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8月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一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以来，许多人出现一种谈“核”色变的恐惧。这是因为，“小男孩”让世人目睹了核武器的无比威力和核辐射的可怕后果。
“小男孩”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的核武器。
据统计，广岛因这次核爆炸当场被炸死的有7万多人。随后因核辐射，许多人得了癌症，孕妇出现流产，出生的婴儿畸形发育。至1945年11月，爆心500米以内的人的死亡率达98%—99% ；500—1000米范围内，死亡率为90%。截止到1999年，死于原子弹“小男孩”的人数上升至20万。目前，广岛市相生桥附近地区依然是放射性沾染区。
程开甲一生中有20多年，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他在技术上主持了包括我国首颗原子弹、首颗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首次地下竖井方式、首颗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核武器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核辐射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程开甲作出的是“忘我”的选择。
在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早期，由于国外严密封锁，也由于核装置深埋地下，我们对核爆炸的现象以及核爆炸产生的破坏效应，缺乏感性认识。
对此，程开甲总是感到心中没底。怎么办？他大胆建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通过解剖“麻雀”，推动核试验技术走向成熟。
开挖后的地下核爆炸现场，环境凶险，高温、辐射、容易坍塌。但程开甲全然不顾这些，每次都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实地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
他多次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一次，他和朱光亚一起考察开挖后的坑道和测试间。在张永家的引导下，他们先是从主坑道进入开挖的测试廊道。此时，廊道已被严重挤压，其中有10多米被挤压得直径只有80厘米。
在场人员看到这种凶险的情况，都劝程开甲他们在洞口看看就行了，不要继续冒险前进。可程开甲不答应，他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吧？我今天一定要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
最后，大家拗不过他，陪着他和朱光亚匍匐爬行，穿过挤压段。当看到五光十色的玻璃体和岩石剥离飞散现象时，程开甲非常兴奋，一边指导技术人员详细记录各种物理现象，收集好玻璃体标本，一边说：“好！好！和我们的理论分析基本一样。”
程开甲说，每深入“虎穴”一次，他对核爆炸现象与核破坏效应的认识就会提升一次，“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我国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前，程开甲提出要亲自下井，去爆心的位置察看。因为井很深，需要吊着下去，不确定因素很多，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坚决不批准，但最后实在不能说服程开甲，只得下令：“最多只能下到100米深处，多1米也不行。”这次“百米探底”的冒险，为程开甲改进竖井核试验设计方案，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认识。
当年程开甲的通讯员李国新，至今还记得他陪程开甲深入现场的一次冒险行动。那是1982年，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后，大家还在欢呼雀跃，程开甲急急忙忙带着李国新走出主控站，乘坐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吉普车，直奔爆心。
当他们赶到时，那里的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了辐射。随身携带的钢笔样粗的放射性探测器尖叫不停，对强辐射发出警报，但程开甲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仍然坚持在爆心地表察看一周后才快速离开。
返回的路上，李国新忍不住问：“首长，您真的不害怕吗？”
程开甲回答说：
“害怕。但我更担心我们的核试验事业，因为那也是我的生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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