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研究：“大我”vs“小我”，度量国家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三百余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呈现出的理论取向就是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在过程建构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关系理论”。围绕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8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第四期活动“比较中、西方外交思想中的关系”在北京举办。

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认为，近年来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关系理论”兴起，结构建构主义学者杰克逊、奈克森带动了“关系转向”。但中西方因彼此对于“关系”的理解，侧重点有所不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所言，中国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关系”交往，也强调原生性、基础性的“关系”。秦亚青也曾表示，费孝通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关系的不同，认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社会中的个人如一捆捆竖立在田地里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组织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好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圈子和每个波纹都是通过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

为了把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关系”思想纳入彼此可以接受的研究议程，石之瑜提出了“想象的共性”概念。“想象的共性”具体表现为同一肤色、籍贯、校友、语言、信仰、爱好，这些共性表现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先验共性和即兴共性。

石之瑜认为，先验共性是指共同性是出自既定于历史文化脉络，两个行为体即使是陌生人，不必沟通仍已相互默认，比如恻隐之心。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为何欧美国家看到与他们共同设想迥异的治国方式，便指其为失败国家。这正是因为欧美国家在其历史文化脉络下共享了对自己作为正常国家的认识角度。

即兴共性是指行为体在互动中为了合作，根据日常生活中既有的特性而临时寻找和创造出来的共性。比如，双方基于共同认识的第三人、支持的球队、坚持的理念等，在实践中联想出一个“大我”。“送礼”就是一种创建共同性的方式。“送礼”意味不存在敌对关系，彼此为对方设想，有如一个“大我”构成各自的“小我”。

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认为，过程或日常社会互动过程，是中国经验和思想中的重要元素。石之瑜认为，秦亚青“关系理论”中的“关系”概念，更接近即兴共性

相形之下，先验共性则往往是多边的，存在于所有行为体之间，使它们能在还没有开始沟通前，就已经具备有效沟通相互认识的基础。当然，有些双边互动也具备很强的先验共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提出的“天下”概念，体现的就是一种想象的先验关系。

在西方学者阿德勒看来，欧盟成员懂得自律，尊重在战后历史中形成的欧盟治理规范，并自觉执行；而东盟国家则不存在这种自律。在“关系理论”与“天下理论”中，东盟国家之间当然也存在自律，即维持一种互不干预的和谐默契。实际上，两者分歧在于讨论的维度不同。阿德勒谈的是欧盟各国自愿对先验的、多边的规则有所付出，而东盟国家是为了彼此更加信任实行自我克制。这种为了“大我”做出的自我克制，在先验关系的思想中反而是一种纵容。

先验关系和即兴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思维，但不是非此即彼，更不存在道德上的正邪对立。作为关系的不同类别，将这两种思维放在同一个研究议程上，进而研究各国在“先验”和“即兴”关系上的不同组成比例，就可以进行经验研究，进而避免因为概念混淆而造成的警觉与恐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野认为，石之瑜对关系概念的界定和分类，是基于深厚哲学功底，进而架起了中西方“关系”理解的桥梁。田野提出的问题是“先验关系和即兴关系，可否理解为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石之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不要对“特殊性”赋予本体内涵，因为作为过程主义的关系理论本质上反对本体论。针对田野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从来都是研究关系的，当下强调‘关系转向’的意义在何？”石之瑜的回答是“关系转向”研究更凸显出小国、大国在国际政治中同样的重要地位。同时，从多边、双边关系来看，多数国际政治理论都在探讨多边关系，但是在实践中，所有的多边关系发展到最后都是由某种程度的双边关系所支持，因而“关系”研究也进一步凸显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建云提出，可以借助“集合”、“子集”的数学概念来讨论“大我”、“小我”的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敏提出了如何在实践中度量国家对“关系”的认识问题。石之瑜认为，在研究中，可以建立有关国家政策、群众情感倾向的指标，以便于进行研究测量。

记者张君荣 通讯员吴永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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