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經年滿30歲，經受被債務所困的日子長達10年之久。
編者按：教育是否是跨越階層的捷徑？《衛報》作者在“The inescapable weight of my $100,000 student debt”一文中討論了美國的高額學貸對畢業生帶來的壓抑困境。我們翻譯此文，是想試討論在國內大學升學率緩慢提升的將來，在國家財政力不從心之處，“貸款”是否也會成為阻礙階層跨越的又一道天塹。
2008年萬聖節，也即雷曼兄弟倒閉後的第六週，我的母親從密歇根打來電話，告訴我說父親丟了他在福特汽車公司的零部件供應商偉世通（Visteon）銷售部門的工作。兩個月後，我的母親也丟了她在特洛伊城的工作，這份工作位於距離底特律大約半小時車程的郊區。從那時開始，我們的生活就過得有些焦頭爛額，眾多麻煩事撞在一起簡直失了控。到了來年6月份，我的父母仍舊找不到工作，就計劃搬到紐約，因為我和姐姐都在那裡求學。一個月後，我小時住的房子已經不能再做抵押貸款所用。
在歷經數月的失業之後，我的母親在紐約找到一份為兒童合唱團籌款的工作。2010年夏天，我完成了紐約大學的學業，得到了英國文學學士與碩士學位，與此同時也揹負著10萬美元的貸款，父親是我的擔保人。那時，我的父親仍舊處於失業狀態，而母親被診斷患上一種惡性乳腺癌。雖然母親一直堅持工作，但是僱主對於她必須在每週五接受化療的事情表示出強烈不滿。為了補上所缺工時，母親每每在週一時候乘坐從布朗克斯出發的早班巴士——經過數月的動盪生活，我的父母在布朗克斯安定了下來——她想要在一大早就到達辦公室。
2011年1月，大通銀行全資擁有了我們在密歇根的房子。我們與這棟房子的最後一絲聯繫終結於一封來自房地產經紀人的郵件，經紀人曾經嘗試賣掉這處房產卻最終沒有如願，他在郵件中告知了父親這一情況。當年5月，我與一家報社簽訂了一份為期一年的自由合同（freelance contract），我擁有了一份全職工作，稅後薪水約為每兩週900美元。2011年9月，我的父母被認定為破產，10月份，由於文書工作的錯誤，他們的車在半夜被債權人收回。與此同時，我每月需要還大約1100美元的債務，我的債主是數家聯邦和私人銀行的借款，其中花旗銀行為債主之首。
如今，我已經年滿30歲，經受被債務所困的日子長達10年之久。我和我的家人為了實現財產的微妙平衡而精打細算每一筆錢，這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組織原則。而我只是美國所有學生借貸人中的一員，這4400萬學生共欠了1.4萬億美元的學生貸款。這一數據已經高的令人不可思議，卻仍在持續增長，沒有絲毫停止的跡象。而國會關於幫助經濟困難家庭的立法嘗試也失敗了。於2017年5月提出的法案——其目的是撤銷21世紀初破產法案中對於學生貸款部分的修改內容——依然在議會中停滯不前。儘管有相關證據表明學生貸款是一場波及全國的危機，但是唯一有能力解決此問題的美國政府卻拒絕承認其嚴重性。
可以說，我的債務由一連串不走運和一個從設計之初就失敗的系統造成。我的父母從來沒有享受過有滋有味的生活。在他們結婚的頭幾年裡，父親謀得一份出租車的差事。當他們有了孩子，我的父親也開啟了自己在汽車行業的職業生涯，我們的生活大為改善，卻也從來沒有什麼額外計劃，甚至連每年一次到默特爾海灘或是邁阿密這樣的休假也想都不敢想。即使這樣，家裡的錢也剛剛夠支付汽車貸款、房屋貸款和日常雜貨等支出。我的姐姐和我都上著公立學校。任何花銷都逃不過成本議題。我在高一的時候弄丟了自己的年鑑，結果又多花40美元買了新的：為此，我的母親幾近落淚。而那筆每年約為5萬美元的大學學費支出，似乎是唯一一筆並不迫在眉睫的事情。“我們會想辦法還上這筆錢。”我的父母反覆說道，如果我們無法立即償還債務，也總有一家銀行願意辦給我們貸款。即使是我的父母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失去了工作，也會如此。與其他一些被表面善意實則是錯誤信息所誤導的嬰兒潮一代一樣，我的父母雖然沒有受過精英教育，卻依舊相信上一所昂貴的學校並不是在浪費金錢，而是為孩子創造更好生活的關鍵。即使是經歷過困苦的金融危機之後，他們也繼續相信這則謊言，所以我們繼續花著銀行不間斷貸給我們的錢。
在過去十年間，我將大量時間花在償還貸款上面。這是誰的過錯？鼓勵我去一所他們負擔不起的學校的忠誠父母？那些本不應該借錢的銀行，他們不停利用著像我這樣的家庭的希望，而這種希望消失之後他們就會迅速轉而剝削我們？或是錯在我身上，因為我沒有遠見地意識到花20萬美元上一所學校就是一個錯誤，在學校裡我為了獲得學位，還寫了一本關於閱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日記？我想，弄清這個問題比單單指責更為重要。發生在美國整整一代人身上的基礎神話是對於教育是無價的錯誤承諾——它的價值高於或是遠遠超過其成本。大學不是一種權利或者特權，而是一條避無可避的通向充滿意義的成年道路。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在17歲上大學期間所做的決定就遠離了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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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危機塵埃落定之後，我的家人發現自己陷入一種不可能的境地之中：我們理應支付的貸款已經多於我們能夠支付的額度。因此，我們寫信投給花旗銀行位於南達科他州蘇瀑市的信箱尋求幫助，不過一切消息仿若石沉大海，令人懷疑這封信一直待在無人問津的角落。我們逐漸將花旗銀行視為面目可憎卻又令我們又敬又怕的摩洛神。這些信件逐漸匯在一起成為父親的日記，進而成為一種將個人痛苦存封起來的形式。父親在其中一封名為“親愛的花旗”的信中提出一種更為長期的執行計劃，我們每月只需支付較低貸款。他交代了花在我母親身上不斷增加的醫療費用，以及大通銀行贖回房子迫使家庭破產的境況，而這些事情的發生實在令我們無法確保能夠按時償還學生貸款。在這封信的最後，父親寫道，我們並不是在請求救濟或寬恕，而只是想向其償還這個家庭剛好能夠負擔的數目。“這是保障我們按時還貸的一次請求，”他寫道，卻不知該希翼誰能讀到。
無奈之下，2012年初，我的父親開始寫信給國會議員約瑟夫·克羅利，他是我父母所搬遷至布朗克斯區的代表。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寫道自己看了一部於幾個月前上映的電影《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其是一部由HBO製作的有關金融危機的電影。（我的父母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所有資產，但是他們仍然在訂閱HBO。對他們而言，HBO不僅代表著看電視電影，而且是某種已經喪失的地位的象徵。）
無論如何，經濟危機已經過去，那些沒有受其煩擾的人已經從這些歷史記憶中獲利。那些有關經濟危機的電影情節經常發生在光鮮亮麗的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辦公室裡，名人們則會對經濟學家和銀行家進行同情地描述。舉例來說，扎克瑞·昆圖在2011年上映的《商海通牒》電影中扮演一名富有正義感的風險分析師，他發現自己的僱主已處於破產邊緣。這些電影所描繪的那些光鮮亮麗的人通常需要對國家金融危機的發生擔負責任，然而實際上卻幾乎沒有受到絲毫影響，他們濫用了像我父母這般需要償還超出自己負擔的還貸之人的不幸，但是這些不幸之人的身影卻極少在這類電影中出現。
父親在寫給克羅利的信中將他和母親描述為“整個金融事件中的典型人物”，即指那些在報紙的描述中過得很好但在實際中卻無法避免自身沒落的美國人。在向克羅利寫信期間，父親終於又得到了一份工作，此時距離其失業已經有兩年之久，且新工作得到的薪酬更少。在親身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他比任何人都懷疑一切是否會得到好轉。“我們已經60多歲了，我想等我們都70多歲時生活估計又會再次陷入窘境。”父親寫道。
克羅利的辦公室給了答覆。這大概是兩年來第一次有人對我們的寫信做出了鼓勵式的回覆。克羅利在華盛頓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為其安排了一次電話會議，與花旗集團的政府聯絡部門取得聯絡，討論不同支付計劃方案的可行性。按照原定方案，我們每月需要向花旗銀行償還800多美元的貸款，而我們則想延長償還貸款的期限，以每月400美元的還貸計劃進行。這些要求言辭沒有任何過分之處，但是我們得到的回覆卻像是來自於自動程序一般：“我們沒有管理權限，因此不能滿足你的要求。”每一位公司代表都重複這句話。而令這些迴環往復更加荒謬的是花旗銀行正在退出學生貸款市場，其將債務過渡到發現金融服務公司（Discover Financial）那裡，而新公司也給了我同樣的回覆。我們對這些公司一無所知，除了拿到他們的相關數據。但是他們卻完全掌控了我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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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想過，這些貸款機構工作人員是否擁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他們發現自己破產了，是否也會為接下來的生計而飽受煎熬。我更是想過，如果他們的孩子需要通過貸款支付大學學費，他們該怎麼辦呢？在與我的學生貸款相處了10年之後，我逐漸將自己的債務視為一位酗酒的親戚，我想與他疏遠，但是他卻來破壞我的快樂時光。而在剛剛踏出校門之初，我卻十分震驚於自己所欠下的數額，我將還貸視為一件持續且明確的當務之急，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
我學英語是因為我想成為一名作家。我從來沒有想過變得富有。我也從來不關心錢。我的文學學位使我那理智的好奇心最終將我帶到報紙那裡，我甚至不後悔自己具備將《十字架的夢》（The Dream of the Rood）從古英語翻譯成現代方言這樣的技能，雖然這一技能看起來沒有多受歡迎的市場價值或是實用價值。現如今，我懂得了自己是人類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輕人之一。而在讀完文學學位之後，我在紐約的庫珀聯合大學註冊了一個夜校課程，因為這能夠推遲我開始償還債務的時間，且新課的費用比我每月需要支付的還款要便宜。一旦這件事拖得不能再拖，我就要開始還貸，這個問題時時在我的腦海中迴響，也常常令我於夜裡醒來。我會查看自己的薪水，再減去我的房租、一盒雞蛋和一罐豆子的價格（這是開始還貸的第一年中我的日常食物）和貸款的數額。當時我需要直面的問題是：如果我不再有工資，該怎麼辦呢？
我沒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甚至思考過死亡的可能，這不是因為我有自殺傾向，而是因為死亡之後我將不再執著於尋找到某個答案。在我看來，我的人生被賦予了一種貨幣價值——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錢，也知道自己負擔不起，所以還是早早套現為好。債務是一種精神控制——我需要思考如何在能夠還貸的基礎上計劃日常開支或是交上房租，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持續禁錮，我早就放棄了擁有一個有餘額的信用卡或是擁有可支配收入的希望，甚至不再汲汲於只擁有某些東西——但也帶著令人頭腦麻痺的陳腐氣息。我花了大量時間填了一封又一封文件，或是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最終和一個機器人一般最終會拒絕我的請求的聲音說話。無論我向誰發出求助，無論我發出怎樣的求助，最終得到的都只是拒絕。
所以一想到此，死亡就不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情，它好似是一次時間過於長點的令人不需要再思考的休憩。2010年11月，我的這些念頭越演越烈。某天下午，我與父親在布魯克林的一家小餐館會面以取回更多的文件。在與父親見面之前，我對於死亡寬容般的希望最終導致我生病了10天之久，並且誘發了鏈球菌性喉炎。我拒絕看醫生，並且希望我的病情能夠惡化成更嚴重的感染，這樣即使它不會殺死我，也可能會最終迫使某人帶著憐憫之心給予我最大的慷慨。當我與父親走進餐廳之時，我不甚在意地咳出了一份淡黃色液體。我們在一張桌子旁坐下，接著我皺著眉頭看著父親遞給我的表格。我開始說道，“理論上來講，如果我自殺了，那麼債務有什麼變化嗎？”
“那就需要我一個人承擔。”我的父親告訴說，用一種他在幾分鐘後點單時慣用語氣說道。“聽著，這只是債務。”他這樣說，“沒有人會因此而死。”
在過去兩年裡，我的父親受了不少罪。就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父親失去了他成年後努力得到的一切——先是他的事業，然後是他的房子，之後是他的尊嚴。這個年過60的男人非常不情願地將自己留了40年的鬍子剃掉，只為了讓自己顯得更年輕，因為在那麼多次工作面試中他常常被“有太多經驗”的理由所拒絕。父親最終被迫離開了自己所熟知、卻又拖累他的那種生活——簡直就如同21世界的約德爸（美國著名紀實文學《憤怒的葡萄》一文的主人公）——不過在我母親的堅持下，沒有被丟掉我童年時期用來放動作人物的大塑料盆。
在這段痛苦的日子裡，我的父親過得是斯多葛主義式的，我也是突然意識到此，在之前我常常以為我的父親是冷漠的。這種誤解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我的母親（父親很幸運沒有失去母親），但是她遭受的痛苦應該是最嚴重的。生活並非一場比賽，但是假如是的話，我想她會在贏得比賽時獲得些許滿足。
失去房屋和失去經濟來源至少是令癌症不可小覷的對手，但是我的父親告訴我，這些都不意味著世界末日。我甚是贊同他的堅強。我也羞愧於自己的自私。我感覺與喉嚨感染相比，我的淚腺感染的可能性更大一點。“好的。”我對他說。到家之後，我預約了一位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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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帶給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歸因於我對於數字的抽象式理解。我們需要償還38840美元的利息，當時的利率是2.25%。到了2016年5月，利率會增加到2.5%。在三年的時間裡，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償還了25000美元的貸款。。貸款比我剛開始還貸的時候又增多了。我經常清楚記得有關我的債務的重要細節，但是結果證明這種行為毫無意義：來自Perkins的低息貸款由一家名為ACS的公司提供，該公司現已更名為Conduent Education，並給我發送了帶有公司新標示的通知，附帶寫著“即將更名為Conduent”的信息。花旗銀行，全稱為“Citibank, N.A. (Citibank)”，將我的貸款業務移交至Firstmark，因此我必須在這家新公司開一個新戶。學生貸款公司Sallie Mae的貸款業務與一家名為Navient的獨立公司產生交集。在2017年，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起訴了Navient，聲稱該公司 “的每一個還款階段都系統性的、非法性對（失敗）借貸人產生影響。”
Navient為了回應這一訴訟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中稱：“不要期望服務人員會從消費者的利益出發。”我於2017年2月收到Navient的通知，其聲稱我的月還款額度會增加，我對此不甚其解，在郵件中還附有一張便條，上面寫著：“我們在這裡為你提供幫助：如果你在償還貸款時遇到任何問題，我們都十分樂意幫助你明白所有的選擇、為你提供資源、並且回答你的任何問題。”相比而言，該公司的座右銘則引人發笑：“為你的成功服務。”
這些表示自己是“重要信息”的公告塞滿了我的收件箱，但是沒有一封能夠改變我的命運。有時每月的支出會增加，有時我的工資有所上漲，有時我需要從別的公司裡開支票。唯一一成不變的事情是我欠下的錢，它好像從來沒有減少過。而更為重要的是，我有一種可怕的預測，我的生活可能因此再次落回低點。
我甚是扭曲的希望著它會發生。母親的癌症症狀有所好轉，我的父母都在他們60多歲的時候在紐約找到了新工作。而我在完成學業之後就在新聞行業裡站穩了腳跟。2016年，我被聘用為《紐約時報》的編輯。幸運之神是不是已經降臨在我們身上？曾經，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最落魄的生活是什麼樣子，而現在卻是好奇這種生活是否已經來了又走了。
2017年夏天，已經近70歲的父親失去了他的又一份工作，所以我不再使他作為我的擔保人，然後將我的貸款再貸款給SoFi，其是少數幾家提供此類服務的公司之一。我的妻子，她去年秋天同意與我結婚，表示自己可以在力所能及之時幫我還這筆錢。將我的還貸壓力分擔至妻子而不是父母身上算是一個小小的、令人沮喪的勝利，一個我們這一代人的里程碑，它甚至能與我的父母購買房屋並獲得抵押貸款有著同等意義。
SoFi的出現並沒有使我的生活過的更穩當一些。它的存在所帶來的變動在於，我現在只需要寫一張支票而不是幾個，我有一個有盼頭的日子，包括利息在內，我需要一共償還182000美元：這一時間截止於2032年，那時我44歲。說起來，這一結果比我17歲時認為自己需要還貸款至30歲稍微令人好受一點。而一成不變的是，我每個月需要償還的錢遠遠高於我能夠負擔的數目，這使我永遠無法脫離幼稚的狀態。我依賴於我所愛之人的幫助，我依賴於自己的每一份薪水。如果我無法賺錢，則依然會對那些將會發生的壞事感到焦慮。
但是，我所收到的“重要信息”的內容已經變了。SoFi是一家硅谷創業公司，其標榜自己是“一種新型金融公司”，公司名字為Social Finance, Inc的縮寫。除了提供貸款服務，其還提供包括金融掃盲研討會和免費晚餐等形式的會員服務。SoFi的目標是“賦權我們的會員”——一項由於其首席執行官麥克·卡格尼的辭職也飽受質疑的目標。2017年9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稱，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麥克·卡格尼涉嫌參與了一系列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根據《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指控內容包括卡格尼與員工的露骨短信、吹噓自己的生殖器大小、以及該公司的首席財務官會為減肥成功的女性發放獎金。今年1月，SoFi聘請了之前就職於Twitter的安東尼·諾託擔任新一任首席執行官。
SoFi也因其精英主義、因其只向富有的、高收入借款人借錢而遭受批評。卡格尼的事情發生在我開始向這家公司償還貸款不久，按照公司的說法，我成為了一名SoFi人。大約在同一時間，我收到了兩封來自SoFi的奇怪郵件：“你受邀出席：紐約單身活動”和“來和我們一起慶祝吧”郵件。
“親愛的紐約SoFi人，”其中一封這樣寫道，“請攜帶一位單身朋友，與我們一起在莫里山的Rare View Rooftop Bar和Lounge in Murray Hill度過一個有趣的夜晚吧！你將與那些對公司感興趣的成員進行交流。”邀請函中還引用了一項統計數據，該數據表示“在SoFi所舉辦的單身活動中，有86%的會員認為自己遇到了再次想要遇到的人。”
而我需要重申的是，我是一位30歲的已婚男人，身負10萬美元的債務，且年收入少於自己需要償還的債務。買一條褲子對我來說都是一次重大的財政決定。我認為自己不符合那封邀請函的請求，也不認為我的負債情況能夠為我帶來一次有趣對話。
儘管如此，即便我依舊覺得自己的債務在這10年裡一點都沒有減少，但是世界卻發生了變化，至少人們對於這一議題的態度發生變化。這個21世紀的枯萎病，這個對我的家庭來說是巨大的毀滅和悲傷之源的東西，現在已經變得習以為常，越來越多人離不開它以至於它已經被硅谷的健康產業所收為己用。我的債務已經成為一種與人見面的合適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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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我擁有病態的好奇心吧。情人節後的第二天，我到金融區一家墨西哥餐廳參加一場SoFi晚宴——這不是一次單身活動，而只是一次免費宴請。就在前一週，我的公寓附近就舉辦了這樣一次晚宴，而令我驚訝的是，它的申請名單很快就滿了。餐廳了擠滿了剛下班的穿著商務套裝的人，而SoFi則把後面的房間空出來，那裡幾十個人聚集在一起，穿著名牌，討論財務問題。一名在皇后區工作的軟件開發人員Sid，其在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借貸，告訴我說，債務是舉辦這些聚會的凝聚力。“當談話偶然中斷，就有人會說，‘那麼，債務這件事真是？’然後對話就又繼續下去。”他告訴我說，“如果我們走出這個房間，”他繼續指著酒吧裡穿西裝的人說，“那麼就會在外面遇到更多揹負有債務的人。只是我們對這個問題談的更多。”
雖然晚宴有著這樣的標籤，但是它更像是一個AA級會議，一場認真的集體治療會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與他們的學生貸款所引起，其中穿插著面臨的困難以及採取了哪些努力，沒有人能夠例外，包括我自己。當天晚上，就職於谷歌的伊恩，其於近期成功還清了一個哥倫比亞的MBA項目的債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話題的發起者。他說起自己那些靠方便麵為生的日子實在是太枯燥無味了。我告訴他我還需要貸款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還清。“至少你有做些什麼，”他真摯地回覆我。
我們坐下來用餐。我的對面是來自布魯克林的辯護律師米拉，其曾經就讀於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她每月的薪水有2300美元，是我的兩倍多。當我問她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活動時，她瞥了我一眼彷彿在說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她每月需要還貸2300美元。包括我在內，這張桌子的人都帶著一種莫名的崇敬之情看著她。她穿著西裝，頭髮經過重新拉直，但是我將她看作那種智慧之人，談論著接受那些自己不能改變的事情的話題。
用完餐後，有服務員拿來一堆打包盒，它們在桌子角被冷落了一會，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盯著它。起初，沒有人願意做出頭鳥。而伊恩說“這隻雞不錯”，說著將它裝在一個盒子裡。米拉拿著叉子聳聳肩，說：“雖然這樣做有些缺乏教養，但是我討厭浪費食物。”然後將餘下的東西都打包了。也許下一代會做的比我們好，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已是破產和破舊不堪的了。在學業上取得的成功不會成為使我們聚在一起的理由。不過，就目前而言，我們至少知道自己的下頓飯有了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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