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美国副总统柯立芝递补为总统。他在任期间秉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借助科技革命和美国在一战中的获利，使美国迈进了了高度繁荣的6年。
然而好景不长，经济危机的风险在这一期间早已暗暗潜伏。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投机（回报率超高的股票、证券）的大行其道。在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话语权逐渐降低的情况之下，当时的报纸杂志居然这样鼓吹：只要投资一点点，人人都可以成富翁。
20世纪20年代，金融精英的力量，比它在过去几十年甚至更为牢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劳工和农业的抗议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此时在很大程度上已从美国政治中逐渐消失。到了1924年，严重分裂的民主党，放弃任何成为改革政党的借口，在民主党进行的第103次投票后，他们选择约翰·W·戴维斯，一位J·P·摩根的高级律师，成为他们的领袖。
同时，富人利益集团明确无疑地主导着共和党。伦德伯格颇具讽刺地指出，1928年赫伯特·胡佛和安德鲁·梅隆之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完全是摩根的金融资本和梅隆金融资本之间的较量”。的确，没有来自左翼的压力，共和党甚至更为欢快地进一步向右转。在此前的二十年，他们至少需要表现出对垄断巨头导致的问题的担忧；而此时，这三位在20世纪20年代就职的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他们处于如此舒适的位置，只要专注于维护富人的利益就行了。
特点1：富人获得减税
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税收政策领域。无疑，比乏善可陈的共和党总统更重要的，是安德鲁·梅隆，他是一个富有的匹兹堡银行家，曾在20世纪20年代所有这三届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而其对广泛的金融和商业控制令他成为全美首富的第五名。梅隆利用职务之便和个人影响力，不懈地为富裕人群降低税收。虽然他的一些早期图谋由于受到国会的改革派阻挠未获通过，不过在1926年，梅隆成功地促成了大幅削减富人税收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年收入为100万美元的人，将看到他的税单从60万剧减到20万。梅隆也使遗产税降至最高为20%，只有对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的遗产才需缴纳此税（相当于今日的1.21亿美元）。
不满足与大幅减少他们目前和未来的税收，梅隆也回顾了以前的税收情况，他给富裕的纳税人（特别是共和党的朋友）安静地发出信号，他说，对于他们可能将税收减少至1917年水平的任何要求，美国财政部将愉快地进行研究。（梅隆认为，富人为他们在一战期间获得的巨大战时利润，缴纳了太多的税。）并不奇怪的是，有钱的人和企业反应积极，用不了多久，约27000名律师和会计师向财政部提出退税申请。
在梅隆的指导下，事后，富人向财政部要回数量庞大的他们战争时期做出的贡献资金。最终的退税总额为1.27亿美元，文档共有两万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700万美元落入梅隆自己的腰包，1400万美元落到了到他的企业利益集团之中。通过降低所得税率和战争退款，梅隆的财政部部将惊人的60亿交还给最富有的美国人，这个数额相当于今天的720亿美——它的一个巨大的意外的收获是，它像汽油一样，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股市泡沫提供了动力。
当国家的精英吞噬了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却远远低于他们，他们只能过着适度的、简朴的生活，也不曾拥有任何政治力量。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工会的努力被工业巨头强烈压制，罢工被无情地镇压，而这往往受到国家的支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中返乡的工人，遇到的是高失业率和工资停滞或下降的局面。随着工会力量的下降，工会队伍中的政见不同者，转向激进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使当局更容易诋毁或打击劳工。
因此，虽然20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大发展的十年，
工人们却置身于谈判的弱势地位，在收益的份额中，他们并不能要求一个对他们有意义的比例。从1919年到1929年，制造业的工人产出增长了43％，但他们的工资只增加了8%。生产成本下降了，工人所得只占收益中很小的比例，其结果是，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所获得的收益流入企业的金库之中。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的，“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远快于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速度。“这让劳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买不起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令人称奇的新的消费品。更有钱的工人，只能通过流行的、新的分期付款计划才能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由于消费需求受制于制约有限的群众的购买力，公司就根本没有动力将其巨额利润进行投资，以扩大自己的工厂。这些工厂的效率已经够高，足以制造可以出售给人口的产品，他们对新的消费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这使得企业寻找其他可以投资其富余资金的领域。与那些在1926年的梅隆减税后腰包鼓鼓的富裕人士一样，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资金投向华尔街。那里一定有钱可赚。
特点2：投机大行其道
富豪的闪亮生活、以及飙升的股市，为这个时代定下了基调，它给人这样的印象，快速致富是兴旺的二十年代另一个激动人心的特征。美国中产阶级，他们曾经习惯于辛勤工作、诚实努力、没有也能从容应付的意识形态，突然间沉迷与这样的想法：只要投资一点点，他们也可以成为大富翁。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投机将佛罗里达州的土地价格推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与投资者抢购看不见的、远离海滩的沼泽地产—他们等来的，却是市场轰然倒下，其部分原因是由于1926年的残酷的飓风。他们并未因严重的损失而气馁，他们只是简单的将投机的狂热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火上浇油，还有新闻界—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富裕的赫斯特和普利策家族所拥有的，也在一旁帮衬着，
他们自己也热衷于推广通过华尔街致富的理念。甚至是民主党，在放弃任何改革事业推动者的借口后，也支持用华尔街的计划来解决国家的问题。《女性家庭杂志》1929年登载了民主党全国主席、著名金融家约翰·J·拉斯科布的一篇富于投资技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表述该政党的新的时代精神，该文章的标题是“每个人都应该富裕”。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抗拒的理念，华尔街允许投资者进行信用购买，这种诱人的信贷方式使购买成为可能。分期付款计划，被贩卖给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以使他们买得起汽车和家电，而华尔街的支付方式是分期付款计划的一个变种。正如他们可以存一点钱来购买汽车一样，华尔街也让他们存一点钱，让他们变得非常富裕：华尔街以“保证金”方式向他们出售股票，他们只要支付价格中的一小部分。只需10美元，在1928年开始就能购买美国广播公司价值85美元的股票，而剩下的75美元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给他们的。到1928年年底，该股票已经价值420美元。所以，在偿还经纪人的贷款利息后，购买者还能获得约330美元的巨额利润——这一切都不过是来源于区区的10美元。
华尔街热衷于推销这种变化无穷的变种方案。不过，虽然确实有快速致富的机会，但是其风险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风险是，股票价格会下降，这样投资者就会陷入极度的困境。如果他最初用10美元购买85美元的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如果股票在年末下跌至60美元（而不是上升至420美元），他将失去他最初的10美元，而且还欠他的贷款经纪人15美元（还有利息）。
但是，那些在华尔街的大赌场中搏击的人，对于这种缺乏吸引力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加以考虑。随着市场的不断上涨，越来越多资金流入其中，人们热切地认为，这个聚宝盆是真实的，他们必须抓住。所以警告基本上被扔到九霄云外了。以保证金帐户买入的奇迹利润，有可能仅仅是个开始。这些利润
，通过层层投资，可以无限地增加—这都是保证金购买的。这都是“投资信托”的功劳——这些皮包公司除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并没有干任何事。买主可以购买投资信托的股票，然后，通过保证金购买的方式，这家投资信托公司可以持有另一家投资信托公司的股票，然后，又通过保证金购买的方式，后一家公司可以持有又一家投资信托公司的股票，如此重复。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就这样建造起来了，而投资者并没有真正投入多少钱。只要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利润就会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股票价格崩溃，整个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投资者会也会对贷款提供者欠下一笔巨款。以前，全国主要的银行不被允许参与证券业的赌博，在塔夫脱总统卸掉了他们的这方面的法律责任后，其增长速度有了全面的跃升。他们的存在，只不过助长了公众的狂热情绪。毕竟，华尔街各大银行看起来应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比如，公众倾向于信任国民城市公司，影响巨大的国民城市银行的证券分支机构，而国民城市银行是一家由洛克菲勒控制，J·P·摩根也拥有大量股份的银行。
在经济鼎盛时期，国民城市公司有大约1900位推销员在积极地销售金融产品，其中包括一些高风险的拉丁美洲贷款，
在销售时，他们告诉公众，这些基本上都是无风险债券。虽然潜在投资者通常会对不知名的经销商提供的来自巴西、智利、秘鲁的债券持怀疑态度，但是，当它们由拥有华尔街顶级血统的、信誉卓著的国民城市银行的分支机构提供时，他们就抛开这样的担心，急切地想购买这些近乎一文不值的债券。这些银行真是太高兴了，它们利用这种天真的信任，以极度溢价的方式将投资信托的股份卖给公众投资者。 在1927年，大众购入了投资信托价值4亿美元以上的股票；在192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亿美元。最终的骗局，在股市崩溃之前的市场狂热的最后一波时被揭穿，这其中就涉及到由摩根赞资助的、被称之为艾乐极汉尼公司，该公司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出售股份，参与大量的无节制的铁路和房地产收购。公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架构，其中每一次新的
购买都被用作下次购买的抵押物。该骗局更古怪的一点是，该控股公司由两位克利夫兰房地产经纪人管理，他们是奥的斯和曼的斯·范·斯威林根，他们是一对奇怪的、互不分开的兄弟。他们住在一间庞大而又空旷的公寓中，又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兄弟俩最终成为一家巨大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铁路企业集团的名义上的领袖。事实上，该公司的真正主人是J·P·摩根，这一点，在后来当公众投资者被骗取1600万美元时才被发现。同时，
一组经过精心挑选的摩根的合作者和朋友，被允许以大幅的折扣价格提前购买股票，这让这些内部人士在股票向公众出售时就能立即获利。在那些兑现意外之财的摩根的“优先名单”中，有许多人是来自两党的政治人物，其中包括刚刚退休的总统卡尔文 柯立芝。股市价格已经上涨到令人目眩的高度，来自美国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都纷纷流入到股市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对“真正的”经济产生了有窒息作用，因为富人的企业金库和银行账户的钱，都被吸引到了投机的泡沫之中。大部分借给投资者的、基本上是用于赌博的资金，实际上来自大公司的金库。到了1928年年底，作为迟到的、用来对极为危险地过热的市场降温的尝试，美联储推高了利率；这些“短期拆借市场”的现行贷款利率蹿升至12%，通过投资于真实的商品生产，几乎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如此高的回报率，但是期待庞大收益的投机者，愿意支付如此高的利率。到1929年，许多主要的公司—包括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燃气改进公司，通用食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在这个“短期拆借市场”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并将之视为他们最赚钱的地方。这些大公司参与到华尔街的市场中，这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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