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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前發展二氧化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較為積極。但問題是，經濟性如何?能形成多大規模?”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院士杜祥琬8月18日在中國國際科技促進會召開的“全國二氧化碳減排與利用工業創新技術論壇”上發問。
“目前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CCS）和 CCUS 技術在國內外依然處於研發和示範階段，面臨著高成本、高能耗、長期安全性和可靠性不確定等突出問題。”山東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教授朱維群說。
業內專家學者就碳減排這一話題暢談了各自的觀點。在承認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已成為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的前提下，作為二氧化碳減排途徑之一的 CCUS 技術成為與會專家學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
業界公認的“靠譜”減排技術
目前來看，全世界每年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 340 億噸以上，其中海洋吸收約 20 億噸，陸地生態系統吸收約 7 億噸，但人工利用量不足 10 億噸。
據朱維群介紹，2016 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20 億噸，超過歐盟與美國的總和，人均排放量也超過歐盟。“當前面臨的國際減排壓力巨大，嚴重製約我國未來發展空間。”
國際能源署（IEA）曾表示，要實現升溫不超過 2 攝氏度的目標，CCUS 技術需在 2015—2020 年貢獻全球減排總量的 13%。
在此背景下，利用 CCUS 技術實現二氧化碳減排已成為行業共識。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彭勃對記者說：“目前將捕捉到的二氧化碳應用到油田中，能夠提升採油效率，是當前較為成熟的技術，不過發展規模較小。”
從江蘇恆源碳創環境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毛恆松提供的材料來看，2030 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下降 40—45%，實現峰值，低碳、環保產業的產值將達 3 萬億元人民幣以上，全世界需投入 5 萬億美元以上用於 CCUS 技術。
在政策方面，《“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等多項國家政策，及陝西、廣東等多個省級規劃均明確鼓勵發展 CCUS 技術。
從國際上看，今年 2 月，美國政府通過了《未來法案》（FUTURE Act），該法案為發電廠、化工廠捕獲和儲存的每公噸排放物提供了高達 50 美元的稅收抵免。
成本高昂
與會專家普遍表示，高成本和機制缺失是推進 CCUS 技術發展的嚴峻挑戰。
“光是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的成本就達 50—100 美元。”南開大學化學學院教授何良年指出。
“儘管 CCUS 技術能夠提高採油效率，但為何市場推廣如此緩慢呢？”彭勃對記者說，“第一，成本太高，目前市場上二氧化碳價格約為 500 元/噸，對採油企業而言用水的成本更低。第二，目前缺乏補償機制，1 萬噸二氧化碳的價格高達 500 萬元，你說已經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底下，有人知道嗎?如何確認呢？有些企業為減排做出社會效益，誰又給他們回報？”
“電力公司把捕捉的二氧化碳賣給油氣公司，存在爭議。”彭勃進一步指出，“從油氣公司角度看，他們通過 CCUS 技術幫助電力公司實現碳減排計劃，需要花高價購買二氧化碳，經濟不划算；而電力公司捕捉二氧化碳也需要經濟成本，怎麼可能免費給油氣公司呢？”
朱維群還表示：“採用 CCS 技術要額外消耗能源，增加 25—40% 的額外能耗，投資巨大且不具備經濟效益。雖然二氧化碳驅油是目前比較好的 CCUS 方法，但驅油所用二氧化碳大約會有 2/3 回到地表，不宜作為長期性的 CCUS 封存方法。”
發展前景需評估
杜祥琬對記者說：“目前 CCUS 技術的發展規模較小，鼓勵該技術創新是前提，但需要評估它的經濟性和發展前景。”
記者從會上獲悉，我國每年排放近 100 億噸二氧化碳，能夠捕捉的二氧化碳量級僅達幾百萬噸，應用規模不到萬分之一。
在彭勃看來，發展 CCUS 技術應完善商業化模式，給予碳減排企業一定回報。“量化碳減排的社會效益，完善補償機制。”彭勃說，“碳減排需要整個產業鏈共同協調，如排放源、運輸、封存、採油等鏈條。給予各個鏈條相應的經濟補償，為企業提供減排動力。
“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再去捕集、封存、利用，往往得不償失。”朱維群說，“我國提出並開展了基於二氧化碳減排的化石燃料工業開發路線，在生產中儘可能地將二氧化碳封存在產品中，在生產過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這是較好的二氧化碳封存應用。”
朱維群進一步指出，目前工業上年產 30 萬噸合成氨裝置每年排放二氧化碳 58 萬噸，在該裝置基礎上繼續合成尿素，可以建立年產 52 萬噸尿素裝置，每年排放二氧化碳 20 萬噸排放。如果繼續合成三嗪醇，可以建立年產 66 萬噸的三嗪醇裝置，每年排放二氧化碳量為負 16 萬噸。
朱維群強調：“由二氧化碳經三嗪醇/胺，進而合成三嗪類高分子材料，利用二氧化碳生產各種功能材料是易於實現的工藝路線，同時也是一條化石燃料清潔利用的優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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