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艾倫·雅各布斯在《如何思考》一書中說，思考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耗費時間的事情，如今各種海量的、混亂的信息更是加大了思考的難度。
沒人願意動腦思考
美國英語教授艾倫·雅各布斯認為，近年來學者對思考的科學做了許多思考，但冷落了思考的藝術。心理學家卡尼曼說我們的思維有快和慢兩種，快思考是直覺性思考，讓我們迅速判斷、對給定情境立即做出解讀。慢思考是有意識的思考。我們大部分是作直覺性思考，只有當我們察覺到問題、矛盾和異常時，慢思考才會介入。
圖丨攝圖網
心理學家喬納森·哈達特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種差異：他說直覺性思考就像一頭大象，有意識的決定者是騎手。其含義是，我們的直覺性思考非常強大，有自己的主意，但可以被輕輕地加以引導——技藝高超的、瞭解大象的意願的人能引導它。“卡尼曼認為我們思考時要注意克服自己的一些偏見。但基本的問題是，我們都決心要避免思考。只有很少的人願意思考。思考讓我們感到麻煩和疲憊。思考會迫使我們脫離熟悉的、舒適的習慣，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複雜，會讓我們跟自己敬佩或愛戀的人爭吵。”
讓思考變得更困難的是，我們每天接觸到大量自稱信息的東西，其實都是些胡說八道。這也不是新鮮事。艾略特在近百年前就寫到過19世紀產生的一種現象，1920年他在《完美的批評家》一文中說：“19世紀堆積的知識或至少是信息造成了廣泛的無知。當要知道的太多，當那麼多知識領域用同樣的詞表達不同的含義，當所有人都對許多事情略知一二，一個人就很難弄清他是否知道他自己說的話了。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知道得不夠多的時候，我們就會用情緒代替思考。 ”
圖丨攝圖網
熱點事件發生後，在事實沒弄清之前，我們該如何站隊？我們只能努力先形成一個觀點，之後再修改也不是不可以。丘吉爾曾經說：“不會改變主意的人什麼也改變不了。”有人指責經濟學家凱恩斯朝三暮四，他回答說：“當事實改變時，我就會改變我的想法。你會怎麼做？”艾倫·雅各布斯說，人們以這些名言來證明，我們應該保持頭腦的開放，不要固守教條。但對於很多事情，我們就應該持堅定的信念而非開放的心靈，不然我們就無法取得認識和社會的進步。
切斯特頓曾經批評威爾斯以為開放頭腦的目標就只是開放頭腦，但開放頭腦的目標跟張嘴一樣，是為了咬住某個堅實的東西。但不幸的是，我們都在該堅定時不夠堅定，在不該堅定時又十分堅定。雅各布斯說，對此我們應該採取中庸之道：既不固執又不怯懦、猶豫。洛杉磯道奇棒球隊經理湯米·拉索達曾經說，管理球員就像手裡抓著一隻鳥，抓得太緊就會把鳥捏壞，抓得太鬆鳥就會跑掉。
圖丨攝圖網
在思想上持一種立場也是如此：信念的堅定程度要介於死板和鬆弛這兩個極端之間，不能猶豫不決，但也要隨機應變。這很難做到，更復雜的是，知識也許是模擬的（漸變），做決定卻往往是數字的（非此即彼），你也許認為某個候選人會比他的對手做得更好，但並不是絕對肯定，而在投票時卻不能把70%的票投給A、把30%的票投給B。有時證據不充分或者相互矛盾，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只能儘可能地得過且過。
情感會妨礙理智的思考嗎？
許多人認為，為了很好地思考，一個人必須完全是理性的，而理性要求壓抑所有的情感。雅各布斯以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的經歷來反駁這種觀點。約翰·穆勒的父親詹姆斯·穆勒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對他嚴加培訓，三歲就讓他學古希臘語。
小穆勒承認在這種養育方式下長大很艱難，他在自傳中沒有提及他的母親，也很少提及他的弟弟妹妹，除了說他做過他們的老師。他說他父親在與孩子們的道德關係中主要缺少的成分就是溫情，他和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以顯示感情為羞事，把感情深藏心底，永遠不給它流露的機會。
圖丨攝圖網
在1826年，20歲的穆勒經歷了一場精神危機：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標完全實現，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你會覺得非常快樂和幸福嗎？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地回答不。至此，他的生活所寄託的整個基礎崩潰，他感到一片空虛。讀書解決不了他的苦悶，把他的感受向人傾訴也得不到寬慰，他覺得他的父親不能理解他精神上的痛苦，也沒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敗，朋友們不會理解他的處境。
這段時間他仍能做日常例行的公事，但只是機械地憑習慣的驅使去做，對於這種狀況他覺得他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好在1828年秋天他讀了華茲華斯的詩歌，把他從沮喪復發中解脫了出來，他分析這是因為華茲華斯的詩在動人的美景下含蓄著感情，蘊藏著由感情渲染的思想。
圖丨攝圖網
詹姆斯·穆勒在培養他兒子時專注於培養他的分析和批判能力，認為詩歌在這個計劃中沒有什麼作用。但小穆勒發現，分析的習慣會磨滅人的感情，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來說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 分析的頭腦一直在區分、辨別，直到把整個精神世界變成碎片。這個頭腦從哪兒獲取能量把事物復原呢？小穆勒認識到，被動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薰陶、滋養和指導。之後感情的培養成為他的倫理學和哲學信條的重點。
穆勒對感情和想象力所作的辯護有兩點。一是指出用分析能力解決問題是不夠的，尤其當一個人的目標是要改善世界的話。一個人必須有一定的品格，有著把分析的成果組合成正面敘述的能力和傾向，才能做出有意義的行動。第二點是，當感情得到恰當的培養，當一個人生命中感情的部分是強烈而健康的，他對世界就會做出充分的反應。
圖丨攝圖網
被風景之美打動是風景應該得到的反應；被窮人的處境打動是那種處境應得的反應。後一個例子跟穆勒尤其有關，因為他想做社會改革家，如果他的分析讓他發現在一個富有的國家有人遭受貧窮是不公正的，如果他的感情跟他的分析不相稱的話，那這個人就有問題。如果沒有出現恰當的感情，他甚至不會勞煩去做揭露出不公正現象的分析。如果沒有培養出情感，分析的功能可能根本不會起作用。穆勒認為，不可能把分析和感情分開，要做出真正的思考，整個人必須被調動起來，所有功能都要登場。
雅各布斯說，一些思考貌似不理性，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很理性。《紐約客》作者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認為，美國籃球運動員威爾特·張伯倫有件事做得很不理智：他不擅長罰球，如果採用低手投籃，他的命中率會提高。但他不願意這麼投，因為人們認為這種姿勢很女人氣。也就是說，他因為擔心別人對他的看法而犧牲了自己的成功。格拉德威爾做了一個錯誤的假定：如果張伯倫理性地思考的話，他唯一關心的將是他職業上的成功。
圖丨攝圖網
但張伯倫在工作之餘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是跟女人上床。他在自傳中說他跟兩萬名女性上過床。為此他在個人魅力方面需要一個好的名聲。如果他想勾搭的女性聽到有人說他的投籃姿勢很娘娘腔，他可能就會因此而放棄這種命中率更高的投籃姿勢。再說了，他繼續採用以前更加陽剛的投籃方式又會怎樣呢？也許每場比賽只是少得幾分，但並不會影響整場比賽的結果。他為了創造更多的勾搭女性的機會，而放棄一些工作上的成績，這一決定也許在道德上很可疑，但絕非不理智。
（本文發表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期）
大家都在看這些
馬思純：在戲裡看世界
失落的時候，只想大口吃它
他不只是流行音樂之王，更是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
在高山大河裡讀懂中國：給孩子的歷史地理
如何克服玩手機、網絡購物、看劇上癮？
“大雄，作業做完了嗎？” | 哆啦A夢，生日快樂
輕話題 | 我們是在化妝，還是畫皮
液態時代主婦：一個人的狂歡
點擊以下封面圖
一鍵下單
「齊白石：真有天然之趣」
▼點擊閱讀原文，今日生活市集，發現更多好物。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