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匠
一个周日午后，一片阳光攀上阳台，阳台上的花儿笑意盈盈。那些花儿，大多是绿色的，开花的很少。坐在藤椅上的我，浸泡在一片笑意盈盈的绿色里，淘洗着浑身的困顿，忘了周遭的喧闹。
突然电话响了，眼前的舒适惬意像一群受了惊吓的鸽子，跑得无影无踪。让我异常惊讶的是，弟弟说郝爷去世了，说是从他外甥的三轮车上摔下来，拉回家再也没醒来。郝爷一生精瘦轻巧，总是习惯偏腿坐在农用车的车帮帮上。这一次，可能是外甥的三轮车在土路上正巧颠簸了一下，可能正在想着什么事情的郝爷正巧被颠了下来，可能颠了下来的郝爷失重之后正巧头脑着了地。
郝爷和父亲亲兄弟一般，每次我回去看父亲，我前脚进了家门，郝爷就后脚跟了进来，问东问西问得比父亲还仔细。自从父母先后去世后，每次我回家看到郝爷，就像看到了父亲一般，就能想起郝爷和父亲的许多往事来。可是，郝爷就这样去了，去得让人措手不及，去得让人感叹不已。
郝爷是我们小镇有名的杀猪匠，一辈子杀猪无数。
一进腊月，郝爷就成了村里的香饽饽。请郝爷杀猪，你得提前约好，可能是五六天，也可能是十天半月。郝爷按照先后顺序从东家杀到西家，再从张家杀到李家，我们村里大大小小的猪就成了大家的案上肉。
先一天晚上，父亲背来郝爷那口杀猪的大木桶，放在院子中间，在木桶周围垫上一些干土，就开始挑水了。这时候，我家大大小小的缸里、桶里、盆里就都盛满了水。人往缸前一站，把头往缸前一伸，水里的人影就会轻轻晃动起来。轻轻晃动起来的，还有我们小孩子的一颗盼等过年的心。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烧好了开水，把家里所有的电壶灌满，再把两大锅添满烧开，就专等郝爷进门了。
天色未亮，郝爷就提着家当来了。美美地抽完一锅父亲递过去的水烟，郝爷就脱下棉衣，换上那身沾满油垢的皮衣皮裤，穿上那双同样沾满油垢的长筒泥鞋，就着手杀猪了。
猪圈里，饿了一宿的猪被母亲赶了出来。出了猪圈的猪，在院子里开始找吃的。还没等猪把一棵坏菜吃进嘴里，眼疾手快的郝爷就两手抓住了猪的两条后腿，几乎把猪提了起来，猪的两条前腿乱蹬着离了地。父亲同样眼疾手快，靠前抓住了猪的前腿。这时的猪，似乎才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妙命运，便声嘶力竭地嚎了起来。郝爷和父亲提起一百多斤重的大猪，几步提到廊檐下，把猪摁倒在廊沿边上。
这时候，父亲在廊上，一个膝盖死死地跪压在猪的前肩上，另一个膝盖跪压在猪的腰身上，一只手揪着猪的一只耳朵压着猪头，另一只手按着猪的一条后腿压着猪臀。猪的另外三条腿死命地乱蹬着，一张大嘴死命地干嚎着。父亲有些气喘，但猪也动弹不了。郝爷在廊下，拿起明晃晃的长刀子，喊着母亲，快把盛血的盆子端好伸在猪脖子底下。郝爷的一把长刀子顺着猪脖子捅了进去，热腾腾的猪血就顺着郝爷的刀子郝爷的那只手喷了出来，一些喷到了郝爷的皮裤上，一些喷到了盆子外面，但大多随着母亲的挪动盆子而流进盆子里。
郝爷的刀子又往进送了两次，猪的嚎叫声就越来越低，猪腿的蹬动就越来越弱，猪血的流线就越来越细。盆血已经超半了，母亲有些端不住，就把盆子放在了相应的地上。当郝爷笑着抽出刀子的时候，父亲也就笑着松开了手。
郝爷和父亲擦擦手准备进屋吸一锅水烟的时候，我还躲在厨房里，贴着窗玻璃，双手捂着耳朵，大气也不敢出，还在看着那头猪。猪的哼叫已经气若游丝了，猪的滴血已经似有若无了。突然，猪头一抬，猪腿一蹬，猪身一起，吓得我赶忙大声喊：大，猪要起来了！只见父亲顺门看一眼猪，笑着说，你郝爷已经杀了的猪，还没有一头站起来过。猪的四肢伸展了，郝爷笑着放下了水烟瓶，我才放心地走出了厨房门。
猪死了，郝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猪鬃。郝爷说，猪鬃是做刷子的上等好料，必须趁着猪身子还热的时候拔，不然，猪身子冷了，就都拔断了，就等于浪费了。
郝爷拔着猪脖子与猪背上的猪鬃，父亲提着水桶往杀桶里先倒冷水，后倒开水。拔完猪鬃的郝爷，不停地看看水位，不停地试试水温。水温似乎越来越高，郝爷的手就快速伸进去快速抽出来。等大锅小锅和电壶里的所有开水都倒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郝爷就和父亲提起猪身，放进杀桶里，开始烫猪。
猪的下半身在桶外担着，上半身在水里烫着。郝爷和父亲一左一右，一只手揪在猪尾上，或抓在猪腿上，晃动着猪身以便猪身更多面积地被开水烫着，另一只手同时快速地拔着猪毛。桶里的腾腾热气罩住了郝爷和父亲的视线，郝爷和父亲就斜脸瞅准之后快速地俯身伸手。桶水很热，烫得猪身红红的，也烫得郝爷和父亲不时地吸着气。
郝爷和父亲的动作都很快，一面猪身上的毛拔得差不多了，就把猪身从桶的这边担到了桶的那边，开始处理另一面猪身。等到这一面猪身也差不多了，父亲就抓在猪的两条后腿上把猪身往出一扯一提，郝爷就准确地揪住了猪的两只耳朵，然后抓住猪的两条前腿往上一提一扯，父亲就把猪尾顺进了桶里，郝爷就把猪头按在了桶边。
猪屁股在水里烫着，郝爷和父亲不再浆动猪身，而是细心地打理起了猪头。猪头收拾干净了，就在桶上搭一根短棍，借助桶的边沿，把猪身搭平，开始刮毛。用来刮毛的，可以是碎瓦渣滓，也可以是破碗碎块，还可以是瓦窑烟洞里锈成的东西。后来，郝爷用来刮毛的专用东西就是三四块砂轮了。
刮毛可以不急，我们小孩子也能搭上手。刮下的，可能还是一块没有除净的垢皮。我们一边刮，一边手拔残留的猪毛。父亲一边刮，一边用勺子舀水冲洗。郝爷手拿杀刀，在父亲冲洗过的地方刮着，刮下的有猪毛，也有污垢。郝爷刮过的地方用水一冲，猪身就白嫩嫩的了。郝爷拍几下白嫩的猪身，就向着父亲说，老怂，今年的猪肥着哩，年就过欢火了！父亲嘿嘿一笑，就说说母亲喂猪的辛劳，说得一旁的母亲也嘿嘿笑出了声。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刮净了猪毛，郝爷一使劲就掰下了猪蹄“外套”。在猪的两条后腿膝盖与揽筋构成的三角地带，郝爷用刀各割出一个洞眼之后，就问父亲，老怂，架搭稳着没？父亲嘿嘿两笑，说，他郝爷，你办事，我放心！我办事，你放心！
情同弟兄的郝爷只比我父亲大四岁，可按我爷爷一辈曲里拐弯的辈分，我得把郝爷叫爷爷。郝爷可能在其他人家杀猪的时候遇到过塌架的情况，就谨慎地问别人一样随口问了父亲一句。不过，父亲还是走到南墙根的架下，双手抓住两个绳钩，垂着自己的半个身子，上下垂了垂，左右晃了晃，说，他郝爷，稳得很，也牢得很。
架是父亲前一日傍晚搭的，用两根洋槐椽支成一个“人”字，再把一根短椽的一端绑在“人”字叉上，把另一端绑在就近的树干上，成了横担。两根三拃长不粗不细的麻绳，一头绑在横担上，一头绑了一个一拃长不粗不细的洋槐棍棍，成了绳钩。
在郝爷的帮助下，猪身扛到了父亲的肩上。郝爷按着滑溜溜的猪身，父亲一阵疾走。到了架下，郝爷抓住两条后腿往起一提，父亲缩身踮脚往起一抖，郝爷就准准地把绳钩套在了猪腿洞眼上，父亲轻轻一斜身，猪就稳稳地倒挂在架上了。
郝爷杀猪很仔细，看着倒挂的猪身上还有数根杂毛，就用另一把专用刮刀，顺着猪身挨个儿刮了起来，那些猪毛就被刮得干干净净了。郝爷一歪头示意，父亲就端起盆子里的凉水，朝着白溜溜的猪身泼了上去。
在郝爷眼里，杀一头猪就得像优秀学生写一篇作业那样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当郝爷把一头白白净净的大猪倒挂在架上时，郝爷就乐了。这时，身子瘦小的郝爷就眯起双眼，背起双手，左看看右看看，横看看竖看看，美滋滋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似乎不忍心再动手了。
等到猪身上的水珠不再下滴，父亲就用铁锨把备在近旁的一堆干土垫到架下。之后，郝爷左手指头插进猪鼻提着猪头，右手拿着那把明晃晃的杀刀，顺着猪脖子一转，然后口衔杀刀，两手用劲一扭，只听喀嚓几响，猪头就提在了郝爷的手里。父亲接过猪头，顺手挂在了另一边的树杈上。
为了防止秽物外流，郝爷就用刀尖小心地旋着猪屁眼，然后用一根细麻绳使劲一扎。之后，郝爷手拿长刀，从上往下一划，猪肚就开了。再轻轻巧巧一划，只见撑得圆鼓鼓的灰色大肠露了出来。郝爷放下杀刀，轻车熟路一般，很快找到了大肠头子。用麻绳扎好了肠头，郝爷右手就捋着大肠的粘连物，左手就往出扯，扯出的大肠盛在父亲端着的竹箩里。
大肠全部出来了，郝爷就用麻绳扎好了另一头。父亲把大肠端到了木桶旁，郝爷就开始收拾肠子。收拾肠子是郝爷的拿手好戏，因为只需一截竹棍，郝爷就能比其他任何杀猪匠收拾得更加利落，更加干净。接下来，母亲会用碱面和玉米面浸泡肠子，再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肠子。
郝爷再次拿起杀刀，把那些悬挂在腹腔内的猪肝呀猪肺呀，一件一件地割了下来。父亲用绳子一样一样地绑好，一样一样地挂在廊柱的钉子上。
我们迫不及待的，是盼等郝爷赶快割下猪尿脬。尿脬终于割下来了，却被弟弟抢走了。弟弟把尿脬丢在土里，用脚来回搓挼。等到尿脬的臊气味儿淡了，弟弟就拿着半截早就备好的竹棍，从入口处插进去，用麻丝扎紧，然后搓挼一阵，拿起吹一气，尿脬就越挼越薄，也就越吹越大。有时候心急了，就蹴下来直接用手搓挼。有时候弟弟觉得不够大，就拿去让父亲吹。父亲鼓着腮帮子，使劲儿吹，直到脸涨得通红，尿脬也小篮球一般大了，才用一根细绳子使劲扎住开口。弟弟拿着猪尿脬，往空中抛一阵，往地上拍一阵，往墙上撞一阵，有时候拿了拍拍小伙伴的小脸蛋。
这时，我一边看着弟弟，一边看着郝爷。只见郝爷用牙齿咬着刀背，端起母亲递过来的一盆温开水，顺着已经空空的猪腔泼了过去。水哗哗地流下来，郝爷脚底的土湿透了，猪身在架上微微地晃动着，像是荡着秋千。
最后，郝爷用杀刀和一把轻巧的小斧头把猪身一分为二。父亲扛着两瓣猪身，款款地放在母亲早已打扫干净的案板上，郝爷就开始撕扯猪油。等把一块一块的猪油撕干净了，才算万事大吉。
这时候，洗净了手脸的郝爷，就稳稳地坐在上房床板前的椅子上，拿起父亲装好水烟的烟瓶，拿起细细的木柴棍儿，对着灯盏点燃木棍儿，再点燃水烟。水烟瓶呼噜呼噜响起来，只见郝爷眯着眼睛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悠悠地吐出一股白色的烟圈儿，那烟圈在郝爷眼前绕着环形，最后慢悠悠飘得无形无影了。郝爷眯着眼睛，再次美美地吸了两次水烟，再次看着那些环形的烟圈飘散了，才舒坦地把水烟瓶递给一边的父亲。吸了水烟的郝爷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就像活神仙一样。
母亲烙的葱花油饼子端上来了，用鲜肉炒的菜端上来了，父亲就摆出了一瓶二锅头，邻居也巧巧地赶了进来。于是，炕桌的两旁，郝爷、邻居和父亲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赞着母亲的好厨艺。吃饱了喝足了，邻居提起郝爷的家当，郝爷就跟在后面，又去邻家杀猪了。
郝爷杀猪的劳动报酬，起先是割下的猪头与猪肩连接处的半拃宽的猪项圈，后来就直接收钱了。如果收别人十元，郝爷就只收父亲五元，如果收别人二十元，郝爷就只收父亲十元。
自我记事起，郝爷每年都要给我家杀猪。只要父亲一张嘴，无论多忙多急，郝爷都会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见缝插针地安排时间，给我家尽可能地第一时间杀猪。后来，郝爷年纪大了，不干这营生了，但我家的过年猪仍旧是郝爷处理的。
郝爷不但为村民们杀猪，而且村里的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他是总管，大小事务需要他的安排调度。他是热心人，他总管过的事情，大家没有说不妥的。他是开心人，他到哪里，欢笑就到了哪里。人多的地方，肯定会有郝爷的影子。
郝爷家与我家隔着三户邻居，算是近邻了。晚饭后，只要听见大门外一声“耳听得谯楼上……”的秦腔唱词，保准是郝爷来串门子了。这时候，父亲总是说一声，你郝爷来了。不等父亲的话说完，郝爷就推开了大门，大着嗓门问一声，晚饭吃完了没？父亲很快应一声，他郝爷，你来了？赶紧上座！
去了那边的郝爷，可否依然和父亲在一起杀猪，一起抽水烟，一起喝酒搞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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