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訪談:郝吉明院士解讀空氣汙染

嘉賓簡介:郝吉明,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

“1998年的時候燃煤導致的汙染已經相當突出了”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蝌蚪五線譜人物訪談欄目,本次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環境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先生,郝院士您好。

郝吉明:主持人好。

主持人:我們知道郝院士曾經參與我們的環境保護工作,尤其是郝院士曾經在1997年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翹首待藍天》。可能那個年代我們對於藍天,還要翹首以待這些東西的印象不深,而且也沒有那麼大的感觸。但是在這些年來我們確實有很深的感觸,這是為什麼。

郝吉明:1997年監測數據已經給中國城市空氣質量敲醒了警鐘,但是又沒引起人的關注,所以當時在百科知識雜誌上我就寫了一篇短文,叫《中國人翹首待藍天》,目的是呼籲社會各界關注這個問題,認識這個問題。

主持人:可能在1997年,我們的印象中,可能對於藍天好像還沒有那麼遙遠,但是這些年卻看著,好像確實是在翹首待的這麼一個過程。是不是證明,現在的汙染要比1997年更嚴重,是不是我們的環境一天一天地變差。

郝吉明:應該這麼講,1997年的時候,北京的汙染是一個階段,是北京的燃煤導致了烏煙瘴氣,包括可吸入顆粒物,包括二氧化硫的濃度,居高難下。所以監測數據和當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比,已經是嚴重超標。所以到了1998年,北京市啟動了大氣汙染控制的緊急行動,在1998年12月份的時候,北京市開全市動員大會,傳達朱鎔基總理關於北京市大氣汙染的批示。媒體稱北京市出重拳來治理大氣汙染。所以應該說,1998年的時候燃煤導致的汙染已經相當突出了,包括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已經開始高度關注這件事情。

主持人:就是這麼多年的,我們對於煤改氣,煤改電的堅持,現在可能我們的燃煤沒有這麼多,但是我們的環境並沒有看見有明顯的好轉。

郝吉明:好轉是實實在在的,比如說我們大氣當中二氧化硫的濃度,這些年,從1998年到2012年的數據顯示,已經下降了77%,二氧化硫主要是燃煤造成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北京的機動車的保有量增長了285%,GDP增長了650%。北京市的大氣汙染由燃煤型汙染,逐漸轉變為燃煤型和機動車汙染這種複合型的、疊加型的汙染類型。所以原來的一些汙染物濃度有顯著的下降,但是一個新型的汙染物濃度開始上升。所以你看上去不樂觀,這是說新的問題出現了。原來那些問題,一直在改善。包括可吸入顆粒物,在這段時間裡,北京也下降了42%左右,在1998年的時候,北京的可吸入顆粒物大概是160-180微克每立方米,現在大概是110-120微克每立方米。

“所謂PM2.5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主持人:對於北京的大氣環境而言,過去我們常聽說,以及常提到的就是沙塵暴,揚塵,但是現在好像這些東西比較少了,現在提到最多的就是PM2.5,這一個轉變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

郝吉明:在所謂的沙塵暴強調比較多的時候,是我們的水土保持,我們的森林建設比較落後。經過這些年的生態工程建設,有所改善,但是並沒有根除,還是存在著。所謂PM2.5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對PM2.5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人們逐漸認識,人們對它有了警覺,總是惦記著這件事,所以開始關注。第一條應該是關注度顯著提高,第二是由於我們的機動車汙染,還得加上燃煤汙染,還有其他一些工業活動的汙染,排放了很多氣態汙染物。這些氣態汙染物我們平常眼睛是看不見的,但是氣態汙染物在大氣中經過化學反應,轉化成固體顆粒物,這些固體顆粒物就是小顆粒,這些小顆粒又影響能見度,天氣灰濛濛的,會對身體造成健康影響,所以大家逐漸關注PM2.5。

所謂PM2.5有兩部分來源,一部分是汙染源直接排放的一部分,這部分佔的分量比較小,在北京大概佔30%-40%。60%-70%的PM2.5是大氣當中的氣態汙染物通過大氣化學反應轉化的,二氧化硫轉化成硫酸鹽,氮氧化物轉化成硝酸鹽,氨排放了,轉化成銨鹽,揮發性有機物轉化成顆粒物當中的有機成分。這些成分我們經常稱為二次顆粒物,一次排放的時候排放的是氣態的,我們眼睛看不見,在大氣中經過化學反應,生成固態微粒,我們就看見了,所謂的看見了,是我們的能見度降低了,如果取樣分析,顆粒物的成分、濃度都發生了變化。再加上科學的進步,逐漸認識到PM2.5對人體健康的高度相關性,所以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對於這件事情,政府也是高度關注的,我們大氣環境質量標準把PM2.5引入。如果說是環境質量標準的話,在1996、1997年的時候,我們的大氣環境質量標準是取得總懸浮微粒,是指100微米以下的顆粒,對於100微米以下的顆粒,大部分顆粒很難進入我們的呼吸系統。進入了我們的呼吸系統,我們的鼻腔就把它擋住了,有時候說鼻子裡一摳全是黑的東西,就是那些大顆粒。到1996年我們修改《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時候,把可吸入顆粒物,也叫PM10,也就是10個微米以下的顆粒作為我們的標準。到2012年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時候,我們引進PM2.5,把2.5以下的顆粒作為我們關注的重點。我們關注的顆粒物是越來越小,這些越來越小的顆粒物是越來越能進入我們呼吸系統,不僅進入氣管,還進入我們的肺泡,所以對健康影響就越來越大。所以我們關注的點越來越接近於對人體健康影響,這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中國環境報》採訪我的時候我說過,我們的新標準更加關注了公眾健康。標準的變化說明了我們的汙染控制的進程在往更深的方向發展,更解決核心問題。

"北京市這些年的行動也正好抓住了這些關鍵問題"

主持人:從提出PM2.5到人們關注,以及政府的整治,大概也就是這幾年,基本上三四年的時間。那麼這三四年的時間過程中,您覺得治理的成效怎麼樣。

郝吉明:應該說PM2.5的關注,從世界範圍裡大概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1997年美國環保局就把PM2.5作為美國的空氣質量標準,2005年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把PM2.5納入了環境空氣質量的指南。所以世界衛生組織的舉動推動了國際上各國政府採取行動,中國政府的行動應該說2012年把PM2.5列入正式的標準。應該說這個標準體現了人們的期待和政府的意志,中國有很多環境質量標準,只有這一個標準是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以後頒佈的,正常的情況下是環保部門可以頒佈這個標準的,這個標準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可見中央政府對這個標準的重視。這個標準議論、醞釀是2008年,正式成為標準是2012年。在正式成為標準的前後,中國政府,或者北京市政府採取了幾個大的行動。

第一條是逐漸加嚴機動車汙染控制的標準,這個大家身在北京不感受,在1999年1月1日的時候,北京率先推動了跟歐洲的歐1號標準相當的國一標準,逐漸發展再到現在的國五標準,15年多的時間,北京的機動車汙染標準從開始執行國一,一直到國五,這是越來越嚴了。現在的一輛汽油機動車行駛一公里和原來的時候比,大概各種汙染物都削減了90%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二個是北京和全國修訂了各個行業的汙染物排放標準,當然從火電廠開始修訂,火電廠修訂以後,行業人們都稱這是史上最嚴的排放標準。但是這個過程是被迫不得已的。因為中國的燃煤快速地、持續地增長。

跟世界上其他國家比,大概有將近50%的煤是用在我們中國,尤其是中國東部地區,按一平方公里來算的話,我們燒的煤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高,並且高得很多。拿機動車保有量來說,我們也是,如果按1000人有多少汽車數來說,我們還比較少。但是按一平方公里有多少汽車的話,我們就高了。所以空氣容量不是看你一個人多少容量,而是看整個的一平方公里上能容納多少。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不得不推出,一是機動車限行,第二個是限購、提高油品質量,第三個是加嚴排放標準。所以在機動車汙染這個問題上,我們採取了從車、油、路三個方面的控制。車就是車的保有量、車的行駛、單車行駛單位里程、排放的汙染物強度,這幾個方面往前推進。落後的車,黃標車逐漸淘汰,這是在車上做的工作。油品,現在是用了國五的油,國五的油和原來的油品比,燃料中硫的含量大幅度下降。所以油的質量提高,也是控制機動車汙染的一個治本之策。第三個是路,北京市的道路,應該說在世界上都是越來越寬的道路。除了機動車道路之外,北京的地鐵是快速發展,如果劃一條線,這些年北京地鐵的里程和隨著時間的變化,應該說是直線上升的,並且還在加速,這是從交通體系上,從創造綠色出行上來減少機動車的排放。

在1998年前後和現在對比,不要說四環之內,包括城市的核心地區,過去的小煤爐,家家戶戶燒煤,每個社區供暖燒煤,工廠燒煤,以煤為主。現在北京市的舉措,天然氣的用量,在中央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逐年提高。所以現在我們用的天然氣覆蓋面越來越廣,不光是居民,工業鍋爐,甚至是我們的電廠鍋爐都由天然氣取代了。當然也有人有看法,就認為用天然氣來取代電廠燒煤,從環境效益上不見得是最大的,這些行動都說明我們在努力。

空氣質量的問題我自己體會,PM2.5在2004年前後,大概北京市是110微克立方米。我為什麼說這個話?清華大學是從1999年就開始監測PM2.5,清華大學為什麼1999年要測PM2.5?因為1999年我們已經決定再一次申辦奧運,奧運的空氣質量保障是我們申奧的一個障礙,把這個問題解決好,有助於我們申奧成功。

所以清華大學1999年開始測PM2.5,當時設了兩個站,一個站在清華園,另外一個站在北京市環境監測中心,也就是車公莊那個地方,兩個地方相距10公里。當時清華處於郊區,應該空氣質量更好一些,結果兩年測下來,兩個地方的空氣質量沒有顯著性差異。後來我很遺憾地告訴清華大學的教代會的代表,清華大學不享有比城裡更好的空氣質量。所以我們就把在車公莊那個PM2.5的監測站移動了,不要在那裡測了,因為和清華那個站沒有實質性差異,後來搬到了昌平。昌平測了一年以後,感覺還是有點問題,後來又搬到了密雲,密雲水庫南端,那個地方比較反映一個相對的背景點。多年監測下來以後對比,看出北京市的PM2.5當時處於高濃度,成分複雜,硫酸鹽、硝酸鹽、有機物,這些本來不是顆粒物的成分進入了顆粒物,這就是我們奧運的時候,為什麼要推動多種汙染物的控制。

比較2004年和現在來看,我們PM2.5的濃度是下降的。當然今年形勢會更好一些,據說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區的PM2.5的濃度和去年上半年比大概下降了13% 。由中國國務院頒佈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我們經常說的國十條,這個文件有里程碑意義。

第一,過去總是強調空氣汙染物總量消減,消減多少汙染物是一個目標。這一個行動計劃,把空氣質量改善多少作為目標,空氣質量改善是根本目的,減排是為了改善空氣質量的。通過空氣質量為目標,怎麼確定?就是為了保護人體健康,所以這是一個以環境質量為目標的第一個標準。

第二,這個行動計劃抓住了要害,就是抓住PM2.5,把PM2.5濃度降下來。剛才說了,PM2.5的形成跟多種汙染物有關係,所以只要把PM2.5的濃度降下來,其他各種汙染物的濃度當然也要降低,否則PM2.5降不下來,所以這個文件抓住了核心問題。

第三,國十條給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措施,能源高效利用,機動車綠色出行,工業清潔生產,合理佈局。當然像北京市這些地方,還會有揚塵,餐飲業,其他一些零散的汙染源。但對北京來說,抓機動車汙染控制,抓燃煤汙染,抓工業排放,再加上控制揚塵,這四條是至關重要的。北京市這些年的行動也正好抓住了這些關鍵問題,所以應該說我們對北京市的空氣質量是有信心。從今年的改善來說,我們也看到了一點希望。所以應該說,形勢在向好的方向轉化。

主持人:我們這些年確實看到了相關部門非常嚴厲的限制也好,措施也好,看到很多。但是在普通人的感受而言,尤其是在感官而言,感覺北京好的天氣基本上是靠風吹。您覺得風對於北京這個地形來講,對於環境來講是多重要的作用?

郝吉明:應該這樣講,環境汙染出現不出現取決於兩條。第一條,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汙染物的多少。第二條,取決於空氣自身的淨化能力是多少。所以這兩個如果結合在一起,就表現出了出現大氣汙染的概率高低。如果大氣的稀釋能力,淨化能力很強,汙染物就不會積累,就不會造成汙染。或者說你排放得很少,大氣淨化能力不是特別強,也不會造成汙染,正好是北京兩條都比較差。

第一,北京的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密度,人口總量,機動車保有量這些說起來都是在快速增長,所以導致了我們單位面積的排放強度也逐漸升高。也就是說我們一輛車行駛一公里排放的汙染物少了,但是北京市所有的車行駛的所有歷程加起來,排放的汙染物是增加的,這個叫小賬是減少的,大賬是增加的,因為你機動車的保有量基數升高。

第二,北京的地形是不利於汙染物擴散的,北京市三面環山,只有朝東南的一個出口。所以北京經常是白天刮南風,晚上刮北風。刮南風的時候,我們南部也是工業集中,燃煤集中的一些地區,微風颳來的汙染物就導致了周邊對北京的影響。晚上刮個小北風,這個汙染物從北邊又回來了,所以微風的情況下北京這個地方是汙染的。

主持人:囤積地。

郝吉明:積累地帶。只有大風的時候,才能夠把汙染物刮遠。所以北京就是在這麼一個比較小的空氣容量條件下來生活的,在一般情況下,如果說沒有特別的氣象條件,北京的汙染物就積累。大概幾天積累會出現嚴重汙染,過去大家大概認為三天,兩天就出現,現在我估計三天、四天,是在這個速度上。當然任何一個城市的空氣質量,都跟氣象條件密切相關,氣象條件有利的時候,出現嚴重汙染的時間少。

氣象條件一般是幾個因素有影響。

第一是風速,風速是大家感覺到的。

第二是大氣的溫度層結,通常是隨著高度上升溫度降低的。如果降低得比較快,氣流的垂直擴散就比較強,這時候汙染物就在垂直方向擴散加強了。

風力大,在水平方向擴散加強了,這兩條,就有利於擴散。如果再有降雨,把空氣洗刷了,空氣就會更乾淨。但是沒風,沒雨,太陽、光線很強烈,照射很好,這時候化學反應加速了,所以這個時候也是最不利的氣象條件。冬天若沒風,又有逆溫層,汙染物就更難擴散了。所謂逆溫層,隨著高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氣溫不降低了,所以逆溫層像一個鍋蓋蓋在北京上空,這是最不利的氣象條件。所以我們減少汙染物排放,不但要基於平常的空氣質量改善,也一定要考慮到不利的天氣形勢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問題。

北京市前一段研究,曾經對北京市歷年來的氣象數據做分析,大概有18%左右的天氣氣象條件是不利於汙染物擴散的。所以現在制定的汙染控制的措施、行動,不是基於最好的天氣的時候應當採取什麼行動,而是在不利的天氣條件下應採取什麼行動。甚至出現嚴重汙染時候的應急行動是什麼,要做應急預案。我們行動的目標不是保證天氣條件好的時候空氣質量那麼好,而是天氣形勢不是很好的時候,我們的空氣質量也不要汙染到太嚴重的程度。避免,或者減少重汙染天氣的出現,這大概是我們目前的目標。真正要使一年到頭空氣質量都很好,我們估計還要走很長的路。

主持人:因為天氣條件對於環境質量的影響,所以很多人發現了一對相矛盾的主體,我們在防住沙塵暴的時候同時也防住風了,把風擋住以後,也會造成PM2.5的囤積,擴散不出去。您認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這樣的關係嗎?

郝吉明:我們的生態工程是減少了沙塵暴的發生,或者是減弱了沙塵暴的影響,這是一個正面的。但是生態工程也不僅僅是說對沙塵暴有作用,對調節氣侯,整個改善生態環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生態工程的建設對整個北京的風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還缺少全面的評估。但是北京市高樓林立,把城市地區的風速降低,這是事實。咱們城市的核心地區,被周圍的高樓大廈包圍著,我們的城市核心地區正好是一個盆地,所以這也是我們汙染物彙集的一個原因。我們的小區,多少高樓,這也把整個風場給阻斷了。所以在城市規劃的時候,一定要留出風道,合理佈局也很重要。如果城市佈局錯亂了以後,整個的風場,給打破,會降低汙染物擴散的能力,這也是城市規劃應該考慮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要比洛杉磯複雜得多”

主持人:與北京現在的狀況曾經相似的,世界上的大城市就是美國的第二大城市洛杉磯,他們當初治理也花了50多年的時間。您認為咱們這邊的治理,會不會也讓大家等這麼久,甚至還久,或者是不需要那麼長時間。

郝吉明:世界上的大氣汙染兩大類型,一大類型是倫敦煙霧事件,就是以燃煤為主造成的汙染。洛杉磯是第二類型,是由於石化工業,機動車汙染造成的。北京的汙染類型是處於這兩者的結合,我們的問題要比洛杉磯複雜得多,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從地理位置來說,氣象條件,我們還不如洛杉磯。洛杉磯雖然一面有山,但是另一面是海,是太平洋。我們離海也比較遠,三面環山,另外一面是工業高度密集的地區,我們的地形也是不比洛杉磯好。所以我們治理起來,我自己體會,可能時間要比較長。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後發優勢,別人走過的路,別人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鑑。所以北京市的空氣質量目標,從現在來看,如果達到現在的空氣質量標準,可能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2030年前後,北京的空氣質量有望達到現在的國家環境質量標準。

主持人:也就是15年的時間。

郝吉明:如果達到現在這個標準以後,我國處於什麼樣的階段,世界衛生組織關於PM2.5有三個過渡階段標準值和一個指導值,我們僅僅處在它的第一過渡階段,就是我們達到現在的標準以後,我們還要向世界衛生組織第二過渡階段,第三過渡階段邁進,那個時間長度你可以想像,我們為了達到第一個過渡階段,如果我們用三個五年計劃的話,我們達到第二過渡階段,第三過渡階段,最後達到指導值,那我們的路程還很長。包括美國,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原來的時候是相當於世界衛生組織的第三過渡階段,去年他們加嚴了空氣質量標準,去年的3月份開始執行。世界衛生組織第三過渡標準濃度是15微克每立方米,指導值是10微克每立方米,美國過渡了一下,過渡到12微克立方米,它和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值還有一步之遙,現在他們處在12微克每立方米個階段,我們是35微克每立方米,所以我們估計由35會過渡到25,25過渡到15,15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向指導值過渡。我們改善大氣汙染的任務應該說任重道遠,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主持人:也有可能再過多少年以後,那個標準又提高了,咱們又得追著這個標準走。

郝吉明:到2030年前後,中國的空氣質量標準肯定要修訂。我們第一次修訂是14年以後修訂的,第二次修訂是16年之後,如果再過個15年左右,差不多從2012年到2027年、2028年,十五六年我們差不多又要修訂。那時候我們現有的標準基本達到了,我們會提出新的目標,人類總是不斷前進的。

“導師說大氣汙染現在世界上也很關注,你是不是做一些與大氣汙染控制有關的事情?”

主持人:下面講一下,您是如何從事了環境科學這條道路,跟您童年的志向有關係嗎,還是後天的選擇?

郝吉明:童年的時候根本不知道環境這個詞,我大學學的是土木建築系,土木建築系給排水專業,我學的是給排水。但是文化大革命,也沒學什麼東西。後來等改革開放以後,研究生制度恢復,我是第一屆研究生成員。做研究生論文的時候,清華大學給排水的力量很強,導師說大氣汙染現在世界上也很關注,你是不是做一些與大氣汙染控制有關的事情?所以我的碩士論文做的就是氮氧化物的汙染控制。到美國去唸書的時候,我繼續念我的大氣汙染控制,那時候做的電廠的燃煤汙染控制。所以這樣就和大氣汙染離不開了,回國以後一直在從事這個工作。

主持人:您在清華大學可能大概待了40多年的時間。

郝吉明:連當學生再當老師,到明年滿50年。

主持人:您和清華大學的感情應該非常深厚。

郝吉明:清華大學是一個國家高度關注,負有重要社會責任的一所高校,應該說在這裡學習和工作,對我來說是很好的、,難得的機會,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舞臺。清華大學的老師是非常關心青年人成長的,我當時入學的時候在文化革命以前,清華大學確實為一些工農子弟的學習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主持人:您那個年代的校長叫蔣南翔。

郝吉明:蔣南翔校長,蔣南翔校長很多辦學的理念至今還影響著我。比如說當時提出要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那你必須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努力地健康工作。當時提出了要又紅又專,紅是什麼?當時提出叫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專是要學會報效國家的本領。本領上又強調,是給你一袋乾糧,還是給你個獵槍。給你一袋乾糧你可以揹著可以吃一段時間,給你個獵槍你可以一生為之謀生。所以當時教育學生,怎麼搞到一個獵槍,一個本領,這也是教育思想的影響。不但影響著我們這些人,我想還會影響清華後來的學子。

"為什麼從國一能一直推動到國五,北京認為這是一條比較好的路。"

主持人:我們知道您從事環境科學,可能在中國算是起步比較晚的,而且關注度可能近些年才越來越高度關注。您在剛開始從事這一段科研經歷的時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壓力和阻力。因為我知道,曾經說過很多的,像企業的老闆,或者廠長,說您的一句話就讓他們的預算就要多出一個億,或者多出多少錢。

郝吉明:也不能說這樣,我的很多研究應該說,還是結合國家的重大需求。我回國以後,當時中國的酸雨比較嚴重,我大概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致力於酸雨的問題,最後國務院批准了我提出的酸雨控制區的劃分,來控制酸雨,國務院批准酸雨控制劃分的方案是1998年。我1997年發表了一篇《中國人翹首待藍天》的文章,所以我在1997年前後開始關注北京的環境空氣質量。當時北京市給我的第一個科研項目,叫我去評價各個公司的技術,哪個公司的技術比較好,來用於北京燃煤鍋爐的煙氣治理。後來我評價了不少公司,我就感覺北京市針對的這些小鍋爐做尾部處理的方法是不行的。所以當時我給北京市說,你們不要在再尾部治理,你要想辦法改善燃煤的質量。比如說你用上脫硫裝置,現在平均下來的效果,大概就是40%-50%的脫硫,你如果把燃煤中的硫含量,當時為1.1%、1.2%左右,若降到含硫量0.5%以下,一下子把二氧化硫控制了50%以上,要從源頭治,北京市接受了我這個建議。

後來到1997年前後,北京市把北京市機動車汙染控制的規劃交給我,當時北京市主要針對現有的車怎麼改造,因為北京市當時的汽車工業比較小,舞臺比較小,主要它對再用車進行怎麼改造。我評價下來以後,再用車改造的那些方法和效果都不令人滿意。所以當時我又給北京市環保局說,北京市控制機動車最有效的方法是改進新車的排放性能。後來北京市還跟我討論是不是真得這樣,我說從經濟上,從有效性上控制新車是北京市的當務之急。後來我沒費太大勁,就說動了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北京市說,郝吉明,你還幫助我們制定一個機動車汙染排放標準,我說行。當時在中國的機動車製造業,多數是從歐洲引進的,我們把歐洲的機動車排放標準借來就行了。

當時的國一,實際上是歐I一標準。北京市很快接受了這個想法,搞一次記者吹風會,說要我去。當時有人,特別是汽車工業的人提出說,郝教授,你提出這個標準會不會阻礙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我說是促進中國汽車工業健康發展,因為我1997年的文章裡提到,藍天需要汽車工業健康發展,我說這是促進中國汽車工業健康發展,和國際接軌的發展,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當時我用了三個詞。說完了以後,包括汽車工業的那些朋友也沒說別的話。後來大概是咱們市的主要領導,把我叫去問,他說如果我們推行這個標準的話,會帶來什麼不利的結果。我說不利的結果,可能導致北京幾個月沒有新車賣,因為我們提出新車標準,汽車工業還不能滿足我們的標準,所以沒有汽車來賣。但是我說任何汽車產業不會丟掉北京的市場,當時北京汽車銷售的市場,可能佔全國的10%。他說會幾個月?我說最多五個月。他說為什麼五個月,我說汽車產業都提出來,他們有一年的技術準備期,現在我們從放風出來,一直到年底有半年,那麼再過半年我們沒車賣,然後就有車了,他說這樣的話還行。

後來我們從1999年1月1號執行國一標準。到1998年12月份,五家汽車公司都在北京說,他們已經有了具備國一標準的新車,北京沒有一天沒有新車賣,這樣就很爽快地推動起來了。為什麼從國一能一直推動到國五,北京認為這是一條比較好的路。但是搞環境保護的,也得要與時俱進,到北京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到300萬輛的時候,我就特別提出,要加嚴再用車的管理,因為這個保有量已經很大了,光關注新車,這些車就很難了。1999年以前的時候,國一標準都沒達到。1999年國一標準的車也逐漸到了它的淨化系統有效期期滿的時候,所以北京市開始考慮再用車怎麼更換,後來決定把黃標車淘汰出去,逐漸往前推進。現在來看,科研人員的研究成果只要跟社會需求相結合,理論研究和實際相結合,還是很有用場的,無論是你關於決策方面的,還是你的技術。我也開發催化劑淨化技術,我們的催化劑在相關行業也用得很好,我感覺是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舞臺。

主持人:您談一下個人與大氣環境之間的關係,具體到每個人,天氣不好的時候,出門多開一部車,或者多搓一頓燒烤,我並沒有覺得我給它添了什麼亂。如果環境好的時候,如果我幹了這兩件事,我可能覺得我也並沒有給它造成太大的影響,您覺得個人和環境之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郝吉明:環境的汙染是社會的各個分子,各個成員活動的綜合的累加,你浪費一度電無所謂,燒煤燒300多克煤,所以大氣汙染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是如果每個人都省一度電的話,要節省多少煤?所以要從單個體,到群體,到整個社會來看,每個成員的行動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你提倡綠色出行,少開一部車,或者少開一天車,都有重要影響。北京市的汽車保有量是500多萬輛,每輛車現在平均一年開1.4-1.6萬公里。東京的車,一輛車一年開多少,7000公里,是我們的一半。德國平均一輛車行駛1.2-1.4萬公里,也比我們的要少。如果說我們每輛車一年少開2000公里,達到德國的水平,就相當於我們北京的機動車減少100萬輛,效果就很明顯了。所以節能、節水,提倡可持續的消費,就能夠對空氣質量的改善作出貢獻。因為可持續的消費包括多方面,現在的生產是跟著消費走的,消費拉動著生產。所以你綠色出行,我們用油就少,道路擁擠程度會減緩,這些都有利於空氣質量改善的。所以我們算一個加法,或者算一個乘法,每個人的行動看上去很微小,但結果就會很大。如果說算除法,當然每個人的行動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水一樣,每個水滴只是一個水滴,但水滴可以匯成大海,在大海當中,一個水滴的作用大不大?不大,很渺小,但是離不開任何一個水滴。所以在社會這個群體當中,每一個成員,僅僅是北京市2000萬,或者3000萬分之一。但是每個人都這樣的話,就會有巨大的效果。所以現在提出叫同呼吸,共奮鬥,就是這個意思。只有共奮鬥,才能夠呼吸到清潔的空氣。

主持人:最後我們非常感謝郝院士的精彩解答,下期再見。

郝吉明: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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