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吉林、黑龍江三省(自治區)交界處屬於內蒙古自治區的扎賚特旗境內，有一個名叫巴索倫的小鎮。三十多年前，就在這個小得連地圖上都無法標出的鎮子上，發生了一起由A國情報機關策劃、實施的特大糧票盜竊案。這起案件的案情錯綜複雜，影響巨大，一直驚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該案終於被偵破……
一
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分佈著扎賚特旗、科爾沁右翼前旗、科爾沁右翼中旗、科爾沁左翼中旗、扎魯特旗等幾十個縣鎮，居住著上百萬蒙族、回族、漢族等民族的牧民、農民。解放後，許多牧民還保持著祖祖輩輩留傳下來的遊牧習慣，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時間趕著牛、羊、馬群在草原上流動，其足跡有時一直延伸到毗鄰的吉林、黑龍江二省境內。
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境內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後，牧民也開始吃商品糧。為了解決諸旗牧民在外放牧時的購糧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在內蒙古東北部的一些縣鎮上設立了一些糧站，巴索倫鎮糧站是其中的一個。由於巴索倫糧站地處內蒙古和吉林、黑龍江的交界處，所以來購糧的牧民很多，不但內蒙古的，吉林、黑龍江境內的牧民途經時也來購糧。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巴索倫糧站還是內蒙古自治區糧食廳向內蒙古東部部分旗、縣糧食局調撥糧票的中轉站，所以，該糧站常年儲存著大量全國糧票和自治區糧票。
巴索倫糧站共有24名工作人員，站長劉漢洪是漢族人，早年幹過東北抗聯，他對糧站的諸般工作都抓得很緊，獨獨疏於保安。此話怎講？原來巴索倫地區治安情況一向很好，舊社會時就少刑案，解放後群眾覺悟提高，生活又較大程度得到改善，更是極少有人觸犯刑律，偷盜公家財物行為連年絕跡。因此，劉漢洪認為沒有必要在保衛工作方面投入精力、人力，整個糧站沒有一個專職保衛人員，由站長兼管保衛工作，平時夜間值班全站24人輪流。
1963年11月間，內蒙古自治區糧食廳從烏蘭浩特地區糧食局調撥650萬公斤全國糧票至巴索倫糧站，讓附近數縣的糧食局前往該站領取。押運這批糧票的烏蘭浩特糧食局副局長額巴圖在和巴索倫糧站辦完手續後，特為叮囑劉漢洪：“你們要小心，這是全國糧票，數額又大，必須加強值班，防止盜竊！”
劉漢洪胸脯拍得“嘭嘭”響，就像當年幹抗聯時讓他去摸哨：“放心，若是出了差錯，砍我的腦袋！”
竟然敢用腦袋來擔保，額巴圖副局長自是放心，坐上吉普車回烏蘭浩特去了。
劉漢洪尋思巴索倫糧站從未放過如此數量的全國糧票，倒真也不敢掉以輕心。他慎重考慮後，決定採取兩項措施來防止出差錯，一是加強值班，二是火速通知各縣糧食局前來領取。
本來，巴索倫糧站每天晚上只安排兩個人值班，從650萬公斤全國糧票來的當夜，劉漢洪決定增派兩人，改為四人值班。
當晚，平安無事。
次日，有的縣糧食局開始來領糧票。內蒙古地域寬廣，一個縣的面積很大，所以，斷斷續續領了一星期，全國糧票還剩下160萬公斤。劉漢洪看看糧票已領去了一大半，料想不會出事，每天安排四個人值夜班，白天少了兩個工作人員，倒也真忙不過來，於是決定自11月9日開始，仍改為兩人值班。
哪知，就是這天晚上，特大盜竊案發生了！
巴索倫糧站，原是一座喇嘛廟，改作糧站後，大門內兩側耳房作為購糧處，院子裡堆放糧食麻包；裡面的殿宇，攔成數間，分別是站長室、會計室、值班室、庫房等。庫房有三間，兩間放帳冊，一間專用於存放糧票。六十年代時國家財力有限，機關經費不足，像巴索倫糧站這種單位連保險箱都買不起，糧票就放在一口口鐵皮櫃裡，鎖也是普普通通的鐵掛鎖。
原先四個人值班時，兩個人就待在庫房外面的一個小房間裡，寸步不離，專門看守糧票；另外兩人則待在值班室裡，每隔20分鐘左右到廟院裡巡邏一次，一個個高如小山的糧包堆都要檢查，謹防階級敵人放火。和當時全國大部分糧庫一樣，巴索倫糧站也配備了值班槍支和狗。恢復雙人值班制後，值班人的職責以防破壞(縱火)為主，所以他們把崗位設在值班室，每次巡邏時往庫房那裡彎一趟，察看一下就是了。
11月9日，輪值的是購糧處女營業員烏蘭花、朱虎梅。(該糧站排值班一向是男歸男，女歸女，從不男女搭配，據說是生怕在漫漫長夜中發生“講不清楚的事”。)烏蘭花是蒙族人，27歲；朱虎梅是漢族人，21歲。兩人從下午6點開始進入值班崗位，嚴格按照站裡規定的制度，每隔20分鐘就揹著步槍在廟院各處巡邏一次，並特地彎到後殿庫房那裡去察看。那條狗，則在全站各處轉悠，難得進一趟值班室暖暖身子。
烏蘭花、朱虎梅一夜班值下來，未發現異常跡象，既沒聽到什麼聲音，也沒看到什麼人影，放全國糧票的庫房的門也一直好好關著。次日上午7時，兩人下班時，在值班記錄本上寫了“全夜巡邏×次，一切正常”，簽上姓名後，交到了劉漢洪站長手裡。
這天是星期天，劉漢洪原本休息，因考慮到說不定有的縣要來領糧票，所以就來了，庫房鑰匙是由他親自掌管的。
上午9點多，果然有鄰縣糧食局派人來領全國糧票了。來的兩人和劉漢洪熟識，大家聊了幾句後，開始辦手續。手續辦完後，劉漢洪掏出鑰匙，晃了晃：“走吧，去庫房點給你們。”
據劉漢洪事後回憶，在往後殿庫房走的時候，他忽然產生了一種“好像什麼地方不對頭”的莫名其妙的想法。這種想法促使他加快了腳步，直到走到拐彎處，一眼望去庫房門窗完好無損時，才暗暗鬆了一口氣。
庫房大門上裝著“司必靈鎖”，劉漢洪把鑰匙插進去，輕輕一扭，門開了一條縫，飄出一股淡淡的香菸氣味。
“咦？！”劉漢洪臉色倏變，意識到出事了。庫房裡存放著帳冊和糧票，都是紙質品，因此嚴禁吸菸，但現在卻有香菸氣味，這說明了什麼？
果然，推開大門，迎面三間庫房，兩間放帳冊的門關得好好的，另一間放糧票的卻是屋門洞開。劉漢洪叫聲“不好”，一個箭步衝進去，只見存放全國糧票的兩個大鐵櫃已被撬開，鐵掛鎖扔在地上，裡面的160萬公斤全國糧票已經不翼而飛了！
“啊！”劉漢洪大叫一聲，就像有人用大錘在他頭頂砸了一下，眼前一黑，馬失前蹄，身子軟綿綿地往下直癱，被後面兩位扶住。
二
160萬公斤全國糧票，是怎樣一個概念？這些糧票如果變成書，就是100冊520頁厚的長篇小說之類；但這些書堆起來，有大約2.50米高，一個1.80米高的大個子，伸直了胳膊還碰不到頂！這些糧票的重量，大約在110市斤左右。
如此體積、重量的物品，案犯是如何在持槍值夜人和機警的牧羊犬的眼皮底下竊走的？
這個問題，要請警方來解答。巴索倫鎮雖有大約兩萬人口，但沒有派出所，縣公安局只在鎮上安排了一個公安員。糧站一個報案電話打過去，公安員就騎著自行車趕來了。
公安員是蒙族人，名叫比翁貢，1959年畢業於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舉辦的為期兩年的“基層人民警察培訓班”。比翁貢是個快樂的小夥子，走到哪裡，哪裡就有他的笑聲歌聲。但是此刻他快樂不起來了，聽劉漢洪把情況一說，便苦著臉，用草原上唱葬歌的聲調呻吟般地說：
“我的天哪！160萬公斤全國糧票，若是放到黑市上去銷贓，至少也得160萬元人民幣哪！”
作為一個職業警員，小夥子還想到了另一點：如此數量的全國糧票，如果集中流入某一地區，那就有可能沖垮當地的糧食市場！而倘有壞人乘機造謠搧火，甚至可能釀成後果難測的惡性事件！
正因為如此，比翁貢不敢貿然行事，他甚至連現場也沒進入，只站在門邊往裡看了看，就讓把門關上封起來。然後，他往縣公安局打電話，說明情況，請求立刻派人來偵查。
打完電話，比翁貢又做了兩件事：一是讓劉漢洪把值夜人烏蘭花、朱虎梅叫到糧站來，詳細詢問昨晚值班情況；二是請求鎮黨委組織民兵在鎮內外查訪有無可疑人物、可疑跡象。
縣城距巴索倫鎮160公里，三小時後，縣公安局、縣委的兩輛吉普車(也是全縣唯有的兩輛吉普車)才風塵僕僕急馳而至。兩輛車上擠來了11人，除了縣委主管政法的副書記、縣公安局長，還有刑警隊長和八名縣局最好的偵查員。
縣公安局長王沛、刑警隊長俞豐瑤都是建國前就在搞公安工作的“老公安”，兩人聽了比翁貢的彙報後，立刻下令勘查現場。10個人爬上趴下折騰了好一陣子，獲得以下痕跡——
庫房大門的“司必靈鎖”鎖舌上，有硬質利器磨擦過的痕跡，表明案犯是用薄片金屬物撬撥開鎖後進入庫房的。
糧票庫門的門鎖，是用同樣的方法打開的。
存放糧票的鐵櫃，是用鐵撬棒撬斷鎖環後打開的，鎖環上留有較為清晰的痕跡。
從糧票庫內提取到一枚完整的腳印和一個菸蒂，腳印是41碼的回力球鞋印子，菸蒂是“大金獅”香菸。
案犯是如何進入糧站的？偵查員又到廟院裡勘查。糧站大門是原先的廟門，晚上裡面用粗粗的木槓栓住，外面無法打開。因此，案犯是從圍牆上爬進來的。偵查員循著這個思路勘查，果然在後圍牆上發現人攀爬過的痕跡。
公安局長王沛嘆息道：“帶著這麼些糧票爬過這麼高的廟牆，也真是難為他了！”
刑警隊長俞豐瑤說：“案犯進進出出，那條看夜狗怎麼沒叫？估計這傢伙有馴狗的技巧。”
現場勘查結束後，接著舉行案情分析會。眾偵查員你一言他一語分析下來，歸納出了案犯的特徵：
案犯身高1.70米至1.75米左右，估計是個身強力壯的青年、中年人；有制服狗的能力；很有可能從事過放牧；煙癮很大，吸中高檔香菸；作案手段大膽、狡猾、貪婪而從容，可能有前科；熟悉糧站情況，極可能是本鎮或附近的人。
會議決定，偵查的第一步是根據上述特徵，在巴索倫鎮及鎮外農村中排查嫌疑人。
縣委主管政法工作的胡副書記宣佈：參加案情分析會的10名偵查員和巴索倫鎮公安員比翁貢一起組成“11·9專案組”，王沛、俞豐瑤分別擔任正、副組長。
專案組通過巴索倫鎮黨委出面，召集本鎮和附近幾個大隊一些單位、街道的保衛(治安)幹部開會，通報了案情和案犯特徵，要求大家發動群眾，廣泛提供線索。
次日，多條線索彙集到專案組，經過仔細分析，排出了三個嫌疑人：薛保甸、龔阿草、巴彥圖海。
薛保甸，28歲，本鎮光棍漢，身高1.70米，穿41碼鞋，此人在1956年曾因在烏蘭浩特扒竊而判刑三年，刑滿釋放後以做臨時工為生。薛保甸嗜酒，經常在鎮上的小酒館裡喝二兩。有時喝多了，就和人胡吹海聊。三天前曾在小酒館裡揚言：要吃飽肚子也不難，去糧站想法子。昨晚八九點鐘，有人曾看見他在糧站外面轉悠。
龔阿草，45歲，本鎮釀造廠工人，身高1.74米，平時穿40或41碼鞋，解放前做過“馬賊”，人極機靈，會武術。兩天前，曾向人借一輛自行車，說明大約一週後歸還，但昨天上午就還了。昨天晚上，龔阿草輪到上夜班，他是廠裡的鍋爐工，單獨上班，可以離開崗位數小時。釀造廠距糧站僅咫尺之遙，有作案時間。有人反映，今天凌晨3時許，看見一個酷似龔的人影，騎著一輛自行車，車架上馱著一大包東西，從糧站那邊的小巷裡穿出來。鍋爐廠夜班工人普遍反映：今天的洗澡水比平日溫度低。這說明龔在上班時有一段時間沒往鍋爐里加煤。
巴彥圖海，蒙族人，38歲，身高1.76米，穿41或42碼鞋，當過伐木工人，有較強的攀登能力。他在1959年曾經攀牆越入巴索倫鎮供銷社，企圖盜竊菸酒，因被值勤人員及時發覺而當場拿下，在縣公安局看守所關押了半年有餘。此人煙癮極大，曾有過一天獨抽五包香菸的紀錄。在看守所關押時，曾因熬不住煙癮而上吊自殺未遂。他平時喜歡抽“大金獅”香菸。
王沛和俞豐瑤交換意見後，當即作出決定：分別傳訊薛保甸、龔阿草和巴彥圖海。
薛保甸吃過官司，當時稱為“刑滿釋放分子”，這種角色是警方監控對象，因此一喚就到。這傢伙在勞改隊終日與地痞流氓之流為伍，混成了一個油子，進門就衝偵查員脫帽行禮，點頭哈腰：“諸位首長好！辛苦！辛苦！”
公安員比翁貢叫他坐下，沉臉問道：“薛保甸，叫你到這裡來，為什麼事你知道嗎？”
“知道！知道！”
“你說說！”
“大概是為糧站盜竊案吧？”
“大概？”
“呵呵，鎮上出了這麼大的案子，咱這種蹲過‘籬笆’的人，公安總是要惦記惦記的。”
“說吧，你前晚都幹些什麼了？”
“前晚是星期六，不上班，和人玩了一宵牌。”
幾個偵查員倒抽一口涼氣：瞧他這麼坦然，八成兒假不了！不過，既然是調查，總得問問清楚：“和誰在一起玩牌？在什麼地方？”
薛保甸一說，這邊立馬便去核查。一會兒，結果報來了：所言屬實！
王沛一擺手：“放他走路！”
這時，釀造廠保衛幹部來報告：嫌疑人龔阿草不知去向！龔今天應是上中班，但卻未來，去他家找，其妻說他自前天下午就不知去向了。
偵查員頓時警覺起來：難道真是龔阿草作的案，然後畏罪潛逃或是轉移贓物去了？
刑警隊長俞豐瑤下令：“迅速查明去向，務須傳來訊問！”
接著，巴彥圖海被他單位的保衛幹部送來了。這個蒙古大漢顯得很豪爽，一進門就從衣兜裡掏出一包香菸，滿屋子散了一圈。
話題就從香菸開始，俞豐瑤抽著香菸：“‘大金獅’，挺不錯啊！”
巴彥圖海說：“我就喜歡抽這煙，不過一天只能抽一包。”
當時香菸計劃供應，一家全月只有10包煙，其中三包是“大金獅”。巴彥圖海竟能一天抽一包“大金獅”，這不禁令人吃驚：“你哪來的煙票？”
“我抽高價煙，從烏蘭浩特捎。”
偵查員盯住不放：“你哪裡來的那麼多的錢？”
巴彥圖海自覺失言，臉色有些變，隨即改口道：“不談這個了，言歸正傳吧：你們叫我來幹什麼？”
“好吧，就言歸正傳：你前晚在幹什麼？”
“這個……呵，在家待著唄！”
“有人作證嗎？”
“我是單身漢，誰給我作證哪！”
問題當然不是那樣簡單，偵查員要弄清的就是這點，哪會輕易放過？但是，無論怎樣問，巴彥圖海翻來覆去就是這個答案。五六個偵查員圍著他車輪大戰到半夜，竟沒能從這個蒙古漢子嘴裡掏出多餘的一句話。
訊問只好暫時停止，巴彥圖海被臨時安排在一間空屋子裡過夜。這傢伙竟毫無心思，倒下便睡，鼾聲連連。
偵查員們卻還不能休息，聚在糧站提供的臨時辦公室裡開案情分析會，商議如何對付巴彥圖海。剛議開個頭，負責追查龔阿草下落的比翁貢進來了，向王沛局長報告：龔阿草已經找到了，現已帶在外面。
王沛大喜：“帶他進來！”
龔阿草其實不是“找”到的，而是守株待兔待到的。比翁貢派兩個民兵在他家附近守伏，深夜11點多鐘，這傢伙不知在哪裡喝得醉醺醺的回來了，就被扭住了送到公安員那裡。
幹過公安工作的都知道，醉漢人犯最不好打交道。這種角色要麼行兇吵鬧，形同武瘋子，要麼呼呼大睡，百喚不醒，碰到有急案要問的，真能把人急死。龔阿草到了專案組，兩種角色輪流扮演，先是咆哮吵鬧，想對偵查員動手動腳。為幫助他平靜下來，只好使用了手銬。誰知一被銬住，他就睡著了。偵查員又是叫，又是推，又用冷水給他擦臉，折騰了好一陣才把他弄醒。
龔阿草酒醒以後，思維就清晰了。起初他也想學巴彥圖海，但當他知道自己已經不幸被列為“11.9盜竊案”嫌疑人時，連忙主動交代了自己前天晚上的活動內容：除了上班燒鍋爐外，還偷了廠裡的大約50市斤左右的酒糟，用自行車馱回家去。這些酒糟，一大半留著自家充飢，一小半送到鄉下一個朋友家裡去了。
當時，中國各個省、市、自治區還未能從三年自然災害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糧食奇缺，以前被作為飼料的酒糟已經成為極其難覓的上等食品。
天亮後，偵查員立即著手調查龔阿草的供詞內容。他們先去釀造廠，通過查明11月9日夜班鍋爐房的耗煤數字，推斷出龔阿草那晚離開崗位大約1小時10分，這段時間用於偷酒糟並且運回家去再返廠，正好不多不少。接著，偵查員又去龔家和龔阿草鄉下的朋友家，都查到了酒糟。
這樣，龔阿草涉嫌“11·9盜竊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但是，偷酒糟在當時那種特定的形勢下也是一種盜竊公物的行為，必須予以懲處，王沛局長決定將龔阿草拘留15天。正好胡副書記返縣裡，王沛就派一名偵查員把龔阿草押上，搭縣委的吉普車去縣公安局。
處理了龔阿草，偵查員回過頭來重新訊問巴彥圖海。這個倔強的蒙古漢子還是原先那個答案，這使偵查員加深了對他的懷疑。正準備開展政策攻心，突然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情節——。
比翁貢向王沛報告：外面有個叫黃仁花的婦女要求見公安局長。王沛估計與“11·9盜竊案”有關，遂讓進來。
黃仁花何許人？她算得上巴索倫鎮上的名人，今年47歲，漢族人，30年前嫁了一個蒙古族漢子索塔。索塔在抗日戰爭時拉起一支隊伍跟日本人開仗，成為草原上的英雄。解放後，人民政府正準備給索塔安排個職位，不料他中風癱倒，成了廢人。索塔一癱八年，終於撒手西歸，給妻子留下一筆財產。黃仁花成了一個有錢的寡婦。
黃仁花一臉焦灼地走進來，進門就叫嚷似地問：“局長，你把巴彥圖海弄縣裡蹲‘籬笆子’去啦？”
王沛一怔，繼而馬上反應過來：她把龔阿草被拘當成巴彥圖海了。公安局長斷定此舉背後必有文章，靈機一動，模稜兩可道：“你替巴彥圖海擔心？”
黃仁花說：“到這當兒，我也顧不得臉面了！我跟你說，巴彥圖海11月9日晚上在我那裡，咱倆一張床上睡了一夜，他不可能去糧站偷糧票！”
“哦？”王沛一愣，繼而立即想起巴顏圖海每天抽一包高價“大金獅”的事，總算明白了：他和眼前這個有錢寡婦姘上了，煙錢是黃仁花給的。
王沛點點頭，問道：“11月9日的事還有誰知道？”
“咱兩個女兒都知道。”
黃仁花的雙胞胎女兒18歲，法律上可以作為有效證人。王沛派人去一問，她們證實了這一點，並說巴顏圖海準備和黃仁花結婚。進一步調查，黃仁花的鄰居也作證說11月9日晚上見巴彥圖海進了黃仁花的家門。
偵查員又和巴彥圖海談，在沒有暗示的情況下，終於促使其道出了11月9日晚上的行蹤，和黃仁花說的一樣。
巴彥圖海也獲得瞭解脫。但是，“11·9盜竊案”卻失去了線索。
三
當天，烏蘭浩特地區公安處副處長榮一彪帶了兩個偵查員趕到了巴索倫鎮，他們是奉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和烏蘭浩特地區公安處的指示，前來參加“11·9盜竊案”的偵查工作的。
榮一彪聽王沛、俞豐瑤介紹案情及偵查情況後，認為縣局專案組的偵查基調定得對，這種案件只有充分發動群眾才能獲得線索。三人商量下來，決定擴大發動群眾的範圍，將偵查觸角伸向方圓幾十公里範圍內的所有村鎮。
王沛局長以縣委常委的身份將巴索倫鎮附近21個村鎮的黨政負責人召集到巴索倫鎮，舉行了鎮黨委會議，通報案情，佈置任務。散會後，這些幹部立刻趕回去，向基層下達了任務。
這一步棋子走得似還妥貼，只隔了一天，距巴索倫鎮34公里的小塔鎮的黨總支書記(該鎮比巴索倫鎮小，故只設總支)打電話向專案組報告：本鎮有一群眾以每公斤8角錢的價格向單位同事賣了50公斤全國糧票。
接電話的偵查員激動得聲音都有點變調：“50公斤？什麼票面的？”
“拾市斤票面的，全是新票。”
和失竊的全國糧票相符！王沛局長當即指派俞豐瑤率三名偵查員驅車前往小塔鎮展開調查。
俞豐瑤四人趕到小塔鎮後，聽治保委員介紹了情況：賣糧票者名叫周新寶，40歲，是本鎮農牧業生產資料商店營業員，家有妻兒四人，靠其工資生活，經濟狀況甚為拮据。周家平時糧食很緊，上月曾向本單位同事借自治區糧票10斤，前天才還，還的卻是嶄新的全國糧票。同事很是吃驚，詢問來源，周新寶未透露，只說他手頭還有，可以賣掉一些，那同事便向他買了50公斤，付了40元錢。這個價格，比黑市上的最低價還便宜了20%。
俞豐瑤問：“周新寶身高多少？身體狀況如何？”
治保委員說：“他是個中等個兒，身高大約在1.70米上下，身體挺棒，抗美援朝時當過志願軍偵察兵，還立過戰功哩！”
“他抽不抽菸？”
“不抽。”
俞豐瑤尋思，憑周新寶偵察兵的底兒，攀越巴索倫糧站的圍牆自是不在話下，膽子和制服看夜狗的能力也不在話下；至於現場那煙味、菸蒂，說不定是為轉移偵查視線而玩的把戲，當過偵察兵的，腦子玩得轉哩。
治保委員拿出10張拾市斤全國糧票：“這就是他賣給同事小林的糧票。”
俞豐瑤和三個偵查員輪流察看糧票，確是嶄新的，沒有一絲流通使用過的痕跡，疊在一起十分妥貼，一張張分開得用手指捻動。但是，這究竟是不是巴索倫糧站失竊的160萬公斤全國糧票中的幾張，那就不好下定論了。因為糧票不比鈔票，票面上不印編號。只有糧食部才知道如何辨別發往全國各省的全國糧票的不同處，但那也僅限於省與省之間，如果同一個省的，那就無可奈何了。
偵查員商量下來，決定傳訊周新寶，正面交鋒，看他如何解釋這麼多全國糧票的來路。這年頭，別說小小一個生產資料商店的營業員了，就是掌管著上百萬斤週轉糧的縣糧食局長，也拿不出這麼些全國糧票。所以，即便沒發生“11·9盜竊案”，也有必要找周某人聊聊。
一會兒，周新寶來了。畢竟是出國打過仗的角兒，見過大世面，看見警察若無其事，自我介紹後，不請自坐。
俞豐瑤說：“我們是縣公安局的，在辦巴索倫糧站糧票被盜的專案。”
周新寶面不改色：“我明白，你們盯上我了。”
他這樣說，談話就省事多了：“我們想知道你的這些糧票是從哪裡搞來的？”
偵查員出示了那10張拾市斤全國糧票。
周新寶神色泰然：“這是江南幾個戰友湊攏來資助我的……”
據周新寶說，三個月前，一位抗美援朝時的戰友來內蒙古出差，特地彎了一千多里路來看他。返回江南後，這位戰友向同一城市的另外幾個戰友說起周的日子過得極艱難，眾人便商議湊些糧票，託一位在市糧食局工作的戰友調換成全國糧票後，寄給周新寶。這些糧票上週剛寄到，一共有100公斤，因他缺錢給孩子付學費，所以賣給同事50公斤。
俞豐瑤問：“寄糧票的特種掛號信封還在不在？”
“哦，他們是夾在郵包裡寄來的，就混在茶葉罐裡。”
俞豐瑤面露疑色：“是嗎？為什麼不寄特種掛號呢？”
“這個，我不清楚。”
俞豐瑤把糧票湊到鼻子下面聞了聞，搖頭道：“一般說來，和茶葉混雜過的東西，是會沾上茶葉味的，這些糧票上怎麼沒茶葉味？”
“是嗎？那我不知道。”
俞豐瑤遞給他紙筆：“你把你那幾個戰友的姓名、工作單位都寫下來，我們要查一查。”
周新寶笑道：“這不是陷我於不義嗎？我那幾個戰友可不像我，在單位裡都是有頭有臉的，你公安局發公函或者派人去查，別人會怎麼看他們？再說，現在是三年自然災害，哪個單位沒揭不開鍋的人？聽說他們省下糧票資助我，如果單位這類同事也向他們開口，那怎麼辦？所以，我是不寫的。”
“不寫？恐怕對你不大好，也不利於我們迅速查清案子。”
周新寶仍很泰然：“沒什麼的！”
俞豐瑤還想說下去，鎮黨總支書記卻來叫他接電話了。電話是王沛打來的，告知一個意外的消息：巴索倫糧站失竊的全部全國糧票，已經找到了！
糧票是在專案組收到一封舉報信後找到的。這天中午，郵遞員送來一封信封上寫著“巴索倫鎮糧站專案組收”的信，全文如下——
公安局專案組：
巴索倫糧站被竊的糧票，據本人所知，現藏於該鎮東側小學校後面的一口廢窯中，你們可即刻去起贓。
一個群眾
王沛局長閱信後，急命公安員比翁貢和一名偵查員去信中所說的現場去察看。不一會兒，比翁貢從小學校打來電話：廢窯中確有糧票！
王沛當即率專案組全體人員趕去，糧票藏在廢窯深處角落的一堆亂乾草中，16扎碼得齊齊整整。照相後，王沛下令把糧票運回糧站。
自案件發生後一直和兩名值夜人員烏蘭花、朱虎梅一起被變相隔離的糧站站長劉漢洪被專案組召到辦公室來辨認、清點糧票。劉漢洪一看，糧票外面的包紮繩子和印有印刷廠名稱、糧票數額、出廠日期等字樣的首層包裝紙已被案犯去掉，留下雙層牛皮包裝紙。一一拆開，裡面的糧票一刀刀依舊。眾人分別清點，160萬公斤，一張也不少。
劉漢洪長吁一口氣：“啊——”
王沛也鬆了口氣：“唔，還好！還好！”
這時，俞豐瑤等四人驅車返回了，聽說糧票一斤未少，個個喜笑顏開。
贓物追回了，案件卻還未偵破。王沛和地區公安處榮一彪副處長商量下來，又和胡副書記通了電話，決定由俞豐瑤帶領縣局偵查員留下來繼續偵查，地區公安處同志和王沛即日返回。
此時，誰也沒有意識到所謂贓物“追回”其實是本案冒出來的一個新的情節。
四
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交界處，有個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本案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就在這裡發生。
巴索倫糧站“11·9盜竊案”發生後兩星期，11月24日，杜爾伯特縣工商行政管理所副所長康健輪到值班。因為這天是趕集的日子，所以他一大早就來到所裡，向內勤值班員交代了幾句，便往集市貿易市場去。
康健是漢族人，41歲，但外貌看上去倒像已經年過半百，矮小、黑瘦，背脊微佝，穿一件舊狗皮襖，戴一頂翻毛獾皮帽，腰裡拴段白麻繩，上插旱菸杆，人前一站，活脫脫一個鄉下小老頭。
六十年代時期，幹工商就像幹公安。那時國家對農副產品控制甚嚴，糧油、棉花、棉布、票證以及多種諸如香菸、食鹽等配給商品一律不許上市，一旦發現，不但東西沒收，人也帶往工商所審查，很容易被當作“投機倒把分子”送進公安局，判刑勞改。工商幹部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對付這類角色，所以經常變換服裝，改頭換面，私查暗訪，就如公安局偵查員偵查案件。
這天是星期日，市場上人特別多。康健在人群裡擠來擠去，兩道犀利的目光不時悄悄地往四下裡掃溜，不一會兒就逮住了一個目標。那是個二十多歲的蒙古族人，身高不低於1.85米，虎背熊腰，一條彪形大漢。此人也在人群裡擠來擠去，眼光也在掃溜，但那是有選擇的掃溜，總是掃溜在鄉下人身上。康健根據以往積累的經驗判斷，此人十有八九是票證販子。
康健不慌不忙地捱到那人身邊，用蒙古族話試探：“做啥買賣？”
那人比康健高整整一個頭，居高臨下地打量著這個“鄉下老頭”，反問道：“你要什麼？”
康健眯著眼睛，咂巴了幾下嘴唇，吐出一個字：“票！”他已聽出，對方是漢族人，只不過穿了一身蒙古服，所以改說漢語。
對方也改說漢語：“什麼票？”
“糧票。”
那人眼睛一亮，說聲“跟我來”，轉身往人群外走。康健緊緊尾隨，眼睛往後一掃，所裡的兩名下屬腳步也往這邊移動。那人走到市場旁邊的一個垃圾箱旁邊，停了下來，康健也到了，駐步在他對面。
“我有全國糧票。”
“什麼價？”
“一市斤6毛。”
“5毛！”
那人倒也爽快：“5毛就5毛，要多少？”
“你有多少，我吃進多少！”
“哈哈，開玩笑了，你沒那麼多本錢！算了，我身邊只有200斤，你掏100元出來，都拿去！”
“也好！”
那人剛從懷裡掏出糧票，就被康健倏地一把奪在手裡，喝聲“帶走”，兩名工商幹部已經一左一右站在對方旁邊。票販子大驚，眼裡閃過一道兇光，把手伸向腰間欲拔那把蒙古短腰刀。他的手剛握住刀柄，手腕已被一個工商幹部緊緊攥住了，耳畔響起一句蒙古話：“不準動！”
票販子打了個寒顫，對方那把勁力和話語，表明是蒙古族人，儘管他穿著漢族服裝。一對三，對手中還有一個是蒙古族人，而且不遠處已有兩名臂套袖章的市場管理人員往這邊走來，他顯然處於明顯的劣勢地位，於是只好放棄原先的企圖，乖乖被帶到了工商所。
經搜身，在票販子身上抄得全國糧票300公斤、現金若干和一張縣政府招待所的住宿證。康健派兩名幹部去招待所檢查行李，竟搜出嶄新的全國糧票10000公斤，全是拾市斤票面的。
康健大大吃驚：“一條大魚啊！”工商所建立以來，抓獲的糧票販子從未有過一次倒販1000公斤的，這傢伙一下子把紀錄刷新了10倍以上！
工商所池塘太淺，盛不下這樣的大魚。康健一個電話打到縣公安局，馬上開來一輛吉普車，連人帶票押了過去。
縣公安局也未審理過這等鉅額的投機倒把案，非正式審訊般地訊問了幾句，幾個頭頭便開會商議如何審理此案。有人提出這會不會是假糧票，於是請縣糧食局派人來看看。
縣糧食局來了一位主管業務的副局長，一看這麼多糧票全是未上市流通的新票，不禁瞠目結舌，連說“反常”。反常之處，是以糧票販子的“操作手段”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搞到這種整刀整刀新票的。這些糧票的來源，有兩個可能，一是假糧票，二是盜竊的真糧票。
以這位副局長的目測能力，自是無法鑑別這些糧票的真假。即使能鑑別，也缺乏科學性，不能作為判定案件性質的司法鑑定。因此，這位副局長提出，應當把糧票送往省糧食廳去鑑定。
縣公安局接受這個意見，決定一面審理案子，一面把糧票送省裡鑑定。
案犯供稱這些糧票在幾天前從一個蒙古族獵人那裡以每公斤0.50元的低價收購來的，對方姓名、住址等均不知曉。公安局遂組織精幹刑警，一連數天去案犯所供的那個小鎮守伏，但始終未見那個蒙古族獵人。
再說去省城哈爾濱的二位(一是縣公安局的偵查員，一是縣糧食局幹部)，一到哈爾濱便把糧票送往黑龍江省糧食廳鑑定。糧食廳方面聽說有這麼個票販子，也感到吃驚，同時也覺得鑑定責任重大。由於省廳也缺乏鑑定條件，於是給杜爾伯特縣方面出具了介紹信，讓他們去北京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鑑定。那二位發電報請示杜爾伯特縣公安局獲准後，登上了去首都的火車。
糧食部十分重視黑龍江的這起案子，破例連夜組織專家進行鑑定。首先鑑定這些全國糧票的真假，經和資料檔案庫內的同版樣張在紙質、印刷、圖案、顏色等方面比較鑑別，得出結論：這是真糧票。
其次鑑定這些糧票是發往哪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這裡面的區別點在於紙張成份，印全國糧票的紙張是由定點的造紙廠特製的，事先按發往不同省份的數量在紙漿中添加一種特殊化學物質，鑑定時只要將送檢品剪下一角，溶解成紙漿，以儀器檢測這種化學物質的比例後，就可以知道這是發往哪個省份的“貨”了。當然，這種化學物質的名稱、添加比例數等，都是屬於國家機密，整個糧食部也只有極少幾個人知曉。
鑑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送檢品是發往內蒙古自治區的全國糧票中的一部分。
次日，杜爾伯特縣赴京人員立刻往黑龍江拍發急電，報告鑑定結果。杜爾伯特縣公安局於是向呼和浩特內蒙古自治區糧食廳拍發電報，要求提供該區何地發生過盜竊糧食部門全國糧票案件的有關情況。
自治區糧食廳辦公室一位幹部拆閱了電報，便去問本廳保衛處。保衛處的答覆是：巴索倫糧站11月9日曾發生過盜竊糧票案，但贓物現已全部追回。
自治區糧食廳辦公室那位幹部於是給杜爾伯特縣公安局發了一份回電。
這份電報剛發出，自治區糧食廳忽然接到糧食部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稱據新發現的情況判斷，可能巴索倫糧站失而復得的那些全國糧票可能有摻假票之嫌，讓即行核查；如無把握，可派人將樣品送往北京檢鑑。
糧食部的這個電話內容，是該部計劃司一位科長想到的。這位科長在聽說杜爾伯特縣派人赴京送檢糧票之事後，想起內蒙古自治區糧食廳最近發生的巴索倫糧站鉅額糧票盜而復歸的事件，頓覺蹊蹺：部鑑鐵證表明杜爾伯特縣工商所從票販子處繳獲的10000公斤糧票來自內蒙古，而巴索倫糧站又報未缺一斤糧票，而內蒙古自治區其他糧食部門並未遭竊劫，這該如何解釋呢？
答案只有一個：巴索倫糧站失而復得的糧票中已經摻混了假票！
這位科長於是向計劃司領導報告了自己的猜測，引起高度重視，於是有了上述那個緊急長途電話。
這個電話使內蒙古自治區糧食廳領導層感到震驚，廳黨委隨即作出決定：立即派專人赴巴索倫糧站檢查失而復得的那些糧票！
五
1963年11月下旬，首都北京已經進入了滴水成冰的冬季。
深夜，寒風呼嘯，人們都已早早進入夢鄉。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室裡，卻還閃爍著燈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正在燈下審閱糧食部送來的一些表格，他的手邊放著一把算盤，不時撥劃一陣，算珠的撞擊在深夜的靜謐中形成一陣陣清脆的聲響。
三年自然災害中，出現了全國範圍內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和責任，挑起了解決糧食問題的重擔。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周恩來總是要求糧食部門及時將糧食購銷調存表等報表送去，他一張一張地審閱，一遍一遍地撥打算盤，一旦發現問題立即給予解決。糧食部辦公廳現仍保存著的32張從周恩來那裡退回的報表，上面有他的筆跡994處。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估算》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註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跡。
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了，值班衛士輕悄悄地走了進來。周恩來抬臉望著他，用目光詢問：“什麼事？”
衛士報告：“李先念副總理來了。”
周恩來馬上站起來：“先念來了？哦！哦！”話音未落，已經大步走出了辦公室。
客廳裡，國務院分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臉色凝重地在踱步，聽見腳步聲，他一個轉身迎過去：“總理！”
周恩來伸出手和李先念握手：“先念同志，來了怎麼不坐？請坐！請坐！”
李先念在沙發上坐下，開門見山說道：“總理，深更半夜前來打擾，是因為有一件大事要報告。”
周恩來眉峰一聳：“什麼事？”
“剛才我接到糧食部報告，內蒙古自治區巴索倫糧站被盜換160萬公斤全國糧票——案犯先將真糧票盜走，然後將偽造得十分逼真的假糧票拋出來讓公安部門追贓歸庫。”
周恩來倒抽一口冷氣：“160萬公斤全國糧票！……唔，那些假糧票流出去了嗎？”
“當發現是假糧票時，一部分已經下發到縣裡去了，現已緊急收回。現在主要是被盜換的真糧票，僅由黑龍江追繳得1萬公斤。此外，必須弄清假糧票源出何處。”
“這個案件，馬上責成公安部去查！”周恩來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他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走到角落裡的茶几處去打電話，讓中南海總機接公安部長謝富治家裡。電話很快接通了，那邊向總理報告：謝富治四小時前已隨毛主席的專列離開北京了。
周恩來放下話筒，皺皺眉頭說：“要和謝部長通上話，這麼大的案件公安部長不知道怎麼行！”
稍停，周恩來又抓起話筒，這回要了軍委話務臺：“小鬼，我是周恩來，我要和公安部謝部長通話，他已經跟主席的專列離京了，你想個法子找到他！”
“是！明白！”
軍委臺的值班話務女兵雖是按照規定這樣說了，但她卻面臨著一個大難題：謝富治在毛澤東的專列上，當時的專列沒有電話，只有電臺。而電臺她這邊無法聯繫，即使聯繫上了也無法讓總理和謝富治通話。好在軍委臺的女兵是全軍話務兵的尖子，個個聰明機靈。她靈機一動便有了主意，當下先和鐵道部聯繫，弄清毛澤東專列此刻的位置和下一站將停靠河北滄州，然後打電話給滄州站的軍代表，讓給謝富治傳話：總理要和謝部長通話。
這樣，當毛澤東的專列在凌晨1點多在滄州站停靠添水上煤時，周恩來和謝富治通上了電話。公安部長聽說發生了這麼一樁巨案，大吃一驚，問總理他要不要立即返回北京。
周恩來說：“你還是按原計劃陪同主席南下，但是要立刻和公安部在家的領導取得聯繫，安排破案事宜。富治同志，你看怎樣？”
謝富治說：“總理，我明白了！”
謝富治當下就在滄州火車站向公安部下令：立即派精幹人員會同內蒙古自治區公安機關偵查巴索倫“11·9盜竊案”！
公安部派往內蒙古指導偵查案件的，是刑偵專家劉勝西和他的兩名助手。劉勝西在兩年多後曾赴江南主持偵破了驚動陳毅副總理的“茅山飛盜案”，受到過陳毅的接見。這次為趕時間，他們一行三人從北京坐民航機飛哈爾濱，再由空軍用直升飛機直接送往巴索倫鎮。
此時的巴索倫鎮上，已經聚集了縣、地、自治區公安機關的將近50名偵查員。先前來而復去的縣公安局長王沛、地區公安處副處長榮一彪都早已抵達，正滿臉愧疚地聽偵查指揮部總指揮、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副廳長歐陽樂訓話。
歐陽樂已經接到劉勝西要來的通知，此刻聽說這麼快就趕到了，不禁喜出望外，放過王、榮兩人，大步出門歡迎。劉勝西是名探，當時全國各省警界都知道他，和歐陽樂握過手後，立刻被眾偵查員圍住，七嘴八舌問候，性急的已經問起了是否有把握偵破案件。
劉勝西笑道：“這個我可不敢說，破案主要靠大夥兒，至於我，人到這兒，把勁使到就是了。”
歐陽樂副廳長說：“咱們現在就開案情分析會。”
會上，原先的專案組長王沛先向眾人詳細介紹了案情，出示了許多照片。接著是眾人分析案情。歐陽樂的副手、自治區公安廳優秀偵查員平增泉拿出一張包假糧票的牛皮紙，搖晃了一下說：“我聞了聞，這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青草氣味，而那口破窯裡蓋在上面的卻是乾草，乾草上的氣味不可能沾到紙上，只有半乾半潮的草和乾的紙接觸，草味才隨著潮氣滲進紙裡。這紙上有草味，說明那草蓋上去時是半乾半溼的，換句話說，這些假糧票在至少一個半月前已經放在那裡了，那是一起預謀案！”
縣局刑偵隊長俞豐瑤說：“這麼一說我倒也有個想法，怎麼那麼巧糧站庫房裡的真糧票是160萬公斤，他那假糧票也是這個數字？他運來的恐怕不止這個數字，估計多餘的就埋在那口破窯裡。”
眾人都點頭，王沛吩咐公安員比翁貢馬上帶幾個民兵去找。一小時後比翁貢回來報告，果然，又挖找到了40萬公斤假糧票。
這時，會議已經定下了偵查方向：寫匿名“舉報信”的人就是案犯，以此信的筆跡為線索，在巴索倫地區進行縝密排查。
六
筆跡排查的範圍以巴倫化鎮為中心，輻射至方圓數公里的18個村鎮。偵查指揮部認為：案犯既然把假糧票藏匿於巴索倫鎮，又熟悉糧站情況，無疑是這個範圍中的人。
幾天時間內，各村鎮的黨組織、治保委員收集了所有識字者的筆跡，源源不斷地送到偵查指揮部。指揮部從自治區公安廳和呼和浩特、包頭、烏蘭浩特、集寧四市公安局調來八名專門鑑定筆跡的刑偵技術人員，對數以萬計件筆跡進行鑑定。哪知誰也未曾料到，逐一鑑定的結果，竟沒有一個人的筆跡與匿名“舉報信”相同！
總指揮歐陽樂“樂”不起來了，這天深夜走進劉勝西的房間，憂心忡忡地說：“老劉，這咋辦？這案件連周總理都牽著心，三天兩日讓辦公室打電話向自治區公安廳詢問偵查進展情況，我這裡久偵不破，真是寢食難安哪！”
劉勝西此時正拿著高倍放大鏡在琢磨現場照片，想了想，說：“歐陽廳長你也甭過於著急，明天我再去現場看看，說不定能發現什麼蛛絲馬跡。”
後來，劉勝西在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我有一種直覺，感到現場有線索尚未發現。”
九十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經長期研究後發現：直覺是人的第二智慧。劉勝西的直覺證實了這一點：第二天，當他再次勘查現場時，發現庫房大門和糧票庫門上的“司必靈鎖”鎖舌上的撬痕似有問題。
現場兩道鎖上的撬痕，初看確是薄金屬片從外面硬插入而形成的。但是，劉勝西發現那痕跡似乎太深、太明顯了些。以金屬薄片打開門鎖，用得著花那麼大的勁力嗎？劉勝西決定試一試。
一名深諳盜竊犯作案手法的偵查員被劉勝西請到糧站，在站長劉漢洪的辦公室作試驗。這位偵查員用臨時找來的一塊白鐵皮輕而易舉地打開了“司必靈鎖”。劉勝西觀察鎖舌上的痕跡，淡得似乎只擦去了上面的灰塵！
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結論產生了：所謂“撬鎖”是偽裝的，鎖舌上的痕跡是在門開著的狀態下故意製造的，產生這樣深的痕跡的勁力，在門關著時既無法使出，即使使出也反倒打不開門。這種撬門手法靠的是一股巧勁，而不是重力。因此，案犯是使用鑰匙打開門後進入現場的。
偵查方向於是轉到鑰匙上。前面說過，庫房鑰匙由糧站站長劉漢洪一人掌握。他把鑰匙管得很牢，向來寸身不離，晚上睡覺也栓住了壓在枕頭下。所以，當偵查員找他談話請他回憶是否有可能被人拓印偷配時，他一口否定。這位老抗聯戰士說得很“絕”：“你們可以懷疑是我作的案，但是不能認為我保管的鑰匙出了毛病！”
那麼，是不是劉漢洪作的案？偵查員進行了縝密的調查，所獲的材料似可部分構成疑點。偵查指揮部正準備考慮採取措施與劉漢洪進行正面接觸時，劉勝西提出了異議，認為劉漢洪不會是作案人。
原來，眾偵查員在對劉漢洪進行外圍調查時，劉勝西也在對劉漢洪進行觀察。劉勝西發現這個糧站最高長官的煙癮很大，這點與現場發現菸蒂吻合。但是，他抽菸用火柴點火，而從不使用打火機，而現場卻只有菸蒂而無火柴梗，很難想象他會在外面點了香菸，叼在嘴上抽著再進門作案。所以，劉漢洪不是案犯。
劉勝西所提的異議合乎邏輯性，很有說服力，偵查指揮部一致贊同。這樣，線索再次斷了。
歐陽樂坐鎮指揮偵查，每天既要領導下面，又要應付上面，弄得內外交困，焦頭爛額，滿嘴燎泡。看看下屬，也個個累得耷頭搭腦，沒精打采。於是，他宣佈放假一天，休息休息。
劉勝西打了一瓶白酒，一個人縮在房裡喝著，思索著，一瓶酒喝完，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天色已黑，他滿身酒氣地闖進歐陽樂的房間：“歐陽廳長，看來要搞個小動作——拆鎖！”
“拆鎖？”
“對！把現場兩把鎖拆下來，開膛破肚檢查。我琢磨，案犯肯定是憑鑰匙進的門，而劉漢洪的鑰匙又沒被人沾過，這樣，只有一種可能：案犯直接在鎖上搞了名堂！所以，要拆鎖檢查。”
歐陽樂沉思一陣，遲遲疑疑道：“也好！”
巴索倫鎮上唯一的一名鎖匠被請到糧站，就在劉漢洪的辦公室裡，將拆下的兩把“司必靈鎖”開膛破肚，進行檢查。劉勝西的推斷不無道理，在兩把鎖的內部，均檢出一種只有用高倍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的非金屬粉末！
經和公安部聯繫，偵查指揮部當即派專車將鎖具連同粉末送往離巴索倫鎮最近的省城哈爾濱市，請北京派來的兩名專家檢鑑。檢鑑結果：這種粉末是一種特殊化學劑凝固後形成的。這種化學劑是一種密封於軟管內的膠液，將膠液對準鎖眼輕輕擠入，一分鐘後即按齒位形成一個硬質鑰匙模型，抽出後按樣配製成的鑰匙與原配鑰匙一模一樣。這是國外間諜機關配備給特工使用的一種特殊作案工具。
這個結論令偵查指揮部大吃一驚：這難道是一起政治盜竊案？案犯是外國派遣特務？
案情因這個結論而變得複雜了，卻也明朗了：案犯是一個既有條件熟悉巴索倫鎮，但又和外部有密切關係的人。
偵查指揮部舉行緊急案情分析會，決定調查兩類人：一是今年以來外地來本鎮的人員，一是本鎮去外地出差、訪親友的人員。
巴索倫鎮上的兩家旅館翻出了旅客登記資料，公安員比翁貢拿出了臨時戶口及外來投親訪友者的資料；各單位、居委會負責提供本轄點在外地出差、訪親友人員的名單和資料。幾十名偵查員緊張地查閱、分析，揀出了一個個嫌疑人。初步排查下來，一共有12名嫌疑人，其中本鎮四人，外地八人。
已經離開巴索倫鎮的筆跡鑑定刑偵人員又被偵查指揮部召回小鎮，對這12人的筆跡進行鑑定，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無一人與“舉報信”筆跡相符！
歐陽樂懵了：“怎麼回事？”
劉勝西說：“再查！”
又一輪排查開始了，經過三天三夜的努力，排出了一名新的可疑對象。此人名叫朱富祥，本鎮人氏，36歲，原是縣中學的教師，1958年因侮辱女學生而被處勞動教養，送往位於中A邊境的B農場服教。1960年解教後留場就業。今年9月到11月間，他曾回巴索倫鎮父母處，說是患肝炎休假三月。朱富祥的身材特徵、煙癮等與案犯相符。進一步調查，發現巴索倫糧站女職工朱虎梅是朱富祥的胞妹，朱富祥曾數次去糧站作過較長時間逗留。
偵查指揮部當即決定：查鑑朱富祥的筆跡！
查鑑是秘密進行的，偵查指揮部派偵查員去縣公安局，從滿是灰塵的卷宗堆裡找出朱富祥1958年被收審時的案卷，將裡面的《親筆供詞》和“舉報信”相比較，得出結論：筆跡完全一致！
偵查指揮部立刻組建一支由精幹偵查員組成的緝捕組，由歐陽樂親自帶領，連夜驅車前往B農場緝拿疑犯朱富祥。
巴索倫距B農場800公里，兩輛吉普車一路急馳，只用了11個多小時就抵達目的地。緝捕組顧不上休息，和農場派出所取得聯繫後，立刻去朱富祥所在的分場，將朱富祥緝獲。
搜查隨即進行，在朱富祥的住處搜得“回力”球鞋一雙，經與帶去的現場照片相比較，證實現場鞋印確係此鞋所留。至此，已完全證實朱富祥是“11·9盜竊案”的作案者！
但是，朱富祥所盜的糧票在哪裡？
七
朱富祥被押往農場派出所，在裡三層外三層的嚴密警戒下，接受審訊。
歐陽樂擔任主審，一上來什麼都不問，單問：“糧票藏在哪裡？”
朱富祥一上來就被扣手銬、砸腳鐐，又有那麼多警察“伺候”，一下子給嚇懵了。此時聽說坐在上面的這位威風凜凜的大個子是自治區公安廳副廳長，頓時瑟瑟作抖，乖乖招供：“糧票全部藏在巴索倫糧站後面的小山坡的一株大松樹下面。”
一支筆、一張紙扔在案犯面前：“你把座標圖畫出來。”
朱富祥原本是美術老師，畫畫是他的看家本領，當下三下五除二畫出了一張座標圖，並在上面註明文字說明。
歐陽樂馬上命令將座標圖改為文字，譯成密碼，用車載電臺即刻發往巴索倫的偵查指揮部，讓那邊收到電報後立即去藏匿點挖掘驗證。
接著，讓朱富祥交代“11·9盜竊案件”的作案詳情。
朱富祥的交代內容就像一段傳奇故事——
1961年夏天，饑荒的陰影籠罩著B農場。農場黨委為使全場職工度過這段困難時期，在把應當發放的口糧發放給每個職工以後，宣佈放假三月，讓大家各顯神通，生產自救。
一時間，數千職工一鬨而散，有的去外地投親靠友、做生意、打短工；有的守著河流捕魚撈蝦；有的頭一紮進原始森林，打獵、採野菜摘野果；也有的異想天開去淘金，指望不但自救，還能發財。朱富祥自幼長在草原腹地巴索倫，別的不會，打獵還行，便約了兩個夥伴，每人背了一杆火藥槍，興沖沖地上了農場附近的獅子山。
他們一行三人在山裡轉悠了一星期，只獵到一些山雞、野兔之類的小動物，肚子裡混飽了，還有些積餘，但沒解決根本問題。他們指望能碰上一頭“山神爺”(老虎)、兩隻黑瞎子，掀翻了就能發筆小財，坐吃一冬。
這天，朱富祥三人來到一座無名山岡，爬上岡去，往遠處眺望。岡下有一條几十米寬的河，這是界河，河的對岸就是A國。A國境內聳立著的高高的崗樓裡，身穿軍服的邊防軍哨兵探頭探腦往中國方向窺視的情景，清晰可視，一覽無遺。這時已是下午3點多鐘，三人決定就在這裡過夜。朱富祥下套子逮住了一頭黃羊、兩隻野雞，三個人煮肉、烤雞吃了個飽，便在半山腰搭了個窩棚過夜。
這天晚上，天降暴雨，山洪暴發，引起可怕的泥石流。朱富祥三人待在一塊桌面大的巨石上，保住了性命，但無可奈何地被衝到了A國境內，被A國邊防軍以“非法越境”的罪名予以拘捕。
十幾小時後，一名A軍少尉訊問了三個中國人，弄清了他們的姓名、籍貫、單位、現狀、簡歷後，重新關了起來。這樣關了四天，到第五天三人又被押出去，初時以為要釋放返回中國了，不料又進了上次那間提審室。那個少尉還在場，不過主審官已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大個子了，此人穿著便服，但在場A國軍人都稱他“少校”，對他執禮甚恭。
少校又問了一遍上次少尉問過的話後，說：“我們分析了你們三人的情況，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放你們回國。不過，你們必須答應一個條件——今後在中國秘密替我們工作，這當然是有優厚的報酬的。你們如果答應，就辦一個手續，然後送你們去休養一段時間，在假期滿之前放你們回去。”
朱富祥三人聽了，面面相覷：這不是讓我們當特務，幹叛國賣國的勾當嗎？！他們一時都不吭聲。
少校催問道：“怎麼樣？”
三人中一個平時被稱作“老帽”的回答道：“中國人不當外國人的腿子！”
這“老帽”是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批戴壞分子帽子的人，是個慣竊犯，1956年刑滿留場就戴帽子，因表現不好一直沒摘掉，所以人稱“老帽”。這樣一個角色，在愛國還是叛國這樣一個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令A軍少校大惑不解，盯著他看了一會兒，說：“不答應條件，處決！”
“老帽”的二桿子脾氣上來了，脖頸一挺：“處決就處決！”
少校一擺手，兩名士兵上來扭住“老帽”就往外走，“老帽”破口大罵。須臾，外面傳來一聲槍響！
少校又問朱富祥：“你呢？答應不答應？”
朱富祥臉色蒼白，語不連貫：“我……我……我……還……還……”
“你可以考慮一下。”少校又問另一個，“你呢？也考慮一下再答覆？”
這人原是包頭市的一個機關幹部，1957年劃上右派，送往B農場勞教，期滿後因妻子離婚無家可歸而留場就業。此人對劃為右派心懷不滿，屢屢申訴，被農場主管部門稱之為“鐵桿”。
“鐵桿”到這當兒真的“鐵”了，大聲叫道：“不必考慮！叫我叛國，下八輩子也不幹！”
少校又是一個手勢，“鐵桿”便追“老帽”去了。
外面槍聲剛響過，少校便問朱富祥：“你考慮好了沒有？”
朱富祥長嘆一口氣：“唉——我替你們幹。”
少校讓朱富祥填了一張印滿了A國文字的表格，他直到死也不知道上面印了什麼內容，反正讓他在那個位置寫什麼就寫什麼，最後簽上名字，按上指紋。這時，少校滿臉笑容地和他握手：“朱，祝賀你替A國情報機關工作！”
朱富祥這時才知道自己上的是A國情報機關的賊船。
A國情報機關用直升飛機把朱富祥送到一個他連方位都不明的地方去休養，那是一幢位於風景秀麗的山谷中的別墅，裡面不但有豪華的臥室、餐廳、客廳、健身房，還有高爾夫球場、游泳池和手槍靶場。朱富祥在裡面待了兩個月，一邊休養，一邊接受特工訓練，學會了射擊、照相、譯碼、使用密寫藥水、跟蹤和反跟蹤等特工的基本技能。
1962年9月中旬的一個夜晚，A國情報機關用直升飛機把朱富祥送到離國境線兩公里處的一個A軍哨所，由兩名邊防軍士兵把他送到國境線，越境返回中國。朱富祥回到農場，無人盤詰他的去向，也沒有人問起當初和他一起出去的“老帽”和“鐵桿”的情況，因為當時出去了沒回來的人數在300人以上，人們對此已經不以為然了。
朱富祥回農場後，一直等著A國情報機關發來指示(情報機關許諾完成三次任務後讓他去A國定居)，當年沒等到。又等了八個月，他收到一封寄自黑龍江的信，內用暗語讓他去縣城某處接受指示。朱富祥以治病為名去了縣城，在一家旅館裡見到了一個女人，蒙古族打扮，蒙古族語和漢語說得一樣流利。這個女人以A國情報機關的名義向他下達指示，共有六條：
①服下給他的藥片，去醫院化驗，即會被告知患了肝炎，從而獲得三個月病假，那時向農場請假回巴索倫老家休養，必准許。
②返巴索倫前經縣城時仍住這家旅館，三天內會發現房間裡有兩件行李，那是200萬公斤假全國糧票和活動經費、特工工具。
③返回巴索倫後秘密地將假糧票藏好，利用其胞妹朱虎梅的關係混入糧站，先熟悉環境，然後在夜晚兩次越牆潛入糧站，以特製化學膠獲取庫房鑰匙模型，自己依樣配製鑰匙。
④密切注意糧站調入全國糧票的動向，一有機會立刻將糧票盜出，藏匿秘處，不得動用，如何處理，聽候指示。
⑤案發後的適當時候，發出“舉報信”，將假糧票推出去。
⑥完成上述幾點後，可以返回農場。
朱富祥接受上述指示後，返回農場立即實施。事情的進展一如A國情報機關安排的，幾乎一步也不差。只是在大量全國糧票調來巴索倫糧站後，劉漢洪安排了四人值夜班，使朱富祥無法下手。他正焦急間，11月9日從朱虎梅口中得知當晚開始恢復兩人值班，於是決定立刻下手。
11月9日午夜時分，朱富祥潛至糧站後面的山坡上，取出早已準備好的以樹幹紮成的梯子(前兩次潛入糧站也用這把梯子)，搭在糧站後牆上，攀越而入。那條看夜狗，早已和他混熟，一塊肉乾扔過去，就叼起來一聲不吭地跑開了。
朱富祥進入庫房作案後，為轉移偵查視線，從不抽菸的他特地在庫房裡抽了一支“大金獅”。朱富祥把贓物弄出去後，拆開梯子，用樹枝把贓物挑上山。為防止偵查時警方使用警犬嗅跡追蹤，他一路上還把A國情報機關提供的藥劑灑下。
幾天後，朱富祥發出了“舉報信”，見警方起了“贓”，便悄然返回B農場。
朱富祥交代完後，自知罪孽深重，難逃一死，禁不住號啕大哭。
這時，巴索倫偵查指揮部的回電來了：贓物已發現，初步清點，短缺一萬公斤。
這一萬公斤，就是黑龍江省杜爾伯特縣工商所截獲的那批。至於是何人所取，至今仍是個謎。據偵查指揮部當時分析，認為可能是有人(即票販子所說的蒙古族獵人)在無意中發現了這批糧票，不敢或不便全部取走，遂取了一萬公斤。
A國情報機關此舉的目的，主要是擾亂中國糧食市場。至於真糧票暫不拋出，多半是出於穩妥方面的考慮。
偵查指揮部當即將破案消息電告自治區公安廳，公安廳隨即向北京拍發急電。
當週恩來總理接到公安部報告時，十分高興，對著話筒大聲說：“同志們辛苦了！我代表黨中央感謝大家！”
“11·9盜竊案”的案犯朱富祥，不久即被判處死刑，處決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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