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書畫家之創作，主張“以意為主”，意造境生。康定斯基說“藝術作品必須在人內心較深之處激起迴響”。書法，“滲情入法”，必須通過攝情達意方能使觀者在“不盡之境”中受到感染。
宋人晁補之謂：“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在胸中之所獨得。”中國歷史的積澱長期形成了衍化傳統、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作為表達藝術家人格理想的書法藝術，藝術創作的心理體驗是藝術家心靈與時代人文精神的交融契合。
——言恭達《抱雲堂藝思錄》
張旭《古詩四帖》局部
言恭達先生強調“書法，‘滲情入法’”“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實則是指出了書法創作中“法”與“意”的辯證關係。關於“意”“法”之關係，前人多有論述，如崔瑗的《草書勢》闡釋了草書的意趣和法度：“放逸生奇”“一畫不可移”。“放逸生奇”是崔瑗對草書細膩體察的感受，也是書者情緒和意志的表現；“一畫不可移”是指草書要有嚴謹的法度。在草書創作中強調意多於法，但“法”不可少，二者相輔相成，而不相悖相害，這也是學草書者所應該釐清和掌握的。崔瑗關於草書“意”和“法”的闡釋對後世有著較深的影響，劉熙載認為其“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跡已多矣”。劉熙載《書概》：“書雖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他在《遊藝約言》中也有類似的表達：“作文、作詩、作書，皆須兼意與法。任意廢法，任法廢意，均無是處。” 可知劉熙載在書法審美上是主張意法兼顧，且意重於法。
馮班《鈍吟書要》：“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馮氏所說的“本領”即是學問與法度。如果書法創作不講規律，無視法度，那麼學的就是野狐禪，走的也是江湖路。可如果把規律當程式，拘於程式的運用，這樣的法度也就成了束縛人個性的障礙，書法作品也就失去應有的情趣和氣韻。關於“法度”，趙冷月有過深刻的認識：“長期以來，許多人都把規範化與書法的法度等同起來，認為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後者，我不苟同。事實上，法度有一種隨機性，存在著變幻，蘊含著生命力。而書法一旦被規範化，就沒有了隨機性和生命力，這樣的書法便是美術化了。真正的法度，無論是關於用筆還是章法，都忽隱忽現於歷代書家的大手筆之中，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一些原則化的東西。我想，對法度的誤識，很容易把人引入危險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我便是自此入而又艱難地由此出的，於是，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藝術天地。我對書法法度認識的超越過程，與自己藝術水準的提高是同步的。”
張旭《古詩四帖》局部
石濤說“無法之法，乃為至法”，餘以為“無法”不是不要法度，而是不要機械地、教條地運用法度，而是要知曉法度的根源，用其核心精神去探索、去創造。張懷瓘說：“聖人不礙滯於物，萬法不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於無法，可謂得矣。”張旭的草書可謂無拘無束、大膽放任、痛快之至，可見其有過人之處——深諳“意”出於“法”，如此意性極強的草書作品則是出於他能寫出嚴謹楷書的緣故。董逌在《廣川書跋》有所分析：“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能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矣！”。
書法何以做到意法兼顧、意重於法？言恭達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必須通過攝情達意方能使觀者在‘不盡之境’中受到感染”，即書法要滲情入法”。
張旭《古詩四帖》局部
張旭《郎官石柱記》
（抱雲堂書院彭慶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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