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精神》中在论述中国北方究竟是何时开始衰落时提到养蚕缫丝产业。现在大家一讲养蚕业，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江南、太湖流域，实际上发明养蚕业的是黄帝的妻子嫘祖，而他们正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有资料证明唐以前中国的蚕丝产业，发达在黄河流域。
比如说，唐代有一将军率军驻扎江苏，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养蚕，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驻军，来指导江南人的丝织事业。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认契丹为父，每年送绢三十万匹。石敬瑭当时所据地区，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他还有力量年送绢三十万匹之多。
钱穆还特别提到：到元代，山东馆陶县虫灾，四十万棵桑树被害。也许当时植桑，用来取皮造纸的多，但馆陶一县即有桑四十万棵，也可想见那时北方蚕丝事业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两代，丝绸始全部盛产于南方。
以下是钱穆有关这个说法的截图：
笔者在看到这个论述之后，查找了县志、乡土志等志书，均未找到馆陶县这次元代的虫灾的记载，并且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听说过馆陶有什么养蚕的。就连桑树也多是见过单株的，未见成片的。
虽然馆陶县现在成片的桑树极少，养蚕业甚至消失在我们身边，但细细找来，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比如成片的桑树，现在临清城东还有一片万株以上的古桑树，位于临清黄河故道地质森林公园，虽然现在馆陶离临清比较远了，但1964年以前馆陶县离这里可不算远。临清市还有个桑树园村，再往南基本上是正南方向有冠县的大桑树村、桑阿镇等村名，相信如果不是有大量的桑树，是不会起这样名字的。如果再不想费劲去找桑树并且还想知道周边存在着大量桑树，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街头巷尾卖桑椹的说起话来基本上都是冠县、临清口音，可见在山东我们的邻县处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还是有着一定数量的桑树的。
有了成规模的桑树了，那么养蚕缫丝业又体现在哪了呢？
百度临清的桑园村，村名来历中这么说：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至1398年），村民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植桑成园，以养蚕为业，形成村后，命村名“桑树园”。而馆陶县路桥乡的丝窝寨村的来历则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来的村民有养蚕技术，来后家家户户养蚕，靠出售蚕丝为主要收入，故起村名为丝窝寨。（见村庄简史：原路桥乡片）。另外，在《冠县志》这样记载冠县的丝织业：早在北宋时代，冠县丝织业就较为发达。明、清时期，植桑养蚕在县人的生计中居重要位置，绵绸、茧绸列于棉布之前，为丝织品之乡。解放后县里也提倡植桑养蚕，不少村建立桑园，1983年，因养蚕、缫丝、织绢技术差、效益低逐渐停止。
文中所谈到的几个村的位置
由临清、冠县的种桑规模、养蚕缫丝规模可以推断，做为一衣带水的馆陶没理由在古代种桑树、缫丝业会比这两个邻居差，但是为什么现在桑树桑树看不到了，养蚕业大家更是闻所未闻了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灾害、气候方面的原因。钱穆讲到的虫灾是一方面，还有明末清初的有名的小冰河期引起的气候巨变，桑树可能能挺过去，但娇嫩的蚕宝宝可禁不住这么剧烈的温度变化，所以北方就不再适宜养蚕了。哪怕后来气候正常了，但随着下面两种原因的影响，馆陶这里也就再也没恢复丝绸产业。
二是战争因素。馆陶位居交通要道之中、大运河运输动脉之畔，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三代不知经过多少战火，战争中最珍贵的物资莫过于粮食，对于是奢侈品的丝绸来说在战争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战时在北方种的基本上都是粮食了，战后恢复时也得种粮食，等恢复差不多了，又赶上下一场战争，一直不能恢复物资富裕时期奢侈品的生产。
三是种植结构调整。其实第二种因素也是这第三种因素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推动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随着唐代之后对南方开发的逐步扩大，经济中心逐步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种桑养蚕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自然也随之转移，并且发现比在北方更适合发展，所以在南方就安家落户了，于明清时期在环太湖、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丝绸产业密集区。另外还有一种经济作物的出现，对北方丝绸业产生了较大影响，那就是棉花。棉花比丝绸产量更高、更保暖、价格也更低廉，棉花在中国出现较早，但大部分时候只在边疆地区有使用，中原地区只做观赏用，直到南宋时期成为了我国人民主要的服饰材料，元代大面积推广开来，可见北方丝绸业的衰退和棉花的引进步伐也是相符合的。新中国成立后，就象上文说的冠县的种桑养蚕业的昙花一现的现象一样，如果没有官方的推动，在缺乏桑树资源和养蚕缫丝技术的北方丝绸业是极难恢复的。
所以，馆陶的种桑养蚕业的消失是和历史、气候、经济、种植习惯等各方面因素分不开的。
注：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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