”的主體部分。“八”的本意是分、別，代表著書契雙方之間的分歧，“聿”就表示通過“尹”在有分歧的雙方之間進行調停、說理，最終在雙方之間所達成的共識性條款。作為書契的共識性條款，“聿”對雙方都有約束力，雙方必須遵守、執行。“聿”加“彳”即為“律”。“彳”為“行”簡省，代表執行、踐行、遵行。
甲骨文“聿”字中，包括道義和法律在中國的起源史，也是道義和法律在人類文明的起源史。唯有明白這段起源史，我們才能夠明白道義和法律的真正內涵所在。
甲骨文“聿”實際上是在強調“尹”的通過說理、說服而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糾紛，達成共識和協作的功能，這個功能與現代的司法功能有點類似，但又有本質不同。現代司法的基礎是外在的客觀的“法律科學”以及政府強制力，而“聿”的基礎則是內在的道義道德。
“尹”在“聿”的過程中，從技術上來說，使用的工具就是語言，他的道義和道德是通過語言、口說來呈現和發揮作用。“尹”加“口”就是代表尹的語言，真正強調的是語言所承載的道義、道德。因此，“君”就是指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尹”，也泛指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在書契時代，“尹”並非一個獨立的職業，並無職業壁壘，所有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都可去做尹，關鍵是看有沒有人去請你。
《說文解字》說“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這個解讀只對了一半。“君，尊也”，是沒有問題的，“君”就是對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的尊稱，但是，“君”和做官與否無關。實際上，在書契時代，壓根沒有政府，沒有官員，但是“尹”、“君”都是存在的。因此，絕不能將“君”之“口”解讀為“發號施令”。許慎的顯然是在以今改古，這是對書契時代歷史的遺忘和無知所造成。
當政府出現以後，民間的“尹”和“君”被選舉進入政府，成為官員，所以，將“尹”和“君”用於指稱和尊稱官員是很自然的事。作為政府首腦，也是更應該被尊稱的，更應該被尊為“君”的。
《周易·臨卦》第五爻的爻辭是“知臨，大君之宜”。易經64卦每一卦都分成上卦下卦兩部分，下三畫是下卦，上面三畫是上卦。而下三卦一般用來指代民間，上三卦則用來指代政府。上卦的中間位置，即從下往上數第五爻（畫），則被認為是天子之位。因此，“大君之宜”的“大君”就是對天子的尊稱。“知”就是“智”，“知臨”就是“智臨”，就是智慧地去面對老百姓。“智臨”實質上就是象尹面對書契雙方一樣去面對老百姓，就是“尹治”，就是“無為而治”。
作為尊稱，“君”不是自己稱呼自己，而是別人去稱呼你。實際上，在早期階段，中國政府的首腦是非常謙卑的，這很好地體現在他們的自稱上。在《尚書》中，商湯和其他天子們都是自稱“予一人”，就是“一個平凡卑微的我”的意思。即便到了戰國時代，邦國首腦依然自稱“寡人”，與“予一人”基本同義。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尊君思想陡然上升，秦始皇不僅加封自己為“皇帝”，這兩個字以前都是指代神，或死去的祖宗的，而且也拋棄“寡人”，而自稱“朕”，且壟斷之。很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本來是以道義為內涵，且大眾化的“君”，衍生出一個獨立的新義項，專制取代道義，且僅被用於皇帝一人。許慎將“君”之“口”解讀為“發號”，正是被這一新義項所誤導。
也正因為君是尊稱，是別人稱呼你的，所以秦始皇也就沒好意思再下令說，只可以用君尊稱我，不可去尊稱別人。因此，君也只是衍生一個新義項，其他道義道德義項依然得以保留，而被社會所使用，直至現在。
也正是在“君”的專制新義項出現之後，政府首腦與其他官員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徹底淪為“君臣”關係，君臣關係就是“主僕”關係，也相當於僱傭關係，皇帝是老闆，其他官員都是僱員。
而此前的三代時期，尤其是唐虞堯舜時期，政府首腦與其他官員的關係，並非主僕式的、僱傭式的君臣關係，而是自由協作的書契關係。
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打敗蚩尤和炎帝之後，就“合符釜山”。符就是書契，“合符”在這裡就是訂立書契，與諸邦國首領之間建立書契式的信用協作關係。據《尚書·舜典》，舜繼堯位之後，第一項工作是祭祀敬神，第二件工作就是 “班瑞於群后”。“班瑞”與“合符”是一個意思，也是訂立書契。後來這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執圭制度，不同級別的諸侯或官員，執不同的圭。符、瑞、圭都是書契，只是其材質從木換成了玉，而且更多是象徵，象徵天子與諸侯和官員之間是書契式的信用、道義關係。
接下來的文章我們會對甲骨文“王”和“士”進行解讀。“王”的甲骨文字形就是頒發玉瑞，士的甲骨文字形則是接受玉瑞，“王”和“士”的關係，就是書契關係。因此，在秦始皇之前，天子與官員之間的關係，就是“王士”關係，也是信用道義關係，而非後來的主僕式、僱傭式的“君臣”關係。
儘管秦以前，君也被用來指代國君，臣也被用來指代官員。但是，那時的君臣關係內涵與秦以後有本質不同。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就是道義，“忠”是誠信。孟子進一步解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孔子還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則進一步解釋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中國的政治模式總體上是“尹治”模式，尹治的目的是維護老百姓之間的自發自願自主的書契關係。而政府本身也是一個書契式政府，政府首腦和官員之間關係也是書契關係。而書契關係的本質則是誠信道義關係。“朋友以合”和“君臣以義合”就是對這種書契關係的精彩總結。
在書契時代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只存在書契關係，只存在誠信道義關係，而沒有主僕式的、僱傭式的專制關係。“臣”字甲骨文字形是一隻豎起且張得很大的眼睛，從最早期的用法看，最初的“臣”應該是來自戰俘，被家庭用作僕役、奴隸。這種情況應該是五帝時隨著大規模戰爭的出現，而傳入中國的。
儘管後來政府官員也謙稱臣，但是，在三代時期，天子和官員之間的關係在根本上是“王士”書契關係，官員稱臣也僅僅是表明一種謙卑的態度，向當時天子謙卑地稱自己“予一人”、“寡人”一樣。
從原意上來說，“君”的對立面不是“臣”，而只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即“小人”。因為“君”的內涵只有道義，而無專制。
最後還需要指出一點。“君”字形的“尹”代表刻畫書寫，“口”則代表口說。無論是刻畫書寫的文字，早期是書契文，還是口說的語言，都是道義的載體，所承載的都是道義。這也是中國知識的兩種傳承方式，《五經》尤其是易經的傳承方式。因此，不能僅僅把文字看成是經，語言的部分同樣是經。而且口耳相傳的語言部分甚至要重於文字部分，因為早期的文字，無論是書契文，還是八卦符號，都太少了。
到了春秋戰國，尤其是西漢，《五經》開始文字化，並且被區分為經、傳兩部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傳只是對經的個人化的詮釋和解讀，這是打錯特錯的。傳從根上來說，是經的口耳相傳部分的文字化，同樣是經。（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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