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奈保尔并非是我十分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这种判断当然不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考量，尽管随着奈保尔传记的出版，关于他的傲慢、自大、种族歧视、虐待妻子、奴役情人等等流传的沸沸扬扬，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我最为关心的还是他的写作。读过他一系列作品后我就确切知道他不是我心目中那种无限文学化身的作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和奈保尔在《作家看人》中提到的几乎一样。
那是1955年，大学刚毕业的奈保尔，怀揣着梦想，野心勃勃地去了伦敦，在一间地下室里住下，开始准备当作家。就像他说的，就这么简单，再也没有找其他的工作，他有了取之不尽的时间来写作，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梦。但正像任何初涉写作的人一样，他也有过一个黑暗的迷惘期，不知道如何写作，或者说不知道如何从学校里论文式的写作过渡到作家式的的写作。他急需一个指引者，一个领路人来告诉他如何写作，哪怕从前辈的著作中找到一丁点启示录般的文字也是好的。有一天，他去了书店买了本毛姆的《面纱》，站着读了几页，然后很快就得出结论无法从这位作家那里得到任何指点，“不是因为他差，而是我的素材跟他的差别太大，是我自己的素材，我只能守着它，用我的方式尽量处理好”，让他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的还有就是“再也不需要读亨利·詹姆斯的辞藻优美却空洞无物的文字”。我想读奈保尔小说的时候我对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深有体会。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关注阅读《作家看人》？我的解释也许有些牵强，但我确实想在他的小说之外，如随笔和书评等文体的写作中寻找到一种意外的惊喜，继续关注他的理由。想看看这位因“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荣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何的伟大。但在这本小书《作家看人》中，他给我的印象一如既往的失望。奈保尔在初涉写作陷入困境时，在无限的绝望情绪中很偶然地找到了些写作的灵感，或者说顿悟。他说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写作的源泉，那就是“忘了我对写作了解或者自以为是了解的一切，在有可能写作任何新东西时，我应该从最基本的开始，探索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叙事”。他说这样做之后，他挽救了自己的灵魂，从此走上了作家之路。这段对他意义重大的经历让我想到了在巴黎的海明威。同样都是年轻的作家，同样身居斗室，同样义无反顾的沉浸在写作中，同样的是通过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和叙事开始自己的写作道路。但是其中还有些微妙地不同。奈保尔认为当初坚持这样写简单直接的语言叙事就对了，不再期望得到新的奇迹；而海明威马上意识到仅仅这样写还不够，“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正试图使我的小说具有深度”。两个伟大作家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在此处。
我不敢说收录在《作家看人》里的所有文字都缺乏深度，但是某种层次上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通病是写的拖沓冗长，而且作为书评类的文字，题目上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说，某些细节的穿插上也明显是一种无用心的沉闷。奈保尔在书中谈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他的同类，我发现他在谈到这些作家的时候都会有种印象说他们“奇怪的自负”。这些作家写作毫无疑问“就像是一位觉得自己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人，现在做什么都不会出错，可以像一位训练有素的魔术师一样，从帽子里往外掏滑稽角色，感觉自己一定别再多做些什么了”。这句如此形象刻薄的言语用在这位傲慢自大的创造者自身也是最为合适不过了。
在《作家看人》一书中，值得注意的是收录了两篇关于印度以及圣雄甘地的文字。这两篇文字相对作家写他同类的文字要逊色很多，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还提到它们，是想到了2006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所说的话：“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无根性”是奈保尔的特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成功的优势，甚至成为了他功成名就后一种炫耀的标签。但是这种无根性在写到印度时暴露了他内心里因为没有传统的惶惑与不安。在写到印度时，因为自身缺乏成长的记忆，传统的仪式感也在现实生活中丧失殆尽，除了左顾而言他，大量摘抄引用其他资料，他好像丧失了一贯书写的简单、清晰和自信，反而形成了一种无根的虚空和脆弱感。有时候显然如此，漂泊其实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幸福，无根也并非都能收获成功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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