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開生面的城市想像
——評王方晨小說《老實街》
黃髮有 尹林
濟南人的誠懇和老實是出了名的。生活在濟南，不管你身份如何，倘是去小吃店買東西，或者在街頭買一包香菸，你都會遇見濟南人親切地叫你一聲“老師”。行走在大街小巷中，你會發現，濟南的生意人從來不那麼慌里慌張地招徠客人，或是著急忙慌地推介什麼有利可圖的商品。濟南在全國，甚至在北方，都不是一個常被掛在嘴邊的城市，但它有著它的意義。它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孔孟之鄉山東的省府，也是目前中國第三大經濟大省的省府。但是它一直默默地、矮矮地出現在你的耳邊，只有當你真正處於山東大地上，你才會驀地想到：哦，濟南。不過，它從未因自己的低調而喪失它的意義，依舊是不急不緩地存在於山東人的心中。而當整個中國想起他們的文化時，腦海裡浮現山東，也就必然浮現濟南。所以，當看到王方晨的長篇小說《老實街》時，我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這個“老實街”正是濟南的縮影。
碎片化的文化記憶
在中國的城市中，濟南亦新亦舊，位於濟水之南的北方大地，頗得中庸之道。要考察中國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面對傳統文化的複雜態度，濟南是一個絕佳選擇。王方晨說：“二十多年前，我在濟南求學，濟南又是省會，在一個地道山東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1]作家與濟南這座城市密切的精神關聯，使得其文字寫出了那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生命痛感。
從生活中的父母兄弟之倫，到人生中的婚喪嫁娶之禮，現今和古代是有重大差異了，但這種差異絕不是一種清除。只有當我們面臨種種遺留的倫理問題時，我們才能夠感到我們與傳統之間的那根臍帶是多麼堅韌。在這種意義上，老實街不僅僅是濟南的一個縮影，更是整個中國倫理觀念的一個縮影。當然，這種縮影在不同的地域會略有差異。值得重視的是，每個中國人都擺脫不掉這影子的束縛。老實街的人當然不是徒有其表，他們的內心也的確有著北方城市人的善良，這種善良又往往和內心的守舊相依存。對傳統的倫理，他們都十分謹慎而小心地遵從著，從來不敢做逾越之舉。於是面對心愛的女人鵝，老實街的男人們畏畏縮縮；面對名貴的大馬士革剃刀，外來者陳玉伋與左門鼻互相謙讓；面對穆家兄弟“阿基米德”深院裡的化學實驗，所有人都有著一種恐懼和規避；最終面對即將被拆遷的老街，他們在傳統的倫理中又找到了安慰，選擇了一種無為，只有兩個女性——鵝和小葵進行了直接性的抗爭，男性們幾乎都是躲在背後的。
當然，老實街的老實，不僅僅體現在懦弱的層面上。他們對於鄰里確乎是和睦的；對於顧客確實是厚道的；對於外來者的確是熱誠的。如果讓魯迅來描述老實街，那麼老實街就像魯鎮一樣，是“頗有些古風的”。區別只是在於，一南一北，一城一鄉。但是它們中間都有一個或可稱為頑固的內核，這就是傳統的儒家倫理。還可以說得精確一點，這種倫理並不是正統的、士大夫的倫理，而是和民間的、地域的風俗和環境相結合了的倫理觀。這種倫理觀相比於藏於四書五經的那些案頭的、學院的倫理更加根深蒂固。
然而並不是說，傳統的就等於僅可批判的，傳統和民間相結合的就一定是四不像。其實，老實街的居民們就是生活在這種是是非非的夾縫之中。比如，對於編竹匠的女兒鵝那個來歷不明的石頭，按照我們對於“傳統倫理”的理解，在山東這個倫理之鄉，那麼她很有可能被其他作家安排進一個悲劇之中。最起碼，她是要受別人的冷眼相看，還要背上道德的包袱。這也是很多敘事文學的衝突點。值得肯定的是，王方晨卻對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倫理觀進行了超越。因為對於老實街的人來說，並非事事都能挑戰道德底線的。出乎意料，除了鵝的父親編竹匠在一開始想要將孩子扔掉之外，整個老實街的人都似乎很喜歡這孩子，甚至連老實街的孩子們也都願意與之玩耍，對弱小生命的愛憐超越了教條化的倫理觀念。他們作為平民百姓，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善。他們並沒有對石頭的生父是誰進行過多的揣摩與猜測，而是相信了“踐石而生”的傳說。“踐石而生”的傳說可以直接聯繫到“姜嫄履帝跡而生稷”的傳說，又不僅僅侷限於這種傳說。我們翻閱傳統儒家典籍或者史傳，比如《詩經》、《左傳》、《史記》，會發現這種“睹神蹟而生帝王”的傳說太多了。每個非同尋常的帝王自然有著不同尋常的出生。那是一種陽性的權力崇拜。
那麼鵝呢？老實街居民對於鵝踐石生子的幻想，是出於對鵝之美的崇拜。鵝的稱呼指向，不僅有著這種動物的體態美、豐腴感，還有驕傲、水靈等一系列中國傳統審美中的特質。怪不得老實街上的男人都愛跟鵝開這樣的玩笑：每當鵝去泉邊時，他們不管什麼時間，總是要說上一句“鵝去洗澡了”。其實，文中出現的老實街成年男人，大部分都對鵝抱有一定程度上的性幻想。鵝在老實街人心目中的美，不亞於莫妮卡在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的美。
鵝的美是毫無條件、與生俱來的。她不僅符合人們的傳統審美心理，還象徵著一種自由、超越。所有的老實街的男人都沒有真正得到這種美，他們最多得到了露水情緣。她雖然生在老實街，長在老實街，也未嘗沒有世俗的影子，但在老實街的男人眼中，她是一種永遠不可觸及的美。可以說，她是一種美的集合。這樣的一個女人，身上被賦予“神話”，自然也就是有理由的了。而如果我們聯繫到陽性的帝王崇拜，那麼在鵝身上被賦予的，是足以與那種陽性崇拜並駕齊驅的，對美的崇拜。
鵝的兒子石頭在名義上是無父而生。這種無父不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文化和信仰缺失的符號，它更是“不可褻玩”的美的思維。鵝遊走在老實街的年輕人之間，這些年輕人似乎就是我們生活中的男性。或許，在每一個生活環境中，每一個男性都會遇見這種美。沈從文在《八駿圖》中提出都市的“閹寺性”問題，“文明”的繩索捆綁了人性的內在衝動，但持久的壓抑也容易導致失態，甚至扭曲和變態。在某種意義上，鵝的存在，緩解了老實街上的男人們的內在焦慮。
鵝的故事是老實街倫理變遷的最直接的體現。無論是外來的經商者高傑、還是本街較有權勢的老常，還有馬大龍的命運，都與鵝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當然，鵝的故事又不僅僅是唯一的。在鵝的故事外面，還發生著一些老實街的人不能左右的事情。
左門鼻的那隻名叫“瓜”的貓被剃光毛，最終投水而死，其實是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味的事件。這個事件是一條暗地裡的線索。而就在這隻貓面臨被剃光毛的危險的同時，左門鼻和陳玉伋卻正在為一把剃刀而互相謙讓。表面的謙和之下，其實有著畸形和變態的心理在老實街滋長。與其說受害者是那隻可憐的貓，不如說是整個老實街。
虐貓案象徵著老實街所信奉的那種安穩一下子被打破，貓的毛被剃光也象徵著某種廉恥的外衣開始被剝去。這是一個先兆。緊接著，老實街就發生了一系列事件。這其中包括鵝與一些男性的曖昧關係，以及象徵社會打手勢力的光背黨突然出現在老實街，高傑的超級連鎖店要在老實街出現，還有老實街面臨的一個終極命運：拆遷。而作為老實街居民的命根的滌心泉，也開始慢慢降低它的噴湧高度。
不可否認的是，這與外來的市場經濟入侵以及環境的破壞有很大的關係。老實街作為城市中的一個聚落，本已經有很多個體經營，但是與外來的壟斷性資本的橫空出世相比，依舊是螳臂當車。高傑在這裡是外來資本強權的化身，是老實街人的“幽微”。他曾對鵝這樣告白：“‘別把我扔下。聽我說，鵝……在澳洲，有種野人，叫幽微。’他胡亂比劃著，醉眼難睜。‘三米多高，渾身長毛，吃腐爛的屍體……鵝，我就是……幽微。’他重新瞪起血紅的眼來，竭力地瞪著。‘走，走，你去告訴每個人，幽微來了，誰也躲不掉。世界的……幽微，來了……’”這是在鵝發現了高傑對老實街的居心即將實現之後，感到自己受到欺騙，去質問高傑的時候高傑的告白。這大概是這本書中最感性的描寫，作者直入一個人的內心，透視他那毫無理由的慾望、空虛與孤獨，這種孤獨與鵝最後的無人理解的孤獨相互映照——幽微因孤獨而吞噬，而美的化身卻因吞噬結束而變得孤獨。幽微還可以找到一個本土文化的相似物，那就是傳說中的饕餮。同時，這句告白還說明了一個事實，老實街在高傑這個外人眼裡已是腐爛的屍體——儘管老實街的人如此自信，感覺自己是濟南的中心，世界的中心。
老實街的居民雖然還一直用傳統的倫理道德安慰自己，但是終究無法阻擋被吞噬的命運。而外來資本的入侵，打破了老實街賴以生存的經濟鏈條，這個事實已經不是老實街居民的美好願景所能抗拒的。實際上，老實街居民有很多願景體現在對滌心泉、鵝、老實街的愛上，但是這願景往往是空想。
傳統倫理中的那種變相的懦弱，讓他們在一場場衝擊之中有了一種類似阿Q的心理，開始進行各種妥協。但在這妥協之中，一些美好的品質也逐漸凸顯出來，而並非一味的油滑。最終，所有的老實街人都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來向自己的故土告別。比如，老鎖匠盧大頭為鄰居們做了老鎖，最終卻自己將鎖子丟棄進了流水中，並任隨自己順水漂流；醬菜店主唐二海給每家都送上合錦菜；小耳朵假託兒子之手，割去了自己靈異的耳朵，斷絕了人們對突發橫財的痴想。而他們內心對自我的堅守，也是存在於傳統之中的，或許這是它們走出老實街之後的信仰的源泉，是一種新的開始。
老實街人的和善，在某種意義上是整個北方城市居民的和善。他們的懦弱，也可以看成是整個北方城市居民的懦弱。而這種北方，又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北方。北方象徵著貧瘠、保守與傳統儒家倫理的發源地和根據地。無論歷史如何變遷，在老實街人眼裡，他們所處的地方就是中國的中心，是純正與善良的故鄉。正如本書第九章所寫的那樣：“在我們看來，老實街不光是濟南的心臟，還是人間道德的模範，怎麼也不能說拆就拆！你拆了我們老實街，滌心泉怎麼辦？”
老實街是一座現代化城市中的文化孤島，老實是維繫這個精神空間的文化紐帶。王方晨在筆端灌注深情，寫出了這個自成一格的“小世界”逐漸碎裂的過程，就像一尊帶著裂紋的精美古瓷，在內外多重壓力的擠壓下，解體成零落的碎片。
內在化的城市書寫
丁帆曾經說過：“關注鄉土就是關注中國。”[2]這句話耐人尋味，但不妨再加上一句——關注中國也需要關注鄉土如何孕育城市，或者說如何把作家對“鄉土”的“瞭解之同情”變成對“本土”的感受，無論是從物質還是倫理上。
城市文學在中國也並非無根的。只是這個根可不僅僅能追溯到穆時英、劉吶鷗的新感覺派小說，它還可以像老舍筆下的京味兒小說一樣，有著城市文化傳承的根。這樣，城市文學才不只是“都市文學”，不會給觀眾造成千篇一律的現象。
90年代以來，很多作家都偏愛書寫都市人的迷醉，表現掙扎於焦慮與欲求的漩渦中的都市青年的生存狀態。在小說中，都市中的人有著一種隔世的脂粉氣，而且如果沒有慾望的書寫，他們的吶喊可能不會有多少人關注。“城市不再僅僅是文學寫作的背景,為人物服務,城市已經獲得了獨特的存在方式並對人物形成強大的誘惑和擠壓。而人成為時髦、前衛、浮躁、無根的城市點綴品,人只有在夜晚、子宮、隧道、浴缸之類的意象中安撫自己病態的靈魂。人成為城市孤獨的影子和另類。”[3]
都市中的人打著個體、個性的旗號，跟隨著自己的慾望行走，卻還要書寫自己的孤獨和無根感，這也是他們反而被城市擠壓的原因。但是一個不想停留的人是永遠不可能有根的。在過度書寫都市對人的壓抑的情況下，很多城市文學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使是都市，也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這些人不是高呼個性而沒有個性，吶喊孤獨而不願停泊的人。進入新世紀，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本質上的改觀，甚至在某些方面變本加厲。劉勇早就提出：“城市文學應植根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4]楊劍龍以《上海文學》為例指出了新世紀城市文學的幾個缺憾：“1、關注物慾社會的慾望書寫，缺乏對於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關注。2、關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對於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承擔……”[5]
在模式化寫作的狂轟濫炸之下，都市文學顯得刻板而缺乏活力。像酒吧、摩天大樓、名牌商品、五花八門的派對、宣洩慾望的兩性關係等城市符碼，已經成了都市文學的標準配置。這種類型化的寫作缺乏審美個性，就像遊樂園中的過山車一樣，令人氣血上湧，充滿了刺激的尖叫，但總是難以擺脫重複、循環的軌道。
《老實街》也是書寫城市，王方晨像曾在濟南生活過的作家老舍一樣，他不僅關注城市景觀，而且勾畫出了城市之魂與生活其間的人們的心魂，通過城與人的互動，寫出了城市的人氣，也捕捉到了老實街的居民身上和心上的城市烙印。他不那麼激進地去吶喊，而是在給小說中那隻被剝光皮毛的貓重新穿上尊嚴的外衣。他寫城市不關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他穿越城市的皮相，力圖揭示城市內在的精神密碼。
《老實街》其實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在都市文學中除了瘋狂的“快感美學”和“諷一而勸百”的偽道德書寫，還有著更多的傳統經驗可供借鑑。王方晨有言：“為了充分寫出這個老中國城的特色，我做了許多功課，主要是在北方民居方面。你看小說就會發現，一些建築名詞比如雀替、墀頭，還有那些個金柱大門、如意門、蠻子門、隨牆門等，什麼跨院啊，倒座啊，現在大家聽來是很陌生的。”[6]比如濟南的泉水在《老實街》中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滌心泉更是在敘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眼泉水經常在小說中與黑虎泉等濟南名泉相提並論，它也是老實街的一個精神的源泉，一種精神的憑依。老實街很多故事都跟這泉水有關。而當小耳朵開始測量滌心泉的水位時，我們可以發現，老實街的命運也將漸漸走向終結。這不僅僅象徵老實街的命運，也象徵了傳統精神在商業大潮和外界慾望的雙重衝擊下的悲劇。
除了泉水，老實街的其它景觀也不是空洞的。王方晨將它的地理方位描繪得十分精確，塑造了一個豐富而多元的立體空間。栩栩如生的老實街抓住了濟南內在的神韻，它的周圍有著相似而又不同的街道。在這些街道中，有各式各樣的院落，比如苗家大院、王家大院。每個院落中不同人家聚居在一起，並且形成一個更具體的生活氛圍。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淳樸、老實而懦弱。老實街有自己的泉，也有自己的小吃，比如濟南的醬菜、酥鍋、黃蘑雞，各有特色。這些不僅僅是作為區域特色的文化遺產符號存在，更在文中蒸騰起一縷縷活色生香的煙火氣息。
王方晨的《老實街》與大部分城市文學作品有明顯的差異，他拒絕讓主人公漂浮在城市的半空中，陷入那種空洞的無根感，以無病呻吟的方式吸引外界的注意。事實上，如果生來就無根，也就不會感受到無根的痛苦。一個習慣了虛空的人，或許根本不會感覺到那種虛空。《老實街》寫出了老實街居民與自己的精神根基慢慢撕裂的痛苦過程。儘管對於自己的文化根基，他們也曾不以為意，但當他們終於失去這方精神空間時，那種從身體內部挖去一塊的喪失感傳遍了整個感覺系統。在老實街，不僅僅有物質文化、自然文化的根，更有精神文化的根。這種根的主線是往往被我們有意無意忽略的儒家文化，當然這種儒家文化和民間信仰、風俗相結合之後已經發生了變異。它固然包含著傳統文化中的故步自封的因素，但同時也含有善良、真誠等因素在內。老實街的人都深深信仰它，並在它的指導下生活著。需要強調的是，對傳統中善良、真誠、信仰的強調，不是為了去迎合什麼，而是出於作者的信念。他相信即使在物質文化浪潮的衝擊下，人的心靈中還是有良善和尊嚴的一面。他主張：“人類在這個世上生活，必須留有充足的‘道德想象空間’，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它給了人類永存下去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老實街就是我們生存的世界的本相。”王方晨還直言不諱地說：“傳統道德文化，真是研究不盡的寶藏。要說殘酷，那殘酷到死，要說溫情，還真不是沒有。”[7]
最後，就像盧大頭堅持要給喬遷的老實街居民送上新鎖一樣，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離開了老實街。我們可以看到，老實街的居民不僅僅是漂浮在半空中的遊民。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在傳統與現代的倫理的夾縫中，完成了自我的轉換。雖然這種轉換是含有傷痛的，最後他們卻還是以謹小慎微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尊嚴。他們一方面知恥、知禮，另一方面又懦弱膽小，面對自己的故地被拆除，他們也隱隱感覺到自己的根被剷斷，而善良與懦弱讓他們選擇沉默，卻又在沉默中體認了消失的故園的沉甸甸的價值。
王方晨對這種精神內核的準確把握，使得老實街人不僅僅有了濟南人的特點，更有了整個老中國城居民的特點，這一點對作家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老實街在這個時候不僅承載著濟南人的靈魂，更是老市民們的一個精神聚居地。它告訴我們，城市裡的居民也曾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而不是從來都如同幽靈。正是因為這種詩意的存在，小說增加了一定的抒情性，具有了中國的詩性之美。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城市書寫，其主潮是塑造現代化進程中日新月異的都市奇觀，堆砌五光十色的都市符號，渲染都市中不斷膨脹的慾望泡沫。王方晨的小說深受先鋒文學的影響，在鄉土寫作中追求先鋒的韻致，別具一格。《老實街》的筆法偏向寫實，但王方晨顯然不滿足於浮光掠影的掃描，而是通過紮實的人物塑造，寫出“老實街”的魂魄。面對有泉城美譽的濟南，作家除了要寫出滋養城市的泉水之靈動，還要挖掘“老實街”居民內心的泉脈。在某種意義上，《老實街》塑造的是一座內在化的城市，一方面是追溯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另一方面是潛入這座城市的地表深處。這種“向後看”與“向下挖”的努力，恰恰是很多新潮的都市寫手所不屑的。王方晨卻不管不顧，自得其樂，而且在寫實筆法中揉入內在化的先鋒文學趣味，就像是山東人所擅長的揉麵手法，將都市散落的煙塵都揉入老實街巨大的麵糰之中，形成扯不斷的一個有機整體。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方晨不僅不認同同質化的都市書寫，而且提供了想像城市的另一種方式。中國的城市不應該千篇一律，應該千姿百態，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中國文學的城市書寫也不應該淪落為像俄羅斯套娃一樣的“套子裡的文學”，只有篇幅的差別，缺乏審美的區分。
尋找城市之根
每個群落都有自己的價值和記憶。老實街人的老實，就包含了他們所共同堅守的一個底線。“是咱老實街的人”，這是他們相互評價的最高標準。老實街雖然處在城市，卻比沈從文描寫的鄉土社會更具有聚落的特徵。他們有著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習慣，當然，超然於世的穆氏兄弟是個例外。鵝在這裡是美的圖騰，為保護老實街而獻身的小葵則是正義的化身；老實街的人有著相同的喜好、相同的嫉恨和相同的善於寬恕的心。他們都喜歡鵝這樣的女子，都懼怕穆氏兄弟的宅院，都喜歡滌心泉的泉水。面對外來的威脅，他們有著相同的策略：用老實街的美好品德同化他們。
在對於老實街人品行的塑造中，王方晨不憚於直接引用一些儒家話語。比如第一章有言：“不瞞您說，我們老實街居民的道德感源遠流長。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在我們老實街，自古禮字當先，你從不會找到一個無法無天的野孩子。”這其實才是老實街人對於鵝的來歷不明的孩子的最直接的“倫理反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老實街的人懂得為了保護自己內心的淳樸與良善而進行變通。雖然這種變通依舊是以儒家的傳說為基礎的。緊接著在第二章，王方晨寫道：“我們老實街人都信這個，一天早上，鵝去滌心泉汲水，踩了一塊石頭，回來就受了孕，生下來就叫石頭。這有點像古史傳說，姜嫄履帝跡而生后稷。不同之處是，姜嫄生稷，以為不祥，鵝則說什麼也不肯丟。”
我們總以為反叛過去就足以稱之為一種先鋒精神。其實，人的心靈並沒有歷史和文學史寫的那樣機械化。鵝與姜嫄的不同，就是儒家倫理在現代與在古代的不同。可貴的是，王方晨不僅僅是為了某種“先鋒性”而去批判和反對，他在當下這種批判、反對和所謂創新的大潮中，又在傳統中找到了某些合理的東西。更為關鍵的是，他覺察到了人的非機械性。並非西方的現代派思想傳入以後，所有人都會向城市文學中的主人公一樣漂浮在半空中——漂浮往往是作家的一廂情願，誤認為漂浮可以代替超越。更多的人還是選擇堅實地生存。的確，生活會給人很多意料不到的遭遇，且往往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更多的人卻選擇去保護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並堅強地活著。
所以說，老實街的倫理，是一種已經經過萃取的倫理。他們最大的弱點或許就是過於善良，以及對自己這種倫理的過度自信。在第四章中就有著這樣的描述：“在我們老實街，禮字當先。數百年之久，出出進進走馬燈般，人夥矣。然而，不論三教九流，還是五行八作，只要能在老實街住過幾年，無有不得教化之益者，正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第六章說：“濟南很大，我們都覺得很小，小得只剩下老實街。這裡民風淳厚，街頭那眼常年不涸的滌心泉，千百年來仁慈地滋養著每個老實街人。”還有第七章：“我們老實街居民從不恐懼。有句老話，即非羋老先生也非左老先生，而是孔夫子說的。子曰，君子坦蕩蕩。老實街人生來坦蕩，所以從不恐懼。”當然，這種從不恐懼也包含著某種僥倖，這種僥倖之中，也夾雜著妥協的慣性，因為他們知道最後還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對外來勢力的冷眼旁觀。
無論老實街人的信仰中摻雜了多少因素，可以確定的幾點是：儒家信仰、與生俱來的良善、懦弱和易妥協性。老實街人對於高傑的態度就可以反映出他們的一廂情願的幻想或妥協。第四章寫道：“不知怎麼，我們都想到鵝會應聲而亡，就像他（高傑）真的有毒。或者更不堪，我們會想到他突然伸出手來，扭斷她的脖子。你以為我們會阻止？不，我們只會從老實街各個角落冷眼旁觀，就像這條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僅此一男一女。”“若他（高傑）一去不回，那可是正中下懷。事實上，我們誰也沒能力去左右任何人的命運。”他們內心所拒斥的，自己比誰都清楚，但他們的最終行動卻往往與內心背道而馳。
再進一步說，無論這些信仰摻雜了什麼因素，它在老實街人心中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從小就受著這種單純的教育。這種教育和當今懷疑主義的教育不一樣，而是深深嵌入人的潛意識的敬畏心的教育。這種教育最後的結果是一種無意識的信仰，貫穿在他們生活的始終，但他們卻並不以之為“信仰”，因為沒有什麼確切的名詞可以涵蓋他們。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的教育和閱讀跟隨著媒介革命而開始泛化，人們很難再從內心去相信什麼。像這樣的以聚落形式去遵從同一種信仰，更是少之又少了。然而這種無意識的信仰就像滌心泉一樣，曾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皈依。這也就回到了本文第一節所說的，國民信仰的新源泉，是否還是應該再從精神上尋根，而不是一味地向外尋求？
當然，藝術永遠不會給人提供確切的答案，小說也是。文學更傾向於向世界發問，而不是沉迷於觀念的輸出。老實街的人最終都以自己的方式告別了精神故地，那麼走出老實街以後，我們是否還能辨識他們？這部小說中的潛文本太多，而“文學作品具有表層和深層雙重結構，二者的區分在於形式性和生成性，作品的直接陳述與所要展示的深邃意蘊之間的關係常常是間接而隱蔽的。”[8]故而我們也只能留下美好的願景。對此，王方晨說得精闢而誠懇：“人過半百，老實人的武器，也只有老實了。對此，我持之以老實的態度。”[9]
我們寧願答案是肯定的，但小說中說他們已記不清對方。小說並沒有盲目的樂觀，它依舊是在提醒我們，滌心泉和老實街作為人的精神憑依，已經不復存在了。小說像一首極具詩意又不過度悲傷的輓歌，靜靜地流淌過我們的心間。
掩卷之後，只覺得想起這首輓歌，內心就會有些隱隱的疼痛。因為，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老實街，而是我們自己的故園。新世紀以來，鄉村的衰敗成為熱門話題。容易被忽略的是，都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中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記憶，就像老實街的居民一樣散落各地，處於一種無根狀態。在這一層面上，《老實街》稱得上是新的時代語境中的“尋根文學”。當然，王方晨在創作中除了尋找，還有意味深長的反思。
註釋：
[1]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測，但我將竭盡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2]舒晉瑜：《關注鄉土就是關注中國——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教授丁帆》，《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5期，第202頁。
[3] 葉立新：《20世紀90年代城市文學的發展》，《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第150頁。
[4] 劉勇：《城市文學應植根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以為例》，《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4期，第18頁。
[5] 楊劍龍：《新世紀城市文學的缺憾——以為例》，《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4期，第18頁。
[6]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測，但我將竭盡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7]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測，但我將竭盡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8]趙文蘭：《敘事修辭與潛文本——凌叔華小說創作的一種解讀》，《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第48頁。
[9]張曉峰、王方晨：《我看這世界，眼角總含著一顆清冷的淚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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