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17歲的威尼斯小夥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叔，漂洋過海，翻山越嶺，歷盡艱難險阻，終於在四年後來到了中國的元上都，朝見了忽必烈大汗。
大汗留他們在元朝當官任職，於是他們在中國一呆就是17年。期間，他們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還出使過越南、緬甸、蘇門答臘。
1292年，他們借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之機，向忽必烈大汗提出了回國的請求。得到許可後，他們於1295年末，輾轉返回了闊別24年的家鄉。
回到威尼斯後不久，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思蒂謙諾，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思蒂謙諾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
這部遊記講述的東方見聞，震撼了整個西方世界。它是人類歷史上西方人感知東方的第一部著作，向整個歐洲打開了神秘的東方之門。正是其中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及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了後來的大航海時代！
然而，自《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問世以來，就一直不斷有人懷疑：書中描寫的“奇聞異事”都是編造的，馬可·波羅根本就沒有到過中國！關心馬可·波羅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
之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述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但對《遊記》真實性的懷疑，卻始終存在。直到晚近的學術界，懷疑論者和肯定論者之間，仍掀起了多次論戰。
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包括：
其一，懷疑論者提出，馬可·波羅自稱深受忽必烈大汗信任，還擔任過官職；但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卻找不到一則有關馬可·波羅的可供考證的材料。
對此，肯定論者認為，在馬可·波羅前後的西方人來華者不下十人，他們都留有行紀，但在中國史籍中卻不見其名與事蹟，因此，這不是鑑定某一人物及其著述的唯一標準。
國內“肯定論”的代表人物、已故史學家楊志玖教授皓首窮經，終於在永樂大典殘片《站赤》中，找到了一段與馬可·波羅一家人離開中國有關的史料記載。然而，由於這則孤證只是間接證據，且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所以依然遭到了懷疑論者的質疑。
其二，懷疑論者提出，如果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他又那麼關心“奇聞異事”，何以對很多典型的中國特有的事物視而不見，在書中隻字未提，比如瓷器、印刷術、漢字、茶葉、中醫、筷子、纏足和長城等？
對此，肯定論者認為，不應對馬可·波羅過於苛求，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來華的西方人的記載中也同樣未提到。比如長城，馬可·波羅的時代只有土長城，還沒有像明代修的那樣雄偉壯觀的長城；作為一個商人的兒子，對中國古史毫無所知，即使他看到了長城，又能對斷壁殘垣或突起的土碉樓感到多少興趣，並告訴旁人呢？
其三，懷疑論者指出，馬可·波羅書中有些記載誇大失實或錯誤百出，甚至還捏造史實。比如，馬可·波羅自稱蒙古軍隊久攻襄陽不下，是他獻出了威力巨大的拋石機，迫使襄陽宋軍守將出降。事實是，1273年蒙軍攻襄陽時，他還在來中國的路上，怎麼可能獻炮助攻？
對此，肯定論者承認馬可·波羅書中確有誇大失實或錯誤，比如他冒充獻新炮法攻破襄陽，可能是他在獄中自我安慰、自我吹噓的心態使然；但蒙軍用新炮法攻破襄陽城卻是事實，馬可·波羅當然是在中國聽到的，而且可能是在襄陽聽到的，這恰可以成為他到過中國的證據之一。
其四，懷疑論者認為，馬可·波羅可能抄襲了某些波斯“導遊手冊”的內容，再加上道聽途說，形成了他遊記的基礎。
對此，肯定論者反駁說，這純屬揣測之詞，所謂的波斯“導遊手冊”，質疑者根本就沒見過；即便真有，也應該與馬可·波羅所記兩相對照，作出鑑定，才是科學的態度。
此外，懷疑論者提出的“疑點”還有很多，比如：馬可·波羅在書中幾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親和叔叔，也從未提到過他們的生意；馬可·波羅自稱遊歷了中國大部，但卻對元朝的行政區劃毫無瞭解，只是單純地把北方稱為“契丹省”，把江南稱為“蠻子省”，等等。
而肯定論者也指出，馬可·波羅書中記載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人物活動和風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國文獻中得到證實；儘管其記述有時不免有誇大失實或錯誤的情況，但總體上仍瑕不掩瑜，怎麼能夠因此而全盤否定其真實性呢？
直到最近，爭論仍在持續。1999年，美國曾組成一個科學考察隊，重走當年馬可·波羅走過的道路，不過是用現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樣十分艱辛。考察結束後，10位考察隊員和22位提供後援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馬可·波羅通過這條路來中國，“簡直是難以想象的”。
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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