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枚能引发人体染色体畸变，从而使人像电视《血疑》中的杏子一样得白血病而死的放射性物质钴—60丢失，致三人死亡，一百余名群众受到辐射。为此，五名为收贮钴源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锒铛入狱，沉冤近四载。1998年元月20日，山西省忻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因忻科委钴一60丢失案被判刑的五名技术专家无罪！父子三人猝死 孕妇北上求援
1992年11月19日，受雇于某工程队的忻州市南关村村民张有昌在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挖沟时，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并发生呕吐，被一同劳动的民工护送回家，不久，他便口吐白沫，其妻张芳赶紧将他二哥张有双叫来，把张有昌送往忻州地区人民医院，几天后，张有昌病情越来越重，头颈青紫、腮腺肿大、眼球结膜充血、头痛、身痛、腹泻、白血球逐渐下降……23日，张有双也出现同样病症，其父张明亮将两个儿子转入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但专家会诊后却查不出病因，12月2日，经济窘困的张明亮将奄奄一息的两个儿子拉回家中。傍晚，张有昌挣扎着闭上双眼。12月7日，张有双也不治身亡。接着，张明亮与一直陪侍病人的张有昌之妻张芳也出现了张氏兄弟死前的病症，头发开始脱落，腮腺肿大，12月10日，张明亮也重蹈覆辙，难逃厄运。临死前，他一口气迟迟不肯咽下，强撑着嘱咐有孕在身的儿媳：孩子一定要保住，一定要想办法治病，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
灾难，似乎在一夜之间使这个原本祥和宁静的家庭支离破碎，张家父子的尸体在卫生防疫部门的严密控制下被以患传染病而死火化，张家的邻居举家外迁，张家居住的小巷再无人敢走，甚至连南关村也成了一片不祥之地。人们见了南关村的人就躲，途经南关也绕道而行。
12月16日，身患重病的张芳在父亲的陪同下悄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接待了他们，尽管他们只有2000块钱，人民医院还是热情地收治了张芳，并为张芳请来了院内外知名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急性放射病。为张芳血检发现，张芳的染色体已有部分畸变，通过生物剂量测试，张芳受照剂量为2、3戈瑞——张芳受到过大剂量射线照射，张芳患的是中度放射病。同时得出结论认为张家一家三口死于射线照射。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张芳转危为安并顺利生下一女婴。
放射源泄漏惊动中央 专家受命冒险查寻
有放射源泄漏的消息传出，震惊了忻州市委、山西省委，震惊了中央。
1992年12月31甘下午4点30分左右，中国辐射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景印接到紧急通知：半小时内准备好仪器，赴忻州寻找致人死命的放射源。
晋西北的严冬，滴水成冰。韩景印冒着寒风，背着测量仪器对死者的家、死者所在村的家家户户进行了搜寻，甚至连犄角旮旯、茅厕粪堆、猪圈垃圾也不放过，但一无所获。这是有关部门在忻州市进行的第8次寻找。
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位在山大一院护理过张有昌的实习生提供：1992年11月26日晚7点左右，山医一院急诊大夫给张有昌检查诊断时，发现从张有昌皮夹克口袋里掉出一枚晶亮的圆柱形金属体，病人家属问张有昌有没有用，张摇了摇头，其家属就把那东西扔进了皮纸篓里。根据以上线索，山西省事故调查小组最后确定放射源大概在晋祠公路南屯村以南的垃圾堆中。
1993年2月21日14时，公安部门出动100余名警察，对晋祠公路实行全面戒严，中国辐射研究院的42名专业人员，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山西省环保局、省科委有关人员共139人到达预定地点，韩景印再一次受命参加搜寻。搜寻的准确目标还未最后确定，当时的一般防护措施已不起作用，韩景印只能冒着受辐射的危险在垃圾堆周围来回巡测，以探明放射源的准确位置。19点30分，夜幕像一匹硕大的天鹅绒覆盖了大地，技术人员们拉线接电挑灯夜战。挖掘机铲下去，一颗只有中指指节大小、放射着蓝紫色光芒的东西被倒在公路的铅墙前面。在夜色中如此美丽的东西，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谁会知道它就是能致人死命的放射性物质钴一60呢?！
韩景印与其他三位专家隔着铅墙用了近40分钟才将那只害人的“老虎”收入一只铅罐之中。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芷芳急步上前，紧紧握住韩景印的手感动地说：你为山西人民除了一大害啊!
天降不测风云 专家身陷囹圄
理当管理严密的放射件物质，何以会出现在一位农民之手呢?
据一位原忻州地区管理钴源的同志回忆，在七十年代的个金秋，原忻县即后来的忻州地区为培育优良品种的高梁玉米，决定引进一种叫钴一60的放射性物质。1973年7、8月间，忻州地区科委筹建了钴—60辐射装置室，上海医疗化学设备厂派师傅送来钴源并安装妥当，临行时告诉他：钴源共有6个，5个是“苏修”的，是不锈钢皮，1个是法国的，是铝皮。所有的钴—60放置在一个贮水3米的水井底部，由于钴—60育种技术日渐落后，该辐射室于1981年停止使用。1980年，忻州地区科委另辟新址，原址交由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使用，包括辐射装置室和附属建筑。在这期间，钴源室和两间操作室仍由科委用。1991年地区环境监测站因扩建工程需拆除钴源室，经双方协商，地医科委决定将废钴源交山西省放射性废库。
1991年6月25日，忻州地区科委请来了四名高级专家：
陈宝田，原山西省放射性环境管理站站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4次获省科研一等奖、二等奖，1980年获国防科委科研三等奖，1993年被收入《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
韩景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卜万成，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俊山，原山西省放射性环境管理站副站长。
6月26日，在白双章——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副站长、贺奇生——忻州地区科委干事、钴—60放射室管理者及其他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由韩景印和卜万成顺利实施了钴—60倒装收贮工作。
在场的大部分人员都清晰地记得，6月25日，韩景印与卜万成在现场打开可以防止辐射的铅罐，准备倒装时，他们发现倒出的钴源是5个而不是源库管理员贺奇生说的4个，韩景印问：这是怎么回事?贺说：“那枚色泽暗淡的是一只铅堵头，用来堵钴源的。出于安全，韩景印将四枚钴源与那只所谓的铅堵头全部装入铅罐之中，连同原来盛装钴源的不锈钢管统统送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收贮过程中无人受到过量辐射。
1991年7月4日，忻州地区科委与山西省放射性环境管理站办理了移交手续。1992年10月，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开始基建施工，11月19日，原存放钴源的水井实施定向爆破，爆破后，民工张有昌从井外土中拾得一发光之物，他以为是什么宝物，便装入皮夹克口袋中，两个多小时后，张有昌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
1993年5月24日，在收贮钴源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五位科学家(包括白双章)与贺奇生被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韩景印、卜万成、白双章被逮捕。6月3日，陈宝田、李俊山出差回到太原，得知其余四人均已被捕后，陈宝田知道自已一定也难逃此劫，便背着行李与李俊山同时来到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检察院进行论证。检察院的友好使他以为对方信任了他，饭毕，他提出回家时，检察院的同志说：“老陈，我看你们就别走了。”当日，陈宝田用那双书写论文的手在一份逮捕证上签上了自已的名字。
钴—60丢失谁该负责 科学家法庭自辩
钴—60丢失致人死亡，科学家收钴却成罪犯，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山西省政府责成专人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着手调查此案。
1993年6月8日，忻州地区最先拿出事故调查报告，并印发2950份转发全省县处级单位，报告中认为陈宝田、李俊山应负领导责任，韩景印、卜万成应负技术责任，白双章应负一定责任，贺奇生应负个人责任。
1994年9月21目，忻州市人民法院法庭，钴—60丢失一案公开审理，200多双目光齐刷刷集中到五位科学家身上。
昔日健朗的陈宝田，凭着多少年对科学工作的一丝不苟，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对人民犯下如此大罪，他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辩，公开审理进行了三天，与陈宝田站在一起的，是其他四位同样坚信自已无罪的科学家，站在陈宝田背后的是与他相濡以沫几十个春秋的妻子与他心爱的孩于们。他认为，忻州科委放射源管理员贺奇生汇报钴—60只有4个与事实不符，造成钴—60丢失的是一只本来就不在原贮放钴源的不锈钢管内的早已失控的第6只钴源。忻州地区对钴—60放射源长期管理混乱，一无帐目，二无原始资料，三无使用放射源许可证，辐射室在无证非法运行状态下为事故留下隐患。他们在倒源时，贺一直未提供还有两只钴源的情况，在整个过程中贺一直亲自参加，但直到装源铅罐送走，其一直未提出疑议与要求。
三天的公开审理使听审者们明白，丢失钴源的责任真的不应由这五位科学家承担。然而，1994年12月27日，离春节不远了，忻州市法院还是做出如下判决：被告人陈宝田、韩俊山、韩景印、卜万成、白双章、贺奇生在倒装收贮过程中违反(辐射防护规定)1、3、9、2《放射环境管理办法》第5条之规定，致一颗钴源失控丢失，造成特大事故……被告人陈宝田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车；贺奇生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韩景印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白双章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卜万成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罪，决定免予刑事处分；李俊山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罪，决定免予刑事处分……
陈宝田的肺快要被气炸了，回到看守所，看守人员从陈宝田手上脱下因庭审才给他戴上的手铐，抱着他放声哭了起来：“老陈，我们知道你是无罪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挺住又该如何？二审还在忻州，忻州已认定我们有罪了，怎么办?
在递交了上诉书后，陈宝田已经对忻州失望了。原来聘请的律师也因身体原因不能在二审中继续为陈宝田辨护。只有山西省环保局坚信陈宝田等人无罪，他们把他们的看法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向国家环保局反映；陈妻坚信丈夫无罪．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丈夫，只要不到最后，她们就不放弃希望，他们都坚信共产党定会依法办事。妻子悄悄送来一张纸条，上面抄着明朝于谦的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看着妻子的笔迹，陈宝田第一次流下泪水。从此，他开始每天锻炼身体，他要为真理好好活着。
两律师挺身而出，为科学奔走三载
1995年2月，中国环境报社主编的环境情况内参发表文章《山西忻州钴源丢失案仍有待进步查清》，表述了对一审判决的疑问。3月的一天，省青年律师事务所迎来一位特殊的妇女，她叫卞玉霞，陈宝田之妻，看完所有的材料，律师杨力震惊了，如此众多的漏洞，怎么能草草结案呢？去忻州为一名看起来注定要服罪的无罪的科学家辩护，不管成功与否．杨力都决定拼一拼，与杨力一同受到委托的还有一位叫王铎武的律师。握着杨力的手，卞玉霞泣不成声，杨律师，就指望你们了。
三年，二位律师为这一案件奔波了整整三年。是科学家弄丢了钴源，还是原管理者弄丢了钴源？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杨力等四位律师联名于1995年3月20日向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呈交了一份请求纠正错捕错判的报告。1995年6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赴山西环保执法检查组与山西省领导就此事交换了意见。责成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过问并妥善处理。1995年7月，山西省环保局为陈宝田办理了取保候审。尽管沉冤未雪，陈宝田仍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1996年12月，他再一次与同事们一起荣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3月，国家环保局为他颁发，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
1996年3月，忻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忻州市人民法院于1997年5月8日重审后做出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维持原判，在量刑上除宣判卜万成、李俊山无罪外其案四人都有所减轻。判决后，6名被告不服，陈宝田、白双章、贺奇生、韩景印以“认定事实有错误，应宣告无罪”为由提起上诉，卜万成、李俊山以尽管判我无罪，但认定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上诉。忻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贺奇生所犯罪刑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认定陈宝田、白双章、韩景印、卜万成、李俊山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事实不能成立，中级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肇事源丢失发生在倒装收贮阶段。故对陈等上诉理由予以采纳，并作出终审判决：
一、 维持忻州市人民法院对贺奇生的定罪、处刑部分和对卜万成、李俊山的无罪判决。二、撤销忻州市人民法院对陈宝田、白双章、韩景印的定罪、处刑部分；三、宣告陈宝田、白双章、韩景印无罪。
至此，5名蒙冤的科学家终于洗雪了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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