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南民告官第一案後，黃德餘主動和包鄭照握手。這個案子推動了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省高院供圖
浙江在線9月21日訊（浙江在線首席記者 肖菁 通訊員 孟煥良/文 龔子皓/製圖）危輝星是浙江高院行政庭庭長，從2006年進入行政審判再也沒有離開，今年還榮獲“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榮譽稱號。他說：“行政審判最能體現一個人的法治情懷，你辦理的每一個案例都可能推動行政法治的進步。我很慶幸自己能夠投身於行政審判，在紛繁複雜的現實面前，未泯滅最初的法治理想，也未喪失為理想而奮鬥的激情。”
從1988年的蒼南民告官第一案之後，浙江的行政訴訟制度一直不斷在探索，並走在全國前列。
其中發送行政審判“白皮書”、異地管轄制度改革、行政案件協調化解機制、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敗訴責任追究、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試點、行政一併解決民事爭議試點、非訴行政案件“裁執分離”等一系列工作更是走在了全國前列，有力地促進了法治浙江建設。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浙江地區依法行政、行政複議和行政訴訟水平在巡迴區五省市（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4省1市）和全國均居於前列”。
行政審判步入發展快車道
1988年10月，浙江高院和6箇中院以及18個基層法院建立行政審判庭，受理審理行政案件。
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行政訴訟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行政訴訟制度正式建立。該法明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當事人，和行政機關作為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1990年2月19日，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沈祖倫在第二十二次全省法院工作會議上強調：行政訴訟法的實施是法制建設上的大事。行政幹部要加強法制觀念，依法行政，支持法院執行行政訴訟法。
隨著1990年《行政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貫徹意見》的相繼施行，浙江全省法院行政審判工作步入發展快車道。一審行政訴訟新收案件量從1990年的1035件上升到2017的13110件；新收二審行政訴訟案件從1990年的302件上升到2017年的6019件。
經過二十多年的逐步完善，行政訴訟在解決行政爭議，推進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浙江的行政訴訟制度建設成績斐然，其中發送行政審判“白皮書”、異地管轄制度改革、行政案件協調化解機制、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敗訴責任追究、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試點、非訴行政案件“裁執分離”等一系列工作更是走在了全國前列，有力地促進了法治浙江建設。
“官民矛盾”有了專業化解平臺
去年3月，安吉開創了一個“全國第一”——安吉法院與市政府法制辦聯合設立的“湖州市行政爭議調解中心”，在安吉法院掛牌成立，這是全省首家設在基層法院訴訟服務中心的市級化解“官民矛盾”的專業平臺，實現了行政調解與“大立案、大服務、大調解”即“三大機制”的無縫對接，充分發揮行政調解的職能作用和司法調解的主導作用。
2013年，湖州市民沈先生與湖州某數碼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購買了20間辦公用房。房屋交付後，沈先生髮現數碼公司未盡合同義務，將本應配套提供的水電設施建設改為“專用電”，導致沈先生無法與國家電網簽訂供用電服務合同，只能通過數碼公司購電，電費高於電網的價格。
沈先生數次發函給市住建局，要求主管部門查處湖州某數碼公司的行為，卻一直無果。
今年2月28日，沈先生向安吉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市住建局履行查處法定職責。安吉法院立案後，即向市法制辦通報，市法制辦會同市住建局派員協調。市住建局著手查處後，沈先生撤訴。這是湖州市行政爭議調解中心成功調處的第一案。至去年年底，已有23起案件經過調解中心協調，撤訴結案。
不能單純依靠司法“孤軍奮戰”
隨著法治建設進程的加快，行政爭議呈現涉及面廣泛化、成因多元化、案情複雜化等特點，單純依靠司法“孤軍奮戰”，已難以實現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
安吉法院行政庭庭長戴偉民介紹說：“依託市行政爭議調解中心，努力為雙方當事人擺開平等對話、溝通交流的‘圓桌’，藉助市級行政執法機關的專業力量，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形成多方參與、力量融合的解紛新機制，使官民糾紛止步在訴前、訴中，提高了辦案效率，節約了訴訟成本。”
目前，溫州、湖州地區“行政爭議調解中心”已實現全市全覆蓋，其中湖州各中心化解率達41.4%，受到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長批示肯定。餘杭、鄞州、柯橋等40多個地區均已設立“行政爭議調解中心”。
按照省高院規劃，今年年底全省要實現行政爭議調解中心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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