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到1748年，意大利半島上赫庫蘭尼姆古城和龐貝古城的重見天日在考古學上激起了巨大的浪潮。相得益彰的是，對理性的強調在西方世界能追隨到古希臘時代。
新古典主義時期最重要的理論家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在1755年撰寫了
《對古希臘繪畫與雕塑之思考》，其中他提出：
此時，“洛可可藝術”也到達了它的薄暮黃昏，越來越多的評論將其稱為缺乏道義，內涵薄弱，奢靡的同義詞，其中甚至潛伏著爆發“情色主義”的危機。
於是乎，人們紛紛將目光又一次轉向古典藝術行列。藝術家們也重新開始對古希臘的雕像進行臨摹。試圖當代的眼光在古典藝術裡再一次找尋美的準則。
雅克-路易·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時也是新古典主義的捍衛者和實踐者。
這幅畫講述了一個故事：畫面中央的賀拉斯，年輕人們的父親，帶領著左側的兒子宣誓為了國家和榮譽而戰。畫面右側的婦女們則是他們的親人，深知這場戰爭將奪走自己愛的人。
畫面中的人物被分為三個群體，而這種劃分又被來自後方的富有韻律感的古典拱門和石柱進一步加強。
左邊三兄弟，身體肌肉緊繃，成直線，剛毅，時刻準備好為國獻身。右邊的婦女們，則倒塌，彎曲，悲痛欲絕。理性和感性在此用幾何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並且整體風格一改洛可可時期的雲霧繚繞，光暗對比明顯，有種“天氣終於好了起來”的透明感。
筆觸嚴謹，選色厚實沉穩，整個畫面中人物的服飾（古羅馬服飾），及建築物樸素大方，沒有繁多沉冗令人眼花繚亂的修飾。
這幅畫題材來源於當時一部總所周知的戲劇《賀拉斯》，在1785年展出時便引起巨大轟動，其中傳達的道德訓導顯露無疑：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雕塑界的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則有安東尼·卡諾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
古希臘神話中，愛神丘比特喚醒了沉入睡眠的自己的愛人普賽克。而同樣也是自古希臘發展而來的幾何元素在這裡發揮到凌厲盡致。
上方的翅膀形成了一個三角形，丘比特和普賽克的身軀也搭建了一個三角形區域，中間由他們舒伸交錯的手臂編織成一個圓形區域將上下兩個三角形緊緊地扣在一起。雕塑的整體像一個巨大地沙漏，給人與持續的端莊寧靜且有序感覺。
同時，服飾上面，毫不賣弄技藝，簡單的希臘式長織輕掩，再配以底部自然的磐石，透露出一種樸素。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有一位建築師安德烈亞·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
曾研究古羅馬遺蹟的他著有《建築四書》並提出要用精密的數學與幾何等科學來複興人文主義和古典文化。
17世紀進入啟蒙時代後，巴洛克主義建築被抨擊放蕩且奢侈。由此，帕拉迪奧的主旨又一次被複興，以此為價值基礎而搭建的建築便稱為“帕拉迪奧式”，併成為新古典主義建築領域的代表。
在英國倫敦西部的齊茲維克府邸（Chiswick House）便是這一類建築的典型。
幾何對稱的外立面銜以古希臘式的門面，牆面奢靡繁複的裝飾被一掃而空，樸素簡潔。生硬的直角，圓，半圓等幾何圖形以精確的比例給予人“理性”和“古典”的之感。
新古典主義直到18世紀60年代才姍姍進入室內裝修領域，其先導者是蘇格蘭的建築設計師羅伯特·亞當
（Robert Adam）（1728-1792）。
羅伯特室內裝飾中仍有洛可可主義的痕跡，花朵，大理石，鍍金的浮雕等，但他卻削減了裝飾的密度，並用強烈的幾何元素加以制約，凸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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