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书画家之创作，主张“以意为主”，意造境生。康定斯基说“艺术作品必须在人内心较深之处激起回响”。书法，“渗情入法”，必须通过摄情达意方能使观者在“不尽之境”中受到感染。
宋人晁补之谓：“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在胸中之所独得。”中国历史的积淀长期形成了衍化传统、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作为表达艺术家人格理想的书法艺术，艺术创作的心理体验是艺术家心灵与时代人文精神的交融契合。
——言恭达《抱云堂艺思录》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言恭达先生强调“书法，‘渗情入法’”“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实则是指出了书法创作中“法”与“意”的辩证关系。关于“意”“法”之关系，前人多有论述，如崔瑗的《草书势》阐释了草书的意趣和法度：“放逸生奇”“一画不可移”。“放逸生奇”是崔瑗对草书细腻体察的感受，也是书者情绪和意志的表现；“一画不可移”是指草书要有严谨的法度。在草书创作中强调意多于法，但“法”不可少，二者相辅相成，而不相悖相害，这也是学草书者所应该厘清和掌握的。崔瑗关于草书“意”和“法”的阐释对后世有着较深的影响，刘熙载认为其“然两言津逮，足当妙迹已多矣”。刘熙载《书概》：“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他在《游艺约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作文、作诗、作书，皆须兼意与法。任意废法，任法废意，均无是处。” 可知刘熙载在书法审美上是主张意法兼顾，且意重于法。
冯班《钝吟书要》：“宋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冯氏所说的“本领”即是学问与法度。如果书法创作不讲规律，无视法度，那么学的就是野狐禅，走的也是江湖路。可如果把规律当程式，拘于程式的运用，这样的法度也就成了束缚人个性的障碍，书法作品也就失去应有的情趣和气韵。关于“法度”，赵冷月有过深刻的认识：“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把规范化与书法的法度等同起来，认为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我不苟同。事实上，法度有一种随机性，存在着变幻，蕴含着生命力。而书法一旦被规范化，就没有了随机性和生命力，这样的书法便是美术化了。真正的法度，无论是关于用笔还是章法，都忽隐忽现于历代书家的大手笔之中，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原则化的东西。我想，对法度的误识，很容易把人引入危险的漩涡之中，而难以自拔。我便是自此入而又艰难地由此出的，于是，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我对书法法度认识的超越过程，与自己艺术水准的提高是同步的。”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石涛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余以为“无法”不是不要法度，而是不要机械地、教条地运用法度，而是要知晓法度的根源，用其核心精神去探索、去创造。张怀瓘说：“圣人不碍滞于物，万法不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张旭的草书可谓无拘无束、大胆放任、痛快之至，可见其有过人之处——深谙“意”出于“法”，如此意性极强的草书作品则是出于他能写出严谨楷书的缘故。董逌在《广川书跋》有所分析：“及《郎官记》，则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严，则能出乎法度者至纵而不可拘矣！”。
书法何以做到意法兼顾、意重于法？言恭达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必须通过摄情达意方能使观者在‘不尽之境’中受到感染”，即书法要渗情入法”。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张旭《郎官石柱记》
（抱云堂书院彭庆阳）
閱讀更多 言恭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