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問西東》裡，陳楚生飾演的吳嶺瀾所處的年代，發生了一件被歷史銘記的事件——泰戈爾訪問清華園。在電影中，暢讀文研院發現，泰戈爾的正臉並沒有被展示出來，只有他標誌性的白鬍子和長髮。臺下的學生們，個個表情充滿崇敬，彷彿將泰戈爾視若神明。
那年是1924年。
是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病逝的1924年；
是黃埔軍校正式開學的1924年；
是人類首次通過無線電波將一張圖片傳送過大西洋的1924年；
是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宮的1924年。
是泰戈爾訪華的1924年。
泰戈爾與清華的緣分，遠不止電影裡那麼簡單
清華與泰戈爾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17年4、5月《清華週刊》發表的《印度詩人塔果爾傳TAGORE》，文章介紹了詩人的生平、事業與思想，是國內較早、較為全面介紹泰戈爾生平與思想的傳記。
到了1918年夏，《清華週刊》一篇文章高度評價泰戈爾文學，稱讚其著作“對於祖國適足喚起人民愛國之天良而慰其瑣尾流離之困苦。對於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與之心，而祝其有恢復自由之一日也。”
1919年，《清華週刊》發表吳景超翻譯的泰戈爾的短篇小說《小主人》。
1923年，泰戈爾訪華的消息傳開以後，清華同學以“望穿眼”來表達其欲一睹詩哲風采的心情。為了使師生更好地瞭解泰戈爾的作品與思想，《清華週刊》特意約請畢樹棠先生撰文《泰戈爾研究指南》，收集了從1913年至1923年十年間國內主要期刊上摘錄有關泰戈爾傳記、戲劇、詩歌等的介紹、評論、分析等文章74篇，並簡要介紹文章大意。
1924年，泰戈爾在清華髮表了演講，這是其中被廣為傳頌的一段：
因此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成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體的叫喚，擁積的時尚與無意識，無目的的營利的誘惑。
1925年，泰戈爾將在華演講結集出版，題為《在中國的談話》，其中第三部分“與學生的談話”主要是他在清華的講演，反映出詩人對美麗的清華園、對熱情好客的清華師生深刻的印象。清華園之行，也成為這次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濃重的一筆。
應邀來訪，一場社會賢達的盛會
現在，暢讀文研院帶領大家把時間線稍微往前撥幾年，來到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1913年。
1913年，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消息一經傳開，便在中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翻譯介紹泰戈爾的詩歌成為時尚。
1914年，胡適在美國接觸到了泰戈爾。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閱讀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爾。
1915年10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擬題名為《聖歌》的四首譯詩，由此拉開了中國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序幕。
1921年，鄭振鐸開始在《小說月報》《文學週報》等刊物上大量發表了翻譯泰戈爾的詩篇；
1922年，第一本《飛鳥集》的中譯本出版發行。
1923年，泰戈爾助手恩厚之來華，向北大表示泰戈爾訪華意願。激動之餘，北大的財力卻無力負擔接待費用。於是，恩厚之找到徐志摩，徐馬上與恩師梁啟超商量，梁啟超立刻表示同意。
1924年，泰戈爾來訪，無異於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場盛會。徐志摩、林徽因充當翻譯，常伴在他左右。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梁漱溟、熊希齡、林長民等一大批中國文化名流為他舉行了盛況空前的歡迎會；溥儀與他合影，徐悲鴻為他作畫，梅蘭芳親自表演《洛神》。
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北京文藝界人士為他準備了一場生日慶祝會，以新月社諸君為主。這場慶祝會由胡適做主持人。盛會上，中國人送給泰戈爾的生日禮物是19幅中國畫和一件瓷器，以及一箇中文名字——“竺震旦”（暢讀文研院覺得這個名字……有點繞口）。
文化碰撞，兩個中國讓泰戈爾左右為難
盛況之下，文化界思想的碰撞也暗潮湧動。
1923年，國際社會瀰漫著 “科學破產”的悲觀情緒和對物質文明乃至其發達源頭科學的懷疑和絕望；而從國內剛經歷了新文化運動，部分領軍人物對科學的推崇熱情空前。
因此，在中國科學界、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爆發了“科玄論戰”。
到了1923年底，玄學派已呈敗勢。而此時炒作泰戈爾即將訪華消息，自然會引起科學派和唯物派的懷疑，認為梁啟超想借泰戈爾爭取青年，故遷怒於泰戈爾，並將其對現代性的批判誤讀為反西方文明。
本就不平靜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兩大陣營，以梁啟超、徐志摩、胡適等人為代表的一方，對泰戈爾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那種不僅出於禮儀而且更是出於文化認同的熱誠歡迎”；以陳獨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吳稚暉、沈澤民等人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捍衛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則要“激顏厲色送他走”。
茅盾早年曾翻譯過泰戈爾的著作，但是1920年以後，他的立場已明顯左轉，擔心泰戈爾會給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撰文稱：“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也不歡迎創造詩的靈的樂園。”
早年對泰戈爾尊崇有加的郭沫若，也借《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與他“劃清關係”：“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
林語堂則說：“泰戈爾以已亡國的國民的身份，來尚未亡國的中國大談精神救國，本身就不夠格。”
魯迅始終冷眼旁觀，在泰戈爾來華期間未與之見面，也未發一言。不過，1924年11月，這位左翼文壇的旗手，還是在《論照相之類》一文中抒發了自己的見解：“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燻上了幾位先生以文氣和玄氣......”
最早翻譯泰戈爾詩集的陳獨秀也表達了不滿，稱：“混亂的老莊思想上，再加上混亂的佛教思想，我們已經夠受了，已經感印度人之賜不少了，現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兒（即泰戈爾）了!”
泰戈爾“乘興而來，敗興而去”，與他不經意間捲入中國思想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東西文化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有很大幹系。正如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所指，“泰戈爾獲諾獎後被西方知識界所誤導，使他覺得自己肩負以東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1924年他帶著這一使命訪華，恰巧當時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傾向於揚棄東方文明而效法西方，心情激動的泰戈爾和同樣激動的中國知識界的對話，觀念衝突在所難免。”
終其一生，泰戈爾再也未能前往中國遊歷，只得在文字中書寫對古老鄰邦的複雜情愫。1941年，詩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了最後一首與中國有關的作品：
我取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
這在我心裡是明白的：
我在哪兒找到朋友，
便在哪兒獲得新生，
朋友帶來了生的奇蹟。
異鄉開著不知名的花卉
此後不久，詩人闔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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