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2018年8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一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时期如何扩大内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主持会议并发表评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资料图）
由于经济形势“稳中有变”，对下一步经济走势预期又不大稳定。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研判，要看的远一些，放到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观察分析。经过多年回落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触底不可能一蹴而就，会经历多次反复。根据我们的研究，随着基建、房地产投资减速，寻找新的均衡点，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增长速度也会有一定幅度减缓，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过去三十多年是高速增长，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是中高速增长，将来能够稳定下来的新平台就是中速增长。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目标，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将会稳定在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
因此，需要适当调低增长速度预期。首先要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速度高、形势好，速度调低、形势不好的思维定势。过去长时期内，GDP增速处于优先位置，所谓GDP挂帅，就是先定GDP增速，再定别的指标。尽管这套办法也有问题，但在具备高速增长潜力时还过得去。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这套办法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增债务、加杠杆的办法维持增速，是不可持续的。提出稳杠杆、降杠杆，防控财政金融风险，也就意味着要相应调整增长预期。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适应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变化相应调整增长观、发展观，由增长速度优先转到发展质量优先。
在宏观层面看，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可以由若干具体指标体现。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我以为现阶段应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居民收入增长。这五个指标好了，增长状态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续的，不会有大的担忧，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增长速度。讲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方法上要调整，先定质量指标，再定速度指标，速度服从质量。事实上，这样决定的速度才能是符合实际的、可持续的，从长期看，也是真正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
高质量导向的增长速度有利于稳定预期、稳定市场。近年的市场表现表明，脱离增长潜力、过高的速度指标，并不能提振信心，反而往往被看成是利空因素。降低风险、提升效率，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股市、汇市均可能给出积极反应。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如果坚定不移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市场和社会预期将会趋于稳定。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平台有可能延续十年或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已定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增量空间和效率提升空间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同时还有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大国内部对冲优势，没有理由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在新形势下如何稳增长也有不同选项。从政府角度说，以往稳增长的得力抓手是基建投资，近期又有“大基建”的说法。如果经济短期内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资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种选项。但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基建投资这种老抓手、老办法，空间和效能都不大了。加上隐形债务，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已经相当高，而加大基建投资必然要加杠杆，稳杠杆、去杠杆这件事情能不能坚持下去，就会成为问题。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看，基建投资已经度过了历史需求峰值。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以购买力平价比较不同国家终端需求结构的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比重明显高于国际标准结构，其中基建投资比重高于国际标准结构一倍以上。由于基建投资基数已经很大，即便零增长，实际投资规模也相当可观。到各地看一看，确实还有不少应该做的基建项目，但这些项目并不一定短期内都要上马，可以比较均衡地分布到以后较长一个时期，这样短期内杠杆率不会过高，把一些增长后劲留到以后，避免经济在某个时候出现大幅下滑。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应该说不仅有，而且很大。但如果不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这些动能难以浮出水面。所以，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
一是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乡，各自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规定把他们挡住了。这方面，要打破一些长期流行，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背离现阶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势和说法，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进入流转，较为敏感但无法回避的小产权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对当下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钥匙，很可能激发出超过人们预想的增长潜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 前几年，有的民营企业到美国办厂，算了一笔账，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要高出一倍以上。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不到9000美元，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基础性成本要高出美国一倍以上？当然，其中有资源禀赋的问题，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地价比中国低，但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简单地说，只让几家企业干，别人不允许，竞争不够充分、有效，成本自然就降不下来。五大基础性成本看起来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实际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如何降低，应该说思路和方法是明确的，关键是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有关精神落实到位。在电信领域，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产品，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较大幅度降低资费水平，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竞争局面。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甚至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方面的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增加基础产业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资。
三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大幅度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空间。 下一步经济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比如在创新活跃地区，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给出比较大的自主选择、自由探索空间，形成汇聚全球顶尖人才，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另一方面，对内开放要先于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做的，应先让中国人自己做，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完）
作者：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中国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今后三年增长6.3%即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此后增长目标可能调整到5-6%之间。基建房地产投资已过历史需求峰值，适当调低增长预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应侧重于关注就业、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盈利、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这五个方面指标。”
8月26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8崇礼（夏季）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说。
谈到房地产税，刘世锦认为，房地产税还是要征的，政府收入转入规范、法制轨道。但需要创造制度条件：开放土地要素市场；纠正土地价格扭曲；去除土地超额收益；避免重复征税。
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内需，扩展增长新动能？刘世锦认为，第一，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城里人能否到农村买房、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等等。
第二，农村人口加快进城，提供均等公共服务，促进这个群体的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其他消费。脱贫攻坚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要把支出重点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基建也要围绕这些领域优先展开。有些基建项目可以后延，防止以后增长大幅下滑。继续推动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
第四，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同时带动这些领域有效投资增长。
最后，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是实质性深化改革开放，建设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首先是要对内开放，推进旅游、养老、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性服务业发展。
以下为刘世锦演讲实录，来源财经网。
贸易战对目前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呢？其实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影响。但是现在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预测今年下半年经济有下行趋势，但这种下行基本跟贸易战无关。现在有点担心，有些问题一定要和贸易战扯在一起，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可能给忽略了。所以我想今天从这样的角度，谈一些想法。
目前中国经济可能有一定下行的压力，稳增长再次提出。我们第一个需要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这里稍微说一个理念的问题，中央已经提出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质量和速度到底谁服从于谁？过去速度优先，先定一个指标，其他指标顺着往下排，速度是第一位的。现在看来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央提出了质量优先。质量优先也是有指标的，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侧重于关注五个方面的指标。第一是就业，就业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事情，就业好了也就说明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是比较充分的。接下来是风险防控，要控制杠杆率；企业要盈利，企业要是不盈利的话，经济状况就是比较差的；资源环境要可持续，最后是收入增长相对稳定。我想这五条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指标，当然还可能有更多。那么它对应的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讲就是少折腾。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高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速度如果定的过高，质量指标就会缩水。这几年就业总体状况还是可以的，尽管速度下降，有些地方遇到了招工难问题；财政金融风险是在加大的，杠杆率是在提升的；企业盈利不稳定，产能严重过剩，包括PPI价格过低；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居民收入也不稳定，特别是民生的支出是不足的。所以增长速度过高了以后，它是不可持续的，关键是这些质量指标都要出问题，所以我们并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一个低效率、低质量，不可持续的GDP。
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要适当调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其实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可以完成2020年翻番的目标。2020年以后速度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研究，过去几年的时间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过程中可以讲中高速，以后就是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的速度是多少呢？大概5%到6%之间，或者5%左右。其实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增长阶段、增长背景和潜在增长率挂钩。高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是10%，增长速度7%是低速度，进入中速增长以后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4%到5%之间。当时日本进入中速的时候就是4%，增长5%到6%也是高速。而且中速增长平台形成以后，特别我们重视质量的时候，这个平台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根据国际经验应该可以持续十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中国长远的发展目标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可以实现的基础。
怎么稳增长？现在面临一个选择，继续搞基建房地产还是真正市场化？现在基建和房地产，基建的增长速度虽然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房地产的速度还算比较稳定，总的来讲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稳增长继续依靠这两个老抓手可能靠不住，问题也会比较突出。首先是杠杆率问题，要继续依靠这两个抓手还得加杠杆，基建是加政府的杠杆，房地产是加居民的杠杆。这背后我们要搞清楚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基建和房地产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里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成果，这张图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量，有增量房地产投资才有一个正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量是指什么？实际上是房地产投资中间卖地、买地这些收入，把它剔除掉，是固定资本形成的部分。大家会看到它已经在2012年以后出现了峰值。中国房地产投资，我用了一个词叫“历史需求峰值”，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那个点大概1300到1400万套住房，在2013、2014年左右已经出现了。2016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高点，一线城市房价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当时对房地产投资的走势有争议，但是我们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得往下走。看2017年下半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现在统计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量已经出现了负增长。2018年，我们靠右边白色这一块是预测的，大体上是低速增长，或者在0左右进行徘徊。
基建投资，大家看靠右边那个最高点，它的历史需求峰值其实也已经出现，现在我们需要观察的是这个量逐步往下走，白色这一块。下一个点是在什么点？寻找下一个均衡点。另外有一项研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了OECD国家和中国在同样发展水平的时候，终端需求结构之间的比较。
可比性比较强的是中国在2016年人均GDP14000美元时的GFP结构（红）与OECD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黄)、25000美元（蓝）、35000美元（绿）的标准结构对比，数据显示，房地产数据高了大概有二分之一，从国际比较意义上来讲，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比重偏高，这和整个体制和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
另外，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战略模式，逐步走到了尽头，很难再持续了。过去土地政府所有，单边垄断供给，而且住宅用地比重过低，中国一线城市住宅用地过去是低于2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像首尔在60%。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定价严重差异化，工业用地的价格相当低，有的时候零地价，相应把住宅用地价格抬的很高，最后把价格抬的最高的方式拍卖，最后政府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收入，这个收入严格来讲和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获取的收入，已经是大大的高于那样的数值了，实际上获得一种超额收益。政府拿这个钱作为卖地收入，实际上成为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相当多的城市这块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40%，有些地方差不多一半了。另外，抵押进行融资，政府利用权力从土地上获得一种大大的高于土地本来具有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获取收入。我们现在讨论房地产税的问题，房地产税是利用政府权力获取超额收入，实际上房地产税已经征过了，当然也有它的好处，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发展过程当中走到这一点的，也不是提前设计的。好处筹措城市发展基金，支持基建设施建设，所以搞基建的钱是卖地收入拿来的，营造发展条件。但是也有弊端，阶段性，不稳定，不规范，腐败等等一些问题。
这张图是M2和房价的相互关系，中国这几年货币有时候投放量比较大，从这个图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但是这种模式现在看来越来越不可持续了。有以下四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出现之后这种模式都会受到很大的约束，第一房地产历史峰值出现；第二实体经济难以承受高房价导致的高成本而出现衰退，我想香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一线城市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第三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终结；最后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四个条件出现任何一条，“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发展模式都很难持续，所以支撑了中国发展很多年的以土地谋发展的模式，现在确实到了转型的阶段。
回过头讲房地产税，我以为还要征的，对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因为房地产税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中国的房地产税要做一个转型，就是把它转为规范可持续的，法治的。你要做这个转型是需要创造一些制度条件的，包括开放土地要素市场，纠正土地价值收益，去除土地超额收益，也包括避免重复征税。我以为房地产税征收不是简单推出一项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度转型的问题。
扩大内需除了基建、房地产之外，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内需？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包括发展的思路，改革的视野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首先，加快开放城市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讲的很清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土地要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也要进行流转。
另外现在很重要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要下乡。我们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小产权房这么多年了，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这是中国最急切的改革，能改了以后对我们的增长大为有利。第一，降低城市房价。我们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很高，如果把小产权房放开农村宅基地入市，保证并且提升产业竞争力，这是当务之急。城乡之间把要素打通，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是释放中国经济增长动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农村人加快进城，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扩大消费，住房解决后一串消费都上来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最近中央提出三年脱贫这样一个攻坚战，这个对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也是有利的。
第三，现在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积极，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一定要搞基建？重点得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基建应该围绕这些领域展开，社保、教育，这个领域中间，中国的比重和OECD国家用PPP的方法计算的话，中国的方法是低的，特别是政府的支出过低，老百姓的支出是偏高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朝这个方向重点倾斜。同时，继续推动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
第四，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同时带动这些领域有效投资增长。
最后，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是实质性的深化改革开放。国内要建立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对外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全面的持续的增强中国科技、经济的竞争力和国家的总体势力，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以前首先是对内开放，推动旅游养老、文化、娱乐消费性服务的发展。最近对消费提的比较多，最近谈消费降级，这个因素可能有。对商品的消费到一定程度以后比重可能会下来，服务性的消费这是下一步消费升级的重点。所以是要推动服务性的消费发展，促进品牌和品质的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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