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記》裡面提到“只聞來學，未聞往教”，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知識都是從一位又一位老師那裡學來的。
今天是教師節，大家都在感謝和回憶自己的恩師。對於傅老師來說，影響傅老師一生治學生涯的恩師，正是方東美先生。
方東美先生（1899-1977）逝世至今，匆匆已經40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鮮明親切，而他的學問更讓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嘆。作為念書人，能有像方先生這樣的老師，是值得終身感恩與自我鞭策的。
1 得緣親炙方先生
初次聽到方東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學二年級的一堂課上。我於1968年以第一志願考上輔仁大學哲學系，輔大哲學系以西方哲學見長，尤其是天主教系統的士林哲學。大二時，系主任錢志純教授開了一門《笛卡兒哲學》，就是在這門課上，錢教授鄭重推薦方東美先生的一本書，名為《科學哲學與人生》，商務印書館出版。
錢教授介紹方先生時，說他是與胡適之、馮友蘭同一輩的學者，這聽在我們年輕學生的耳中，有些遙不可及的感覺。胡適之先生當時已經作古，馮友蘭先生則遠在大陸，以《中國哲學史》而為世所知，我們上《中國哲學史》這門必修課時，就是以馮先生的書為主要參考資料。
因此，聽到錢教授說方先生在臺大哲學系任教時，頓時想到“今之古人”一詞，雖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像會有親炙（直接受到教導）的機會。
1972年畢業時，我以第一名考取輔大哲研所碩士班，但是我放棄不念，選擇去唸臺大哲研所碩士班，為此錢教授對我頗不諒解，因為他當時擔任輔大哲研所所長。由於這個選擇，我趕上了方東美先生在臺大最後一年的課，課名是《中國大乘佛學》。
方先生的課排在星期五早上9點到12點。開學第一週上課時，文學院十七教室連外面的走廊都站滿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許多社會人士慕名而來。只見方先生手拎一個大型公事包，由學生開道擠進教室，站上講壇之後，神閒氣定地說：“有人說要換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講述哲學的課堂上，開始時人很多，然後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講者一人在獨白。”
他說得沒錯，學生一次次減少，最後剩下大約30人，其中正式選課的與旁聽的各佔一半。記得上課時，有一位出家的比丘穿著袈裟來旁聽，年約四十。當年方先生看到這位出家人如此好學，就囑付他每週三下午去方府，由老師親自指點他哲學入門的基本工夫。這位法師不是別人，正是淨空法師。四十多年一晃就過去了，淨空法師如今被佛教界推崇為大師，這裡面也有方先生的一番心血吧！
淨空法師，1927年出生，中年時由方先生領入哲學的門。
我是哲學系畢業的，聽方先生的課依然吃力，因為在輔大沒有念過佛學，只有在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課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就是“天馬行空”與“畫龍點睛”。
你若是偶然經過他的教室，在外面聆聽10分鐘，你會以為他在介紹西方哲學，從柏拉圖到黑格爾，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你隔了1小時再度經過他的教室，所聽到的可能是儒家與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聽完3小時的課，就會知道這一切都與大乘佛學有關，因為人類探求智慧的心路歷程與心得結晶，經由對照比較之後，就像鑽石的每一個切面，都將散發既獨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學問，不是像螞蟻一般儲存積糧，而是像蜜蜂一般採花釀蜜。他不是埋首書堆的老夫子，而是嚮往“老鷲摶雲的意境”，可以在學問天地中悠遊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創見以啟迪後學。
方先生於1973年自臺大退休。輔大哲學系的系主任張振東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臺大的學生，他親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講座聘書，邀請先生到輔大授課。
臺灣大學一景
當時從臺北到輔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須搭計程車，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學生陪同搭車。在這樣的機緣下，臺大哲研所的學長遊祥洲帶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訪，算是正式引見，比一般在課堂上聽課的師生關係要深了一層。遊祥洲事先告訴我說：“我們觀察了你一段時間，發現你做人處事都還認真負責，所以要帶你去見方老師。”他沒有解釋“我們”是哪些人，後來我也變成他口中的“我們”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學問並且願意“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一群先後期同學。
臺灣輔仁大學一景
方先生去輔大教書，自然是由輔大畢業的學生陪同而去最為合適。這真是因緣巧合。我自1973年暑假之後，就於每週四早上陪同方老師來回輔大，並且負責上課錄音，以便將來整理出版。直到1976年暑假我去服兵役，這項工作才轉手他人，而方先生於1976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課了。這段親炙方先生的機緣，成為我治學的轉折點。
2014年，由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中華書局共同主辦的“紀念方東美先生誕辰115週年暨方東美哲學思想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
2 愛書如命的先生
方先生靠一份教授薪水養家，生活簡樸，最大的嗜好是買書。彼時方先生住在牯嶺街六十巷四號的臺大宿舍，一出門就是著名的牯嶺街舊書攤，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兒流連忘返了。方師母說她每次聽到方老師自外歸來，滿臉慚愧說：“我又做了壞事！”就知道他又買了不少舊書。
牯嶺街舊書攤在60年代初開始繁榮，1973年因臺北整頓市容，鱗次櫛比的書攤漸漸消失。如今的牯嶺街是臺灣文創市集的首選地之一。
過了這一關，方先生就一頭鑽進書房，專心賞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飯是不肯露面的。令人遺憾的是，方先生過世時，留下八千多冊藏書。他希望捐給中正紀念堂，但最後暫時留置於國父紀念館二樓的一角。40年過去了，這批珍貴的圖書一直靜靜地躺在那兒，無法繼續讓人閱讀。這是方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也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他當年心愛的珍藏固然得以保存，但是書本若是無人閱讀，則失去薪盡火傳的妙旨了。
方先生藏書暫時收藏於臺北國父紀念館二樓
先生的藏書有多稀有珍貴呢？有一則趣事。方先生曾說：“林語堂宣稱誰若是保存有辜鴻銘所英譯的《論語》，願意借他一閱的，他願意磕頭感謝。我這裡就有此書，可以讓他磕頭來借。”後來經過我們再三懇求，方先生答應讓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鴻銘所譯的《論語》與《中庸》二書。
辜鴻銘（1857-1928），學者，翻譯家。
英譯其實就是白話語譯，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辜氏的英譯版中，他把《論語》中的“仁”字譯為“道德性格”或“道德生活”；後來我讀到辜氏的中文著作，發現他把“仁”字理解為“上天所賜的神秘禮物”。他以“仁”字聯起上天與人，其實完全合乎孟子所說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但是，現代人對孔孟所謂的“天”早已失去了感覺，隨之也不會注意辜氏的詮釋有何特色了。方先生與林語堂先生都特別欣賞辜氏的《論語》譯本，這是否暗示了“英雄所見略同”或“於我心有慼慼焉”呢？
方先生的藏書中，有一部《二十二子》，子書對於念哲學的人是最重要的，我彼時作為先知出版社的總編輯，自然又要向他老人家借來影印出版了。然而，在1975年前後，臺灣要出版這樣一大套書根本不是小出版社可以勝任的。後來出版社因為經營不善而歇業，這與我們年輕學生只知道追求理想而不務實際的天真心態有關。我為此事而對方先生深感抱歉。
3 一代詩哲
方先生是現代思想史上享譽世界的“詩哲”。他曾經說過：中國一切偉大哲學系統的建立者都必須一身而兼“詩人”“聖哲”“先知”的三重身份，才能宣洩他們的哲學睿見。先生他自己正是在忠實地履行這一點。
陳康教授之父陳含光老先生晚年以太白詩意為方先生寫贈《龍舒山水》一幀。方先生親書長詩一首稱謝。圖為方先生答謝長詩。詩藝書法，足見功力。（圖片來自孫智燊先生收藏）
自古詩人多憂憤，更何況寄身於戰火年代的方先生。國仇家恨，生活多蹇，滿腔憂憤化作數百首詩詞，構成了《堅白精舍詩集》的主體部分。世人也許知道方先生業餘之暇喜歡遊山玩水，攝影照相；但很少知道他真正做到“遊於藝”——精詩詞、好書畫、兼及金石篆刻，但絕少示人。平生近千首精美詩詞皆身後發表。
方先生還精於書法和金石篆刻，他的印鑑圖章都是自刻。圖片來自孫智燊先生收藏。
1941年，印度詩哲泰戈爾逝世，避難於重慶的方東美先生代中國哲學會撰詩悼念。
方東美先生輓詩手稿影印，彩圖為徐悲鴻繪泰戈爾像。圖片來自孫智燊先生收藏。
4 “此人幼稚，遣送幼兒園吧”
郭文夫、遊祥洲等人，是我在臺大哲研所的學長，也是方先生較為親近的弟子。我們有時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請方先生同行。方先生出門，照例在脖子上掛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機，我們請教方先生為何要帶三個相機，他的回答是：“我在外頭看到好的風景想要拍照時，如果只帶一個相機，這時壞了怎麼辦？第二個相機如果又壞怎麼辦？所以要帶第三個。”我們接口打趣說：“老師，如果第三個相機也壞了，該怎麼辦？”他老人家這時慢條斯理地說：“這種或然率不太高。”
在外遊憩時，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風景，而是到處見得到的可愛的小孩子。
同樣的道理，方先生家裡擺著三臺老舊的錄音機，因為當他想要聆聽音樂時，萬一只有一臺，壞了要怎麼辦？這種思維模式屬於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郊遊時的方東美先生（左）和學生孫智燊先生（圖片來自孫智燊先生收藏）
方先生的同輩朋友談起他時，有的說他學問好，有的說他弟子多，但是他自己最喜歡的卻是：“此人簡樸幼稚，可資遣送幼兒園。”經歷了大時代的動盪與遷移，方先生好像不受干擾，始終專心於他的教學與研究。
5 我是儒家的家庭傳統
方先生面對外國學者的詢問，曾經如此描述自己：“我是儒家的家庭傳統，道家的生命情調，佛教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學術訓練。”
就一位學者來說，“西方的學術訓練”具有普遍的意義，它允許學者進入學術界，發表論述，參加研討會，提出個人的創見。方先生於1921年到1924年赴美留學，並取得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他回國後開始教書，《科學哲學與人生》是他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成果。
在同一時期，方先生髮表《哲學三慧》一文，對照比較希臘、近代歐洲與中國這三種傳統的智能型態。由於該文采用演繹方式，按一、二、三、四的次序推展其論點，不但有邏輯的嚴謹，更顯示了中文的典雅，所以受到極大的關注與肯定。方先生取精用宏、畫龍點睛的功力已可見一斑。他的《生命情調與美感》一文，顯示了辭融意暢的筆調與充實飽滿的內涵，情理兼具而境界尤高，讓人不得不心悅誠服。
其次，方先生以儒家為其“家庭傳統”，這在唸書人身上是十分自然的。方先生在五四運動時，是南方的學生代表之一，但是他絲毫沒有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所影響。他固然熟讀《論語》，但是更喜歡由《易傳》去理解儒家的生命精神，並且提出“生生之理”、“愛之理”、“旁通之理”、“化育之理”等極為正面的語詞，去描述孔子的思想。像“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以價值為中心的人生觀”，都是方先生慧眼獨具的點睛之論，值得後之學者深入思辨其中的豐富義理。由此可見，方先生以儒家為其家庭傳統，並不表示他忽略儒家哲學的高明之處。
至於他以道家作為“生命情調”，則是就其面對人生的各種遭遇而言。不論處境如何，總要做到“安時處順”、“樂天知命”，保持愉悅的心情，覺悟通達的智慧。中國曆代的傑出文人，大都深受老莊思想的薰染，所以筆下常有超凡的意境。方先生上課時，多次引述李白的一句詩：“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要將大自然的活力與個人的生命能量結合起來，使個人的精神可以超俗脫塵，從容逍遙，隨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
像方先生這樣的學者，才可說是具體實現了他的傳統與他的時代所提供的一切善緣，為我們芸芸眾生樹立了一個值得嚮往並且充滿前景的典型。在邪說暴行並作、滔滔天下之際，方先生的榜樣應該可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方先生晚年上課時，喜歡強調：“做為人，就是要成為像神一樣。”人間向來就不是完美的，但是人可以經由愛智而覺悟，進而啟動內在的力量，從自己開始追求完美。
方先生的終身志業在於說明此理，值得我們認真省思。
晚年的方東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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