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司馬遠發“水遁”後，太原方面重新拉網兜捕時，北京市公安局“TQD專案組”的警員正在緊張地訊問、查詢被捕的幾個嫌疑人。
這裡有必要提請讀者朋友注意：“TQD案件”發生時正是“文革”時期，當時我國的法制遭到林彪、“四人幫”的粗暴踐踏，偵查案件、緝拘人犯的手續自然不會健全，因此當您對下面所說的幾位被捕者的被捕原因感到迷惑不解時，請不必奇怪，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的。被捕的嫌疑人共有六名，四男二女，這裡把他們的姓名依次用ABCDEF來表示——
A，男性，鄭州人，盲流。被捕時他在北京火車站附近轉悠，恰被警察發現，看看他的模樣和秦家康所敘述的有些相似，便上去查證件。盲流哪來證件？於是把他請上吉普車，直送市局。
B，男性，哈爾濱人，自稱是知青，使用別人的工作證住旅館，在他身上發現一張昨天的京原線596次車票，此人也被請進了公安局。
C，女性，北京人，在一家飯店當服務員。她是被郵電局職工“扭送”的，因為她往黑龍江省的邊境小城遜克縣郵寄一個沒有標牌的誰也說不出名稱的儀器。郵電局工作人員馬上想起公安部門的《緊急通知》，儘管她不是寄往境外，但遜克和“蘇修”僅一江之隔，轉一轉手就可以到對岸去的，他們認為還是送公安局的好，就不由分說地把她拉上載運郵包的綠色郵車，直駛公安局。
D，男性，江蘇人，江蘇某縣農業局工作人員，在單位和領導爭鬧，被“隔離審查”了半月，還扣發工資，他便進京上訪。中午喝了些高粱酒，不知出於什麼動機在市公安局門前溜達，不時留意進進出出的警員。有關人員為了讓他看個夠，便把他請了進來。
E，女性，天津人，無業，在公共汽車上拎竊他人的行李包，正巧被專案組便衣發現，順手牽羊牽了進來。
F，男性，工人，戴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照規定，這類分子平時的活動範圍只能是“二點一線”：上班、下班；工廠、家庭。如果有事要越出範圍的，必須經廠保衛科同意。但昨天下了班他卻擅自去了永定門，恰被同廠一個幹部發現，保衛科便以“新動向”報給公安局。專案人員認為他也對得上號，於是通知工廠把他送來。
嫌疑人雖然只有六個，但“TQD專案組”北京攤子卻花費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分別訊問，每個對象配兩人訊問、一人記錄。訊問之後是“口供彙總”，開會分析，然後分門別類查證，北京的即刻去人，外地的電話、電報。一時間，近20名警察忙得不亦樂乎。到午夜過後，各方迴音都來了，結果是六名嫌疑人和“TQD案件”都無關。
高陽明長嘆一口氣，揉揉因缺少睡眠而顯得沉甸甸的眼皮，抓起電話機送話器，向黃碧天報告：“偵查工作無進展。”
耳機裡傳來黃碧天語調沉重的聲音：“鐵路方面查找‘褐發男子’也無進展。”
放下送話器，高陽明點了支香菸，抽著沉思了一陣，自言自語道：“看來，現在只有一步棋可走了——通過拎包展開偵查！”
技術處關於拎包的“技術鑑定”已經出來了，有以下三點：①拎包系河北省石家莊市紅星人造革製品廠的產品，1968年11月出廠，根據商標編碼經與紅星廠聯繫斷定，該拎包是發往河北省淶源縣的產品中的一件；②拎包的拎攀表面有些油脂成分，系太原市日用化學品廠出品的“紅燈”護膚脂；③拎包上的指紋模糊不清，無參考價值。高副局長現在想出“拎包偵查”這麼一個主意，就是想從河北淶源縣銷出的那些拎包中尋找是誰買了這麼一個拎包。這是一個無異於“大海撈針”的不是辦法的辦法，但對於公安人員來說，當偵查工作無進展的時候，就要“大海撈針”。偵查和打仗一樣，有時就是從在一般人看來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高陽明不是老公安，他是從部隊轉業到公安局的，他對破案不十分內行，但他曾指揮過作戰，懂得這個道理，決定試一試。
當下，高陽明親自起草了一份《TQD案件協查通報》，裝進標有“絕密”字樣的案卷袋，封好，蓋上印章，然後召來兩個下屬，命令道：“連夜把這份緊急密件送往石家莊，面交河北省公安部門負責人裘為群！”
“是！”
七
一連三天，山西省廳一直在查緝“水遁”的司馬遠發。按照常規情況來說，司馬遠發應當早就落網了——囚車翻進江中不過20分鐘，武警、公安、民兵已經封鎖了以出事現場為中心半徑七公里的區域。當地都是崎嶇不平的山間小道，又是天黑，逃犯還戴著手銬，按說在20分鐘內是不可能走出七公里包圍圈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上千人折騰了三天，就是沒找到司馬遠發的一絲痕跡。
第四天，警方想到了一種他們不希望出現的可能性：司馬遠發並非“水遁”，而是鑽出車廂後因戴著手銬不便潛泳而溺死江底了！不過，按天氣、季氣來說，如果死了屍體也該浮起來了。為慎重起見，警方決定將翻車現場攔壩抽水，實地核查。北方的河雖然寬，但只要不下暴雨，還是比較淺的。攔出的20米長的現場，12臺抽水機抽了六七個小時也就見底了，只見黑糊糊的淤泥漿中翻騰跳躍的魚蝦，不見司馬遠發的屍體。警方鬆了一口氣，卻又把著心：司馬遠發究竟逃哪裡去了？專案組經過反覆分析，認為司馬遠發肯定還在直徑14公里的包圍圈內的哪個旮旯裡藏著。有人提出來個“欲擒故縱”，撤掉封鎖線，讓他自己出來。這個方案得到了俞午等領導的首肯，於是當即實施。
這個主意果然有效。當天深夜，在懸崖上的一個巖洞裡躲藏了三天的司馬遠發看不見篝火，聽不見狗吠聲，料想警方已經撤走了，便決定冒險下山。他鑽出巖洞，忍著飢餓用盡全身力氣攀上巖頂，沿著一條羊腸小道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他的體力因飢餓而大大減弱，走了兩個小時才到半山腰，尋思照這樣走下去天亮還到不了公路，得搞點東西填肚子以增體力，遂壯著膽子走進了附近的小山村。他來到一戶人家前，不敢敲門驚動主人，便繞著屋子轉圈找雞窩，想掏個雞去山林裡生堆火烤著吃。雞窩是找到了，但手剛觸著窩門，背後忽然射來兩道雪亮的手電光，一聲霹靂似的吆喝從頭頂壓下來：
“不許動！舉起手來！”
司馬遠發轉身一看，面前站著幾個警察，黑洞洞的槍口直指自己的胸口！他這才意識到中計了，嘆了口氣道：“唉——共產黨厲害啊！”遂束手就擒。
俞午選了兩個精於審訊的預審員當自己的助手，親自審訊臺灣派遣特務。凌晨3時許，戴著手銬腳鐐的司馬遠發被兩個刑警押進審訊室，他剛飽餐了一頓肉絲湯麵，進門連打幾個飽嗝，朝審訊桌後面的幾位看看，在正中地上的椅子上坐下。俞午目光灼灼逼視著犯人，許久突然低聲喝問：“姓什麼叫什麼？”
特務咂了咂嘴唇：“司馬遠發。”
“這是化名，我問的是真名！”
“程書迪。”
“你屬於臺灣哪個部門？”
“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五處。”
“擔任什麼職務？”
“上尉情報員。”
“程書迪，你此次潛來大陸的任務是什麼？”這句話一出口，審訊桌後的三雙眼睛都直直地盯著程書迪的下巴。
程書迪那兩片厚嘴唇嚅動了幾下，輕聲道：“上峰派我來大陸收集情報。”
“唔？！”
程書迪重複了一遍原話。俞午右側的那個助手問道：“收集什麼情報？”
“關於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情報，重點是‘九大’召開以後大陸民眾的反應。”
“還有嗎？”
“就這些。”
程書迪的口供使俞午覺得失望，但他表面上不露聲色，用嚴厲的口吻說：“程書迪，你要老實交代！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你是奉命行事，罪不該誅，只要老實交代，在處理時是可以從寬的。”
程書迪說：“我這是真話，上峰確實交給我這麼個使命。”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種可憐巴巴的神情，語氣近乎哀告。
俞午吃不準犯人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從主觀願望上來說，他懷疑這是假話，因為從北京通報過來的案情分析來看，596次列車上的那個中年褐發男子是疑點最大的作案者。而無論從作案時間也好，年齡也好，頭髮也好，眼前這個派遣特務都和那個嫌疑犯對得上號。但懷疑必須要用證據來證實。審訊進行到這當兒，俞午感到有些犯難，他甚至不知該如何往下訊問。因為“TQD”案件屬絕密案件，在對方未曾供及時，審訊者不能吐露紋絲關於案件的內容；並且，審訊者還不能對犯人的口供表示出明顯的不相信，否則犯人很可能會察覺真正的審訊意圖而另外編造口供，以求矇混過關，這樣，案情將會越搞越糊塗。這時候，應當發揮助手的作用了，俞午朝他們瞥了一眼。兩個助手是名聞全省公檢法的審訊專家，當然知道接下去該怎麼辦。他們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便開口了：
“程書迪，你是何時潛來大陸的？”
“是十天以前從廣東汕頭偷渡過來的。”
“你把踏上大陸以後的每個小時的經歷都作一個詳細交代。”
這是審訊學中的“反證法”，即讓犯人在毫不知曉審訊意圖的情況下通過交代案情，自己來證明是否參與了同一時間內發生的另一樁案件。當下，程書迪便把自己十天來的詳細經歷作了交代。令審訊人員失望的是，據程犯供稱，“TQD案件”發生的當天他並不在596次列車上，而是坐556次車去了娘子關找一個潛伏特務交代收集情報的任務。程犯供述後，俞午宣佈暫停審訊，把案犯押入牢房。
回到省廳，俞午指示助手把程書迪赴娘子關一節另立一份案卷，派員立即驅車前往娘子關逮捕特務。太原距娘子關40公里，汽車不到一小時即已抵達。那個披著教師外衣的潛伏特務猶在睡夢中，便被破門而入的公安人員拿下，戴上手銬押解太原。原班人馬立刻進行審訊，這傢伙倒也供得利索，把自己在解放前夕如何參加“保密局”，如何受命潛伏直至“司馬先生”如何來交代任務的全過程來了個“竹筒倒豆子”。俞午等人雖有意外收穫，心裡卻悶悶不樂，因為這個特務的供詞證明程書迪確與“TQD”無關。
八
山西方面在龍山一帶大張旗鼓搜捕“司馬遠發”時，河北淶源正在追查購買與“TQD案件”有關的那個拎包的顧客。
河北省公安廳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派專人送來的《TQD案件協查通知》後，根據公安部案情分析會上的決定，立即佈置赴淶源偵查。淶源是位於河北、山西交界處河北境內的一個縣城，省廳去的偵查員先往縣公安局。局長和軍管組長一聽省廳辦公安部交辦的“特案”，立即表示全力予以配合。於是，經過一番短暫的商議後，偵查員化裝成工廠質量跟蹤檢查人員走進了縣商業局，要求調查發往淶源的1000個拎包的質量。商業局負責該項工作的百貨日用科科長適逢出差，無人接待。偵查員吃了閉門羹，只好耐著性子等了一天半。總算候得此公回來，一說情由，那位科長傻眼了：這不是架梯摘月，鏡中折花嗎？咋辦得到？
這個，偵查員早就考慮到了，他們提出了一個方案：由商業局出面向全縣發通知，稱這種拎包售價有差，每個多收了7角9分，商店決定退款，凡購包者可在三天內憑拎包去原售商店領款。這筆錢，自然由“廠方”出了。這樣，剩下沒去領款的個別數量就可以在小範圍內偵查了。當然，是否查得到很難說，大海撈針是要碰運氣的。那位科長一聽想想也好，便點頭同意，並且當即打電話跟經銷和批發這批拎包的全縣最大的“紅太陽百貨公司”聯繫。
放下話筒，科長咧嘴直樂：“嗬！我說你幾位同志運氣真好，這幾百元錢你們的廠就甭出了，這批拎包都找得到主兒！”
原來，“紅太陽百貨公司”進貨後，還未擺上櫃架，便被本縣一家來自上海的內遷工廠的採購人員覓去。這家工廠有六千多職工，兩個月前召開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批拎包中的八百個作為獎品發給與會人員，另外二百個至今還鎖在後勤處倉庫裡。偵查員一聽自然高興。當下由縣公安局一位副局長陪同，驅車前往工廠。工廠保衛科密切配合，先去倉庫查看了發剩下的拎包，數了三遍，二百個一個不少；又從廠辦公室找出那八百名“積極分子”的名單，通知所在車間轉告各人將拎包拿來檢查。檢查結果，799個都在，獨缺三車間一位姓王的工段長的那個。據王工段長說，拎包在一個月前被竊了。
偵查員一聽“被竊”兩字，心裡不禁一動，當下便請對方詳細敘述一下拎包被竊的經過。王工段長便敘述了這樣一段往事：王工段長是去年夏天和同在一個單位的妻子作為技術骨幹從上海調來河北的，他有個兒子在黑龍江省呼瑪縣插隊落戶，上個月兒子來淶源探望父母，一同來的還有一個路經齊齊哈爾市時結識的當地青年。兩人來淶源後，東遊西蕩玩了半個月，後來說要去北京看看。王工段長夫婦便給了他們一百元錢，還準備了一些途中吃的滷菜、點心，就放入那個從未使用過的獎品拎包裡。那天兩人一早就去了火車站，不料火車誤點，便去候車室打盹，醒來時發現拎包已被竊。王工段長的兒子的心情可想而知，言語間說了那朋友幾句，那人一怒之下，不辭而別了。
偵查員聽完王工段長的敘述，對那個和涉及“TQD案件”的拎包(現在可以肯定調換“TQD自動儀”的那個拎包即是工段長的獎品拎包)有過接觸的齊齊哈爾青年產生了興趣，便向王工段長了解那人的外貌等情況。王工段長一說，偵查員暗自吃驚，原來那人竟是一副蘇聯人模樣：個子高大，金髮碧眼高鼻頭。他們頭腦裡馬上出現領導傳達過的公安部案情分析會上所說過的“本案可能和蘇修特務有”一節，於是問得更詳細了：他說什麼話？他的單位？他的住址？他的……等等，等等。工段長一一作了解答：此人名叫張大勝，住齊齊哈爾市東大街112號，初中畢業後未去插隊，蹲在家裡混日子。他是混血兒，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蘇聯軍官，1954年回蘇聯了，後來是否有聯繫不知道。張大勝說一口流利的東北話。
偵查員記下了王工段長說的每一個字，臨末請對方注意保密。離開工廠後，他們馬不停蹄直返省城。省公安廳有關領導聽取彙報後，也覺得張大勝疑點頗重，當即和齊齊哈爾市公安局聯繫，讓火急協助查清張的情況，這裡坐等迴音。
午夜時分，齊齊哈爾方面的迴音來了：張大勝確係混血兒，其父現已退伍，在蘇聯雅庫茨克市擔任商場經理，偶有書信來往。上山下鄉時，當地曾動員張去農場，張母不允，遂作罷。最近半月，張大勝未離開齊齊哈爾市。
裘為群看過加急電報，搖搖頭，苦笑道：“看來，這個案子輪不到河北方面偵破了。”
此時，已是“TQD案件”發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那裡，專案組長黃碧天守著電話機，每隔兩小時就接到來自北京、鐵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況彙報電話，每次鈴響去抓話筒時，心裡總充滿了希望，但耳機裡傳來的總是千篇一律的幾個字：“沒有突破。”按照規定，專案組每天晚上要通過電話向公安部長謝富治彙報偵查情況。每到這時，黃碧天便覺得十分犯難，因為他不能像下面的“攤子”那樣用四個字來概括，便只好預先將每天傍晚各“攤子”報來的《二十四小時偵查情況記錄》看熟，然後做選擇性的彙報。謝富治本人雖是公安部長，但對具體偵查工作一竅不通，因此做不出什麼具體指示。但他很會催促，每次通電話總是拖長了聲音說一句“今天是第×天啦”，語調一天比一天顯得焦躁。
這天晚上，黃碧天照例和公安部長通過電話後，正悶悶不樂地再次翻閱《二十四小時偵查情況記錄》，想從中發現下面“攤子”未及注意到的情況，忽然電話機鈴聲大作，抓起耳機一聽，是周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點名要找黃碧天說話。黃碧天頓時緊張起來，聲音竟微微有些顫抖：“我是黃碧天。”
電話是總理辦公室一位秘書打來的，向“TQD”專案組長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要抓緊時間偵破案件，偵查力量如果不夠，可以考慮啟用那些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目前不在崗位上的同志。
黃碧天逐字記下週總理的指示，反覆看了幾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個臨時性的“五·七學習班”，其中不乏具有豐富偵查實踐經驗的“老公安”，何不讓山西省公安廳破例啟用他們？不過，這事若讓謝部長知道，恐怕會生氣……
“文革”開始後，公安部和其他部一樣，也免不了折騰一番。七揪八揪，揪出了一批“叛徒”、“內奸”、“黑手”、“特務”、“假黨員”、“還鄉團”、“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有的被投進了監獄，有的開除公職戴上“帽子”遣返原籍，有的實在落實不了證據，便送往“五·七學習班”。照謝富治的說法，進“學習班”的人都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思已經寬大他們了。據黃碧天所知，“學習班”中大有能人。現在周總理顯然想啟用“學習班”裡的能人參加“TQD案件”偵查工作。黃碧天知道這個設想是頗具實際價值的。但這些人是謝富治圈定後送去山西的，如果要啟用他們參加偵查“TQD案件”，按照組織原則必須報告謝本人。但黃碧天考慮到謝富治有可能會反對，那就麻煩了。他又看了一遍電話記錄，忽有所悟：總理繞過謝富治直接向專案組下指示，是不是暗示我可以“相機處理”？我來個“瞞上不瞞下”，不報告謝富治，以專案組名義向山西省廳下通知，讓啟用“五·七學習班”的能人參加偵查工作！
黃碧天又考慮了一會兒，決定就這樣做。於是他抓起保密專線電話機送話器：“請接山西省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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