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重释甲骨8字“尹、聿、律、君、史、吏、事、干”系列的第三篇，来重新释读“君”字。
为什么将这八个甲骨文文字放在一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首先都和书契直接相关，其意义都是由书契派生而出。其次，字形存在直接关联，前七个字中都有“尹”字结构，后三个字都有V字符。再次，这八个字又都是传统中用于官场、政治中的词汇。
“尹、聿、律、君、史、吏、事”这七个字中都包含着“尹”字结构，这足以见“尹”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的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足以见“尹”在中国早期政治史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可以概括为“尹治模式”。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政治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
同时，由于甲骨文“君”字里也包含着“尹”字，为“尹”加“口”，现代汉字字形对此做了完美的继承，所以在对“君”进行解读之前，首先回顾一下前面两篇有关对“尹”字的释读。
“尹”字甲骨文字形为一只握着刻刀的右手，正在刻画书契。当然也有少数字例是左手，说明在书契时代也有左撇子。从字形本身来推断，“尹”的原始意义应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帮助订立书契。在书契时代，两人需要请人来帮忙订立一个书契，这个事可能就被称做“尹”。另一个意思是指帮别人刻画订立书契的人。
帮别人刻画订立书契的“尹”是一个第三方，一个中保，不仅要懂书契刻画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道义道德水平很高，德高望重。因为无论是在订立书契，即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是以后书契条款的执行、兑现的时候，书契双方都可能出现争议、分歧，这就需要“尹”来调停、评理，帮助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而作为一个完全民间人士，“尹”的说服力完全建立在自己言语的道义水平之上，以及自身的道德威信之上。
《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百官”是各行各业的意思。这是把书契看成在政府出现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治理工具，可以称之为“书契之治”。
政府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为唐虞尧舜时期，属传统中所说的“五帝”时代晚期，也是现代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在“五帝”时代其余的大部分时期，以及“五帝”之前的整个“三皇”时期，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都是“书契之治”。处于书契之治的整个历史时期也可称之为“书契时代”。
作为第三方和中保，“尹”在书契的订立中，尤其是在帮助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和协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书契之治”也可以说是“尹治”。书契时代的社会，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尹治模式”。而政府出现之后，中国的政治模式则是对尹治模式的继承和升级。
事实上，“尹”字后来的主要义项之一就是治理国家、天下之治理。《左传•定公四年》：“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另一个主要义项就是对高级官员的称谓，商汤的著名辅臣伊尹，“尹”就是官职名称，类似于现在的总理，伊尹就是伊总理。
“尹治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作为第三方的尹，并不会去干涉书契双方的实际业务，而只是依据道义原理和道德权威，帮助两者消除分歧和纠纷。后来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都是建立在“尹治模式”的基础之上。“无为”是针对政府而言，其内涵就是不要干预，更不能参与老百姓的实际业务，象书契时代的尹不会去干涉和参与书契双方的实际业务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都倡导“无为而治”，但是，对“无为而治”的理解，儒家和道家又存在重要分歧，就是认不认同尹的职业化问题，即认不认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儒家认同尹的职业化，认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但道家反对尹的职业化，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存在，是绝对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重回无政府的书契时代。
自尧舜时代政府在中国出现后，组成政府人员的也正是尹。政府实际上是由尹所组成的一个职业团体，是尹的职业化。在尧舜时期，政府首脑也是选聘的，也是尹。夏朝之后，政府首脑变成世袭，不再从尹中选聘。但是其他的政府官员依然面向民间选聘，依然主要由尹所构成。
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尹由民间转向职业化，对中国历史而言，并非一个自然“进化”过程，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解释，现在只是指出来。
政府在中国出现的最早时间应该追溯到五帝之首的黄帝。黄帝战蚩尤，并非一般的军事和利益冲突，而是文化、文明的冲突。黄帝所代表的是中国固有的书契文化，而蚩尤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外来文化，与书契文化之间存在尖锐茅盾。蚩尤文化的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战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正是对蚩尤文化的真实描述。
“事”字的本意是灾祸，是凶事，“国之大事”，本意是国家需要去对抗和消除的大灾祸、大凶事。这与现代的“国家大事”有本质不同，前者指的坏事，后者指的好事。对于甲骨文“事”字，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会再专门考释。
“尹”加上一个“八”，就是“聿”，即“律”的主体部分。“八”的本意是分、别，代表着书契双方之间的分歧，“聿”就表示通过“尹”在有分歧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说理，最终在双方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性条款。作为书契的共识性条款，“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必须遵守、执行。“聿”加“彳”即为“律”。“彳”为“行”简省，代表执行、践行、遵行。
甲骨文“聿”字中，包括道义和法律在中国的起源史，也是道义和法律在人类文明的起源史。唯有明白这段起源史，我们才能够明白道义和法律的真正内涵所在。
甲骨文“聿”实际上是在强调“尹”的通过说理、说服而在人们之间消除分歧、纠纷，达成共识和协作的功能，这个功能与现代的司法功能有点类似，但又有本质不同。现代司法的基础是外在的客观的“法律科学”以及政府强制力，而“聿”的基础则是内在的道义道德。
“尹”在“聿”的过程中，从技术上来说，使用的工具就是语言，他的道义和道德是通过语言、口说来呈现和发挥作用。“尹”加“口”就是代表尹的语言，真正强调的是语言所承载的道义、道德。因此，“君”就是指道义道德水平很高的“尹”，也泛指道义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在书契时代，“尹”并非一个独立的职业，并无职业壁垒，所有道义道德水平很高的人都可去做尹，关键是看有没有人去请你。
《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这个解读只对了一半。“君，尊也”，是没有问题的，“君”就是对道义道德水平很高的人的尊称，但是，“君”和做官与否无关。实际上，在书契时代，压根没有政府，没有官员，但是“尹”、“君”都是存在的。因此，绝不能将“君”之“口”解读为“发号施令”。许慎的显然是在以今改古，这是对书契时代历史的遗忘和无知所造成。
当政府出现以后，民间的“尹”和“君”被选举进入政府，成为官员，所以，将“尹”和“君”用于指称和尊称官员是很自然的事。作为政府首脑，也是更应该被尊称的，更应该被尊为“君”的。
《周易·临卦》第五爻的爻辞是“知临，大君之宜”。易经64卦每一卦都分成上卦下卦两部分，下三画是下卦，上面三画是上卦。而下三卦一般用来指代民间，上三卦则用来指代政府。上卦的中间位置，即从下往上数第五爻（画），则被认为是天子之位。因此，“大君之宜”的“大君”就是对天子的尊称。“知”就是“智”，“知临”就是“智临”，就是智慧地去面对老百姓。“智临”实质上就是象尹面对书契双方一样去面对老百姓，就是“尹治”，就是“无为而治”。
作为尊称，“君”不是自己称呼自己，而是别人去称呼你。实际上，在早期阶段，中国政府的首脑是非常谦卑的，这很好地体现在他们的自称上。在《尚书》中，商汤和其他天子们都是自称“予一人”，就是“一个平凡卑微的我”的意思。即便到了战国时代，邦国首脑依然自称“寡人”，与“予一人”基本同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尊君思想陡然上升，秦始皇不仅加封自己为“皇帝”，这两个字以前都是指代神，或死去的祖宗的，而且也抛弃“寡人”，而自称“朕”，且垄断之。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本来是以道义为内涵，且大众化的“君”，衍生出一个独立的新义项，专制取代道义，且仅被用于皇帝一人。许慎将“君”之“口”解读为“发号”，正是被这一新义项所误导。
也正因为君是尊称，是别人称呼你的，所以秦始皇也就没好意思再下令说，只可以用君尊称我，不可去尊称别人。因此，君也只是衍生一个新义项，其他道义道德义项依然得以保留，而被社会所使用，直至现在。
也正是在“君”的专制新义项出现之后，政府首脑与其他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彻底沦为“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就是“主仆”关系，也相当于雇佣关系，皇帝是老板，其他官员都是雇员。
而此前的三代时期，尤其是唐虞尧舜时期，政府首脑与其他官员的关系，并非主仆式的、雇佣式的君臣关系，而是自由协作的书契关系。
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打败蚩尤和炎帝之后，就“合符釜山”。符就是书契，“合符”在这里就是订立书契，与诸邦国首领之间建立书契式的信用协作关系。据《尚书·舜典》，舜继尧位之后，第一项工作是祭祀敬神，第二件工作就是 “班瑞于群后”。“班瑞”与“合符”是一个意思，也是订立书契。后来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执圭制度，不同级别的诸侯或官员，执不同的圭。符、瑞、圭都是书契，只是其材质从木换成了玉，而且更多是象征，象征天子与诸侯和官员之间是书契式的信用、道义关系。
接下来的文章我们会对甲骨文“王”和“士”进行解读。“王”的甲骨文字形就是颁发玉瑞，士的甲骨文字形则是接受玉瑞，“王”和“士”的关系，就是书契关系。因此，在秦始皇之前，天子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就是“王士”关系，也是信用道义关系，而非后来的主仆式、雇佣式的“君臣”关系。
尽管秦以前，君也被用来指代国君，臣也被用来指代官员。但是，那时的君臣关系内涵与秦以后有本质不同。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就是道义，“忠”是诚信。孟子进一步解释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孔子还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则进一步解释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中国的政治模式总体上是“尹治”模式，尹治的目的是维护老百姓之间的自发自愿自主的书契关系。而政府本身也是一个书契式政府，政府首脑和官员之间关系也是书契关系。而书契关系的本质则是诚信道义关系。“朋友以合”和“君臣以义合”就是对这种书契关系的精彩总结。
在书契时代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只存在书契关系，只存在诚信道义关系，而没有主仆式的、雇佣式的专制关系。“臣”字甲骨文字形是一只竖起且张得很大的眼睛，从最早期的用法看，最初的“臣”应该是来自战俘，被家庭用作仆役、奴隶。这种情况应该是五帝时随着大规模战争的出现，而传入中国的。
尽管后来政府官员也谦称臣，但是，在三代时期，天子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王士”书契关系，官员称臣也仅仅是表明一种谦卑的态度，向当时天子谦卑地称自己“予一人”、“寡人”一样。
从原意上来说，“君”的对立面不是“臣”，而只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即“小人”。因为“君”的内涵只有道义，而无专制。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君”字形的“尹”代表刻画书写，“口”则代表口说。无论是刻画书写的文字，早期是书契文，还是口说的语言，都是道义的载体，所承载的都是道义。这也是中国知识的两种传承方式，《五经》尤其是易经的传承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把文字看成是经，语言的部分同样是经。而且口耳相传的语言部分甚至要重于文字部分，因为早期的文字，无论是书契文，还是八卦符号，都太少了。
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西汉，《五经》开始文字化，并且被区分为经、传两部分。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传只是对经的个人化的诠释和解读，这是打错特错的。传从根上来说，是经的口耳相传部分的文字化，同样是经。（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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