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奈保爾並非是我十分喜歡的那種類型的作家。這種判斷當然不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考量，儘管隨著奈保爾傳記的出版，關於他的傲慢、自大、種族歧視、虐待妻子、奴役情人等等流傳的沸沸揚揚，但對一個作家來說，我最為關心的還是他的寫作。讀過他一系列作品後我就確切知道他不是我心目中那種無限文學化身的作家，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和奈保爾在《作家看人》中提到的幾乎一樣。
那是1955年，大學剛畢業的奈保爾，懷揣著夢想，野心勃勃地去了倫敦，在一間地下室裡住下，開始準備當作家。就像他說的，就這麼簡單，再也沒有找其他的工作，他有了取之不盡的時間來寫作，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夢。但正像任何初涉寫作的人一樣，他也有過一個黑暗的迷惘期，不知道如何寫作，或者說不知道如何從學校裡論文式的寫作過渡到作家式的的寫作。他急需一個指引者，一個領路人來告訴他如何寫作，哪怕從前輩的著作中找到一丁點啟示錄般的文字也是好的。有一天，他去了書店買了本毛姆的《面紗》，站著讀了幾頁，然後很快就得出結論無法從這位作家那裡得到任何指點，“不是因為他差，而是我的素材跟他的差別太大，是我自己的素材，我只能守著它，用我的方式儘量處理好”，讓他產生如釋重負的感覺的還有就是“再也不需要讀亨利·詹姆斯的辭藻優美卻空洞無物的文字”。我想讀奈保爾小說的時候我對這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深有體會。
既然如此，為何還要關注閱讀《作家看人》？我的解釋也許有些牽強，但我確實想在他的小說之外，如隨筆和書評等文體的寫作中尋找到一種意外的驚喜，繼續關注他的理由。想看看這位因“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榮獲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何的偉大。但在這本小書《作家看人》中，他給我的印象一如既往的失望。奈保爾在初涉寫作陷入困境時，在無限的絕望情緒中很偶然地找到了些寫作的靈感，或者說頓悟。他說那個時候他意識到了寫作的源泉，那就是“忘了我對寫作了解或者自以為是瞭解的一切，在有可能寫作任何新東西時，我應該從最基本的開始，探索只用最簡單，最直接的語言來敘事”。他說這樣做之後，他挽救了自己的靈魂，從此走上了作家之路。這段對他意義重大的經歷讓我想到了在巴黎的海明威。同樣都是年輕的作家，同樣身居斗室，同樣義無反顧的沉浸在寫作中，同樣的是通過寫簡單而真實的句子和敘事開始自己的寫作道路。但是其中還有些微妙地不同。奈保爾認為當初堅持這樣寫簡單直接的語言敘事就對了，不再期望得到新的奇蹟；而海明威馬上意識到僅僅這樣寫還不夠，“寫簡單而真實的句子遠遠不足以使小說具有深度，而我正試圖使我的小說具有深度”。兩個偉大作家之間的細微差別就在此處。
我不敢說收錄在《作家看人》裡的所有文字都缺乏深度，但是某種層次上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它們的通病是寫的拖沓冗長，而且作為書評類的文字，題目上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不說，某些細節的穿插上也明顯是一種無用心的沉悶。奈保爾在書中談到了許多著名的作家，他的同類，我發現他在談到這些作家的時候都會有種印象說他們“奇怪的自負”。這些作家寫作毫無疑問“就像是一位覺得自己是已經功成名就的人，現在做什麼都不會出錯，可以像一位訓練有素的魔術師一樣，從帽子裡往外掏滑稽角色，感覺自己一定別再多做些什麼了”。這句如此形象刻薄的言語用在這位傲慢自大的創造者自身也是最為合適不過了。
在《作家看人》一書中，值得注意的是收錄了兩篇關於印度以及聖雄甘地的文字。這兩篇文字相對作家寫他同類的文字要遜色很多，但是我之所以在這裡還提到它們，是想到了2006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中所說的話：“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象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無根性”是奈保爾的特質，某種程度上也是他成功的優勢，甚至成為了他功成名就後一種炫耀的標籤。但是這種無根性在寫到印度時暴露了他內心裡因為沒有傳統的惶惑與不安。在寫到印度時，因為自身缺乏成長的記憶，傳統的儀式感也在現實生活中喪失殆盡，除了左顧而言他，大量摘抄引用其他資料，他好像喪失了一貫書寫的簡單、清晰和自信，反而形成了一種無根的虛空和脆弱感。有時候顯然如此，漂泊其實並不像他說的那樣幸福，無根也並非都能收穫成功和喜悅。
閱讀更多 說書人思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