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評價張治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張治中，這位唯一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唯一敢對毛澤東、蔣介石多次直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國共”往事？
張治中
張治中，人稱“和平將軍”。蔣介石八大金剛之一。作為蔣介石的心腹重臣，張治中長期置身於國民黨最高決策層。同時，張治中又以其獨特的身份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交誼深厚。
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蔣介石有“八大金剛”，即何應欽、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誠、陳繼誠、劉峙、張治中，他們都是黃埔軍校教官出身。在蔣介石集團中掌握兵權者，大都是“八大金剛”門下黃埔第一、二、三期的學生。
1985年，習仲勳代表黨中央在張治中將軍95歲誕辰紀念大會上，對他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文白先生是傑出的愛國將領，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是同我們黨有長期歷史關係的親密朋友。”1983年3月，鄧穎超評價張治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張治中，這位唯一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唯一敢對毛澤東、蔣介石多次直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國共”往事？
張治中離家：咬口生薑喝口醋
張治中1890生於安徽巢縣洪家疃。16歲那年，張治中滿懷夢想離開了這個養育之地，懷揣著留有母親體溫的七拼八湊籌來的24塊銀元，獨自踏上了外出闖蕩的路。與很多中共革命者從此不歸故鄉不同的是，這位在“國共”兩黨中均居高位的風雲人物，在此後的人生中，故鄉洪家疃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和心靈的棲身之所。
離家遠行前，母親要張治中咬口生薑喝口醋。這句流傳在安徽洪家疃村的古訓，寓意是在人生的歲月裡，只有能夠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歷盡艱苦，才能成人立業。
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生存不僅艱難、侷促，而且殘酷、迷茫。張治中正是憑藉著母親的教誨，從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一代名將。
“咬口生薑喝口醋”也成了張治中一生的座右銘。無論是參加最後一科考試遭遇不公平落榜時，還是作為“備補士兵”和“備補警察”食不果腹時，甚或是在浴血沙場之際，他靠的就是這種嚐遍苦辣辛酸的堅韌之心而勇敢存活下來。
後來，張治中請國民黨元老、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將這句話寫成一塊橫匾，以省身心。張素我、張一純、張素久都說，父親的所有言行，幾乎都打上了這句話的印記。父親說，“我之所以有今天，是這句話賜予的。不但我永遠不能忘，我的兒女也應該永遠不忘他們的偉大的祖母。我願我的子子孫孫，都永遠記住這一句格言和遺教。”
張治中對母親懷有深厚的感情，這位普通的農村婦女改變了張治中的一生。從篾器店學徒毅然出走到安慶報考陸軍小學，張治中的父親並不贊同，但是母親費盡心機、毅然舉債籌資支持兒子求學，否則，張治中也許像父親和叔父一樣，終其一生只是個農村篾匠。
張治中說：“我自小一切得到母親的培養，她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按照當時的環境，如果沒有母親的支持，我要邁出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邁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張治中，並沒能如願在省會安慶考上陸軍小學，迫不得已在安徽當了“預備警察”，後在揚州進警察教練所，“辛亥革命”時投身學生軍，參加北伐。
1924年，孫中山赴廣州，蔣介石時任黃埔軍校校長，他聽說張治中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優等生，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從此，張治中步入國民黨軍事陣營，而蔣介石對他可謂有知遇之恩。
自16歲離家後，經過20 年的奮鬥，到20 世紀20 年代，不到40歲的張治中已成為國民黨的中流砥柱。
國民黨中只有一位妻子的將軍
1909 年，17歲的洪希厚按照當地洪張兩姓聯姻的習俗，嫁給了同樣來自貧寒人家的張治中，並陪伴他直到1969 年去世。
洪希厚是一個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張治中一生對洪希厚始終不離不棄，兩人相濡以沫60年。
張一純說：“國共”兩黨高官唯有兩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產黨有周恩來；國民黨有張治中。母親沒文化，到北京之後因為要參加會議，才學會寫自己的名字。”
因此，當時國民黨中不少要員都和張治中開玩笑，勸他另娶出身高貴的小姐。而當時高官家庭連娶三妻四妾並不鮮見。張治中卻說：“她是我孩子的母親，也是我的家鄉人，拋棄了她，我將來何以向子女交待，何以面見家鄉父老？”
據張素我姐弟等人回憶，“母親一生對父親的工作從不亂髮表意見，洪希厚是張治中指腹為婚的妻子。她17歲嫁到張家後，婚後很長一段時間，張治中都在外闖蕩，作為長媳的洪希厚，不僅要照顧體弱多病的公婆，還要照顧小叔子們。公婆去世時，張治中仍然沒能趕回來。由於家貧，年僅23歲的洪希厚只好帶著一個七歲的小叔子，回到孃家艱苦度日。1976年，洪希厚去世。
但有一次，母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時，張治中準備赴淞滬抗日戰場，他的四弟張文心也將前往。張文心七歲時即由洪希厚帶大，兩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對丈夫說：“開戰時，讓文心留在你身邊，好嗎？”對於妻子的這一請求，張治中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來，是不分前後的。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戰死的準備，作為一名軍人，文心也應當如此。”
張一純說：“任何時候，只要不打仗，父親和母親總是在一起。母親善於持家，我們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親自己做的，他們從不讓我們做少爺小姐。”
1937年“淞滬會戰”結束後的一張照片上，張素我與父母合影，“我與母親長得很像”。 這時的張素我正在父親1929年創辦的洪家疃黃麓小學擔任校長。
秘書陶天白，曾在張治中後來創辦的黃麓師範學校求學，他記得張治中親題的校訓是：敬勇誠毅。他回憶說：“當時他(張治中)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教育長，軍銜為上將，一個月的薪水與蔣介石、馮玉祥等人一樣，都是800 銀元。當時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是3個銀元，所以他餘下來的錢很多。有些軍政要員把餘下來的錢，或討小老婆，或遊山玩水，或蓋別墅；而他認為民族的振興重在教育，所以他把這些錢留下來興辦學校，這一點令人很佩服。”
張素我說：“母親和父親是指腹為婚的，相濡以沫一輩子。母親沒有文化，卻跟著父親見過許多大世面，她性格開朗，與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許多高官夫人交好。”當張治中和“中共”接觸後，洪希厚又和鄧穎超成為好友。
陶天白曾回憶起第一次見張治中的印象：第一次見他，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值冬天，他穿著一件狐皮袍子，長得很漂亮，講話非常生動、幽默。對年輕人很愛護，教我們怎樣做學問，怎樣修身養性。他講話的題目是“修養七件事，行為兩戒條”。七件事包括天天看報紙、聽廣播、看名人傳記等等。兩戒條，一個是戒驕，一個是戒惰。在我看來，他不像身經百戰的將軍，更像教書的。他始終未忘記幼年的困苦，抖了抖狐皮袍子說：“我住在南京，那裡華洋雜處，我穿這個是為顧及國體，一個上將如果穿一身土布，就會顯得過分特殊。國際人士看來也不雅。”
加中國共產黨，並向周恩來提出了申請。周恩來十分高興地說：“我個人表示歡迎，但要請示組織後才能給你回話。”過了一些時候，周恩來回覆說：“‘中共’方面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的目標較大，‘國共’兩黨曾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的高級幹部入黨。此時你加入中共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適當時機為宜。”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作為國民黨要員的張治中言論激烈。到1925 年夏，他 “言論和態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慣，”因此被“右派”視為“紅色教官”、“紅色團長”，把和張治中關係密切的鄧演達、惲代英、高語罕稱為“黃埔四凶”。
“周總理和我父親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他們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張一純回憶起周恩來與父親的往事，思緒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這年的春天，鄧穎超邀請張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對張一純說：“你父親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我們這位老大哥喜歡開玩笑，他講笑話，別人鬨堂大笑，可他自己卻一點兒也不笑。”
鄧穎超舉例說，“1925 年我同恩來在黃埔軍校結婚，那時恩來是政治部主任，你父親是新兵團團長。我們結婚很保密，除了你父親，別人誰也沒告訴。誰知你父親一定要請客，他安排了兩桌酒席，找了幾個會喝酒的人來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沒喝，卻把恩來灌醉了。最後他找來衛兵把恩來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來的酒也沒醒。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自此，周張之誼即便在“國共”兩黨尖銳對立、武裝鬥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也從未中斷過。
“北伐戰爭”開始後，張治中為了能夠使“國共”兩黨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建議由周恩來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終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張治中“始終認為北伐的統帥部沒有周參加，是一大損失，”“也是導致‘國共’兩黨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當北伐軍到達衡陽後，張治中又一次提請蔣介石：會師武漢以後，“對兩黨問題要請你特別注意，我們一定要想辦法來保持兩黨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1928 年秋，張治中出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要職。在黃埔軍校的10 年間，張治中5 次離校率兵參戰。其中一次就是1932 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
“一二八”主動請戰，留遺書赴前線
1932 年 1 月28 日深夜，駐滬日軍藉口一名日軍失蹤，向上海第19路軍發起猛攻。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的19 路軍主動回擊，“一二八”淞滬抗日的戰幕慘烈揭開。
此時，蔣介石已經退職下野。1 月29 日晨，蔣介石獲知事變頗為意外，他在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已承認，彼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同時，蔣介石判斷“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
他發出一道通電，電文中稱：
“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際，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與此破壞和平，蔑信義之暴日相周旋。”
此時，身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心急如焚，他說：“中央部隊散在各地，而因蔣下野，群龍無首，一時未易集中。”
同時，他對十九路軍的處境十分清醒：十九路軍孤軍在滬作戰，決不能久持，應該予以增援。
2月初，蔣介石在浦口會晤張治中。
張治中向蔣介石請戰：“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
蔣介石說：“很好。”
蔣介石馬上讓何應欽調動散駐在京滬杭的第87 師、88師、中央教導團，合編為第5 軍，任命張治中為第5 軍軍長兼第87 師師長，率部開滬參戰。
2月16 日，在淞滬抗戰第19 天后，第5 軍軍長張治中登上抗日戰場。在出發赴抗日前線前的15 日深夜，他起身開窗戶、面向故鄉寫下一封遺書：“正是國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身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張素我說：“父親是決心戰死沙場，以誓死的決心走上抗日前線。”2第二天出發前，張治中將這封遺書交給了摯友陸福廷。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對寫下遺書解釋得更為深入，他說：“我知道，一個革命軍人首先要具備犧牲精神，而犧牲精神又必須首先從高級將領做起。”
張治中自2 月18 日率第5 軍進駐劉行鎮，接替19 路軍部分防地開始，直至5 月5 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經歷了數十次大小戰鬥。廟行一役將日軍第9 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殲滅殆盡，廟行、江灣間，敵屍堆積如山，達三四千具之多。中外報紙，也一致認為此役是滬戰中我軍戰績的最高峰。
多年以後，張治中回憶起這次生平第一次反抗外敵之戰說：“這一役犧牲是應該的，生還算是意外的了。”
張治中將軍的愛國之心早在保定軍校求學時就可顯見。張治中在日記中就寫道：“蓋今日之社會，無論何界，卑鄙汙穢，達於極點”。中國軍隊“斷難與外國軍隊爭一日之短長”，“文明祖國，黃帝子孫，將任異族宰割奴隸已耳”。立志要擔起“萬鈞重任”，“報答國民於萬一”。 一片愛國之情躍然紙上。
張治中一生中曾5次大難不死。張治中在《六十歲總結》中對人生所遇到的危險有詳盡的回憶，現摘錄如下：
第一次是在駐粵滇軍第8旅當警衛隊長的時候，帶了一班弟兄跟從旅長伍毓瑞將軍去對一營剛改編的官兵講話。話才說了幾句，他們就鼓譟譁變起來，伍旅長由幾個衛士保護脫險。我和另一位營長站在廣場中間，當幾百支槍亂行射擊時，這名營長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變兵開槍達十多分鐘之久，相去不過二十公尺左右，槍彈像雨點般不斷落在我的前後左右。我當時只有束手待斃，但等到變兵槍聲停了，我和這營長站起來，發現居然沒有絲毫受傷。
讓女兒張素我斷學業歸國抗日
1935年，20歲的張素我獨自登上了一艘輪船，來到英國西南大學學習教育。此前，張素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她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這所聲名赫赫的學校。沒想到的是，兩年後她再度肄業，回到了國民黨高官避之不及的戰火中國。
第二次是在粵閩交界的黃崗，彼時我已調任連長。我軍進攻駐閩的北洋臧致平軍隊，戰況非常吃緊。我奉命帶了一連人掩護左翼，佔領了一座小山，和敵戰鬥。到拂曉，便帶著弟兄們衝鋒，目的是要把威脅我們左翼的敵人趕走。從山上衝到山下，又經過一道水田，攻到對面小崗上一個長方形菜園。誰知敵人仍頑強不退，而且三面把我們包圍起來。戰況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連傳令兵都傷亡殆盡，我渾身都濺染了鮮血，但終於把敵人擊退，我也並沒有受傷，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駐在潮州城外，我已當了營長。桂軍劉志陸(汕頭鎮守使)和北方勾結，夜裡派兵把我團包圍。我營各連是分散駐紮各村的，最初聽到槍聲還以為是誤會，倉促間無法應付，我率領守衛營部的幾個弟兄衝出去，到了一個小山上。誰知側面相距很近的小山頭也早被敵兵佔據，突然向我們密集射擊，我幾乎連跑帶滾滾到背後山腳下，身邊只剩了一個衛兵。跑到團部時，全團已被繳槍，團長也在那裡。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漢縣，我當川軍獨立旅參謀長。其中一團長叛變，事前毫無所悉。叛軍圍了旅長林光鬥將軍公館，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軍到司令部來找我。那是一間民間的樓房，我剛好微感不適，在樓上和內弟洪君器閒談，突然聽到門口人聲鼎沸，雜以槍聲，情知不妙。洪攙著我從樓上窗口往後牆外跳下去，沿著城牆走到郵政局裡。局長範眾渠是素來熟悉的，由他去告知陝軍留守處(此處陝軍陳樹藩部已入陝)林黃胄參謀(也是保定軍校同學)，把我接去藏起來。叛軍到處搜索，風聲很緊，不得已扮作傷兵混在陝軍傷病隊裡出城，經萬源入陝，始脫險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敵人從我左側背獅子林登陸，已到我軍左側後方，如果我軍一旦被包圍，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為了抽調部隊迎敵並安定正面軍心，在敵機不斷轟炸下，我還是坐了車到前線去。中途敵機來往太緊，便只得棄車步行。半路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我就改騎的自行車到了87師司令部。司令部在江灣葉家花園，剛到那裡，敵機又集中轟炸，我躲在園內毫不堅固的假山洞裡。一位同志還拿來鋼盔給我帶上。炸彈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樹都被炸斷了，洞前後左右都落了彈，大家都笑著說：“這是日本鬼子來歡迎總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較大的驚險，小驚險就更不必說。我是個革命軍人，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這些驚險也不過是我的奮鬥生命中幾個小小的波紋罷了。
“我還沒有畢業，父親就發了多封電報要我回國。”正在英國留學的張素我滿心歡喜等來的家書，卻是口氣嚴厲的電報。
張治中告訴女兒，此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令她迅速回國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去。
張素我回憶起當時的感受說：“我怎麼也得讀完我的學士學位再回來，當時是這樣想的。可是我父親一定讓我中斷學業，回來參加抗戰。”
1937年的8 月，張素我中斷學業回到中國，迎接她的不是父親慈祥的笑臉，而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
“來接我的人說，你爸爸現在在蘇州那裡準備戰鬥了，要到前線去了，你趕快到蘇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 月11 日，張素我在蘇州見到闊別兩年的父親後，“父親叮囑我速回南京幫助母親，照顧好弟弟妹妹。當天晚上張治中便率部赴滬作戰。”12日，張素我到了南京，家裡也知道父親要上戰場，“但沒想到第二天，戰爭就爆發了。上海頓時變成了戰場。我在南京待了兩個多星期，母親決定和我帶著弟妹們一起遷往安徽老家”。
從1937年8月13 日到9 月23 日，張治中不分晝夜指揮大戰，以致體力疲憊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加上在蘇州遭到蔣的指責而精神苦悶。張治中決心致函蔣介石辭職，含淚告別將士離開了戰場。
1937年8月13日凌晨，駐上海日軍以衝入虹橋機場的水兵被擊斃為藉口，突向駐八字橋一帶的中國守軍進攻；同時，日本軍艦也開始炮轟上海市區。14日拂曉，張治中指揮第87和第88師予以還擊；同時出動空軍轟炸日軍陸戰隊及其司令部，炸傷旗艦“出雲”號。“淞滬會戰”是8年抗戰中非常激烈烈的戰役，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粉碎了日本“3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並爭取了時間，從上海等地遷出大批廠礦機器及戰略物資，為堅持長期抗戰發揮了重大作用。
為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張治中題字：“為民族生存而戰”
張素我對父親的苦悶記憶猶新，她說：“父親辭職以後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悶，每天都很晚睡覺，把喜歡看的古書拿了出來看。”
張一純說：“父親太累了，他想休息，就回到安徽，之後就到了湖南。到湖南有一個事，當時讓他執行“焦土政策”，讓火燒長沙城，結果將他革職查辦。”
沒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在十年“內戰”期間，“國共”兩黨兵戎相見，軍事鬥爭日趨激烈。為了避免與“中共”作戰，不違背自己的救國宗旨，張治中主動請調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教。
1938年，張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恢復了與“中共”隔絕了十年的友誼關係，在湖南維護與“中共”的合作關係。當時徐特立是“中共”派駐湖南的代表，周恩來、葉劍英也常去長沙。張治中在湖南任內期間，與中共領導人融洽相處，“即有小事故，我們也能開誠佈公，求張治中給《觀察日報》的題詞。
“皖南事變”發生後，他向何應欽陳述意見，認為“對共產黨問題，應有冷靜之考慮，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見而好衝動者為無計劃、無限制之發展”。 在國民黨研究“皖南事變”善後處理辦法的會議上，他因反對撤銷新四軍的番號激怒白崇禧，質問他：“你身為政治部長，如何能說此種話！”
1946 年2 月25 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在重慶簽訂軍事方案，在討論的過程中，出現一個小插曲。在整編數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 個軍48 個師，而蔣介石則始終堅持“12師之數，乃中央所能允許之最高限度”。最後“中共”讓步，希望整編成24 個師，最少20 個師。張治中特別同蔣作了長談說：“‘中共’本來擁有正規軍100 萬，民兵200 萬，現在願意從48 個師的要求降為24 個師，最少20 個師，是很大的讓步，我們是可以考慮接受的。”還特別指出：“國軍整編後縮成50 個師，僅指陸軍，此外還有海軍、空軍，陸軍中還有其他兵種如憲兵、工兵、炮兵、輕重兵等，‘中共’是沒有的，我軍始終佔極大優勢，希望到此達成協議吧。”兩人正爭得面紅耳赤，蔣的隨從參謀皮宗敢陪同馬歇爾進來。馬見狀甚為驚訝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蔣氣憤地說：“我正在和共產黨代表談判！”
重慶談判毛澤東住進張治中官邸與三到延安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事 1。張一純說，“早在1943 年夏季的某一天，蔣介石就突然約父親去說：‘我想請毛澤東到重慶來，你覺得好不好？’” 張治中曾對此回憶說：蔣介石隨後就親筆寫一封給毛的信交我。此時，恰逢林彪即將回延安，我在家為其踐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給了林。
在毛澤東應邀到重慶之前，“國共”雙方實際上早有接觸。1944年5月，國民黨方面派張治中、王世傑為代表與“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約到西安談判，這是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前奏。
工作人員在重慶時會客、辦公。
毛澤東來重慶前，張治中陪周恩來到桂園看房子。那時，年幼的張一純非常好奇，跟在他們身邊邊走邊看。在看房過程中，張治中告訴周恩來：“為了保證毛先生的安全，我決定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擔任警衛工作。”周恩來聽後略作沉思，說：“這樣一來，發生任何事情，責任都是你張治中的。我建議，你把這個責任推給重慶的警備司令。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
張一純說，父親深感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
張治中帶著秘書、參謀、副官和廚師搬往復興關(舊稱浮圖關)的梅園暫住，讓夫人遷往山洞鄉下。張一純和妹妹素久是年紀最小的兩個孩子，正在德精小學上學，“因學校就在桂園附近，所以沒有搬走，與工勤人員暫住進平房”。
除調來一名廚師外，其餘都是桂園原有人員。毛澤東從機場來到桂園，先在客廳休息。當時按四川的習慣，待客飲茶用的是黃銅託底的蓋碗茶，服務員何守源向毛澤東敬茶時，由於緊張，不慎將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溼了。
毛澤東在桂園期間和周恩來住在樓上，王炳南則住在樓下客廳後面一小間裡，外人進樓、上樓，都需經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張一純說：“在我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去世了，只有一個人在世，他叫張立鈞，是我的親表姐夫，已經90 多歲了。他先是當副官，後來當參謀。”
張治中的參謀張立鈞回憶說：“蔣介石和毛澤東會談多次，曾親臨桂園拜訪毛澤東並在樓前合影。這期間，各界知名人士來訪頻繁，有時要臨時加客飯，桂園的工勤人員就去附近餐館購買，附近餐館、商店都知道桂園是張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
桂園也是“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地，除了白天談，更多的是在晚間談，還經常談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飢。我們雖然偶爾有所準備，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臨時上街追趕賣夜宵的小擔，買些湯圓或是江米煮藕之類的甜食給代表們吃……”張立鈞回憶道。
桂園也是國民黨特務猖獗活動的場所。他們在桂園盯梢，有的化裝成小販、有的打扮成人力車伕、有的在桂園傳達室打聽來見毛澤東的人士。
“雙十協定”簽訂後，基於毛澤東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張治中又親自伴送毛澤東作專機回到延安。張素初曾回憶說，“後來聽說路上曾出現險情。(我)來美后，80年代任職於紐約《中報》，該報社長傅朝樞先生告訴我，他曾當過山西省軍閥閻錫山的機要秘書，見到一份機密文件，計劃在毛回程路上經過西安時，對他下手，後因父親陪同未能執行。”
“這是父親第二次到延安，此後他每次到延安時，毛澤東都親自迎送，併為他舉辦盛大的歡迎晚會。”張一純說。
第二天，張治中等飛返重慶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送行，並送上延安特產：皮筒、精毛線、粗呢、紅棗等。在去機場的路上，毛澤東和張治中同乘一輛汽車，毛澤東說：“你對和平的奔走是有誠意的。”
張治中問：“怎見得？”毛澤東說：“有幾件事情可以證明：第一件是你把《掃蕩日報》改為《和平日報》；第二件是康澤辦的一個集中營被你撤銷了。” 1946 年3 月4 日下午，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組成的軍事3 人小組從綏遠乘飛機抵延安。
在延安機場，毛澤東陪同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一起檢閱延安衛戍司令部儀仗隊。“在當晚的歡迎晚會上，父親對毛澤東說：‘將來你們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了寫上一句，張治中三到延安。’”
張治中講完話走下臺回到座位時，毛澤東對他說：“你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只說三到呢？”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你們就搬到南京去。延安這地方不會再有第四次來的機會了。” 毛澤東說：“我們將來是要到南京去的，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長住在延安，開會再到南京去。” 張治中回憶說：“我三到延安，他(毛澤東)每次都親到機場迎送，和我懇切談話，還舉行歡迎晚會，請我講話。”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有一次請張治中吃飯，他對同桌的人笑著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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