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這一行真心累，除了診治疾病方面需要消耗大量的腦力和體力外，還要為複雜的醫患關係傷透腦筋，尤其是在醫患關係緊張的今天。然而，古代的醫生是否就能灑脫地行醫，不受醫患關係所困呢？
在古代，醫生群體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享有國家俸祿，為官宦提供醫療服務的官醫，如御醫、侍醫。一類是民間的醫生。
與民間醫生相比，歷史上醫生的悲劇幾乎都發生在御醫身上。因為古代社會是“人治”社會，而非“法制”社會，御醫的社會地位是很被動的，御醫們的性命往往都在這些權貴的股掌之間。千古名醫扁鵲、華佗的遭遇令人唏噓。晚唐皇帝懿宗李凗遭人讒言，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系京兆獄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是，特權階級畢竟佔少數人群，其醫患關係並不能代表民間大眾的醫患關係。在古代，民間醫生可以稱得上是自由行醫者，他們多為師徒傳承，政府也不會給他們伴發行醫執照。所以，民間的醫生良莠混雜，良醫、名醫、庸醫、巫醫都有。那時，醫患之間也處於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事實上，醫學本身專業性比較強，要讓醫患信息對稱是不可能的），患者也要考慮如何選擇醫生的事情。
在古代中國，小農經濟佔主體，人們的社會活動範圍相對有限，地緣關係比較重要，醫患關係大多受領裡、鄉黨的聯繫所繫。一般情況下，醫生都是被請到患者家中診療，有時診療全程都要受到患者家屬的“監督”。因此，在行醫過程中，醫生比較注重自己的行為，維持自己聲譽和口碑，因為這麼做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且，古代醫界都比較遵循“醫乃仁術”的思想，醫生職業也因此超越了技術和服務層面，而被納入了倫理道德體系，無論是醫者自身還是社會，對其職業道德都有很高的期許。受此影響，醫生們也比較注重個人修養。在此背景下，醫患信任也不難建立。
當然，古代醫患關係中也存在患者對醫生不信任的情況。病人就診時，為了“考驗”醫生的醫術，有意不將真實病情說出來。宋代文學家蘇東坡曾談到當時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情況：“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清周亮工在其《書影》一書中曾批評這種現象：“不以病試醫……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也有庸醫誤病，遭到“醫鬧”的情況。《笑林廣記》裡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醫生醫死人家兒子，只好以自己兒子作了賠償；第二次，這個醫生又醫死了一個僕人，只好又把自家僅有的僕人賠了去；不料當晚，又有人敲門說：“我家夫人產後有病，勞煩醫生去給看看。”醫生行前憤憤地對老婆說：“那家想必又看中你了！”但是，歷史上對於民間醫療糾紛的記載並不多。這也說明，民間醫生與患者的關係相對平衡、穩定。
不過，古代醫療技術還不發達，更何況就算是醫術再高明，也有無力迴天的時候。如果到時候病家無理取鬧怎麼辦？扁鵲遇到病入膏肓蔡桓公也沒有辦法。所以，行醫時也會“挑選”病人，對於那些不信醫生、不遵醫囑，不重視身體健康的病人還是“望而還走”為上。
而且，古代王朝為了規範醫生行醫，也有嚴格的醫生考核體系。《周禮》中已有明確的醫生考核制度：“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年年終對醫生進行考核，考核結果與俸祿掛鉤，沒有失誤的自然最佳，其後按照失誤率評定等級。
唐朝十分重視藥事管理，為了保證用藥安全，頒佈了中國第一部藥典《唐新修本草》。
元朝的法律不僅嚴懲“假醫”，還對官辦醫療機構惠民局在“醫療救助”方面做出了規定，解決醫生因為沒有錢不看病的問題。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詔，要求“各路置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庶使貧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在古代，發生醫療事故，一般會“私了”，醫師除了待遇受影響外，並不承擔直接責任，直到千年後的唐代，才有對責任醫生懲處的規定：醫療事故致死人命者，處以流放；傷人的，以故意傷害論；雖然不傷人，但只要有過失，也要進行杖責。
明清時代，處理醫患糾紛時，已出現了第三方仲裁、鑑定的端倪。《大明律•刑律•人命》中有記載，處理醫療事故時，“責令別醫辨驗”，這“別醫”就是其他醫生，相當於現代醫療事故的第三方鑑定。“藥餌穴道，如無故害之情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 違規的醫生“不許行醫”，相當於現代所謂吊銷行醫資格證。“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藥殺人者，斬。” 也就是說，出現嚴重的醫療事故，醫生要被砍頭。
總而言之，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規範對古代醫患關係的確立和維繫有重要作用，但醫生的經濟利益得到實現，也是古代醫患關係穩定的一個前提。患者因病而要求診治，是醫生這一職業的職責所在，醫生出於職業生存、自我價值體現等需要，竭盡所學力求治癒疾病，這也正是患者的願望。由此可見，醫患關係，不僅要靠雙方各自的努力，更需要全社會各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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