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相當一部分都有宋代情結，夢想著大宋王朝就是文人的天堂。甚至臺灣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公然宣稱，如果能夠選擇，他最願意活在宋代。當然，宋代對於文人們來說，有宋太祖“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的漂亮話，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溫柔屋，有“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的浪漫曲，但是，詳細考察宋代主要書法家苦澀辛酸的人生命運，與後人美好的想象確實大相徑庭，差了十萬八千里。“宋四家”其他三位從年齡上講比蔡襄晚了一輩，書法藝術成就遠高於蔡氏，但人生遭遇卻遠沒有蔡襄那麼幸運。蘇東坡是“宋四家”中名氣最大、成就最高者，雖然他名滿天下，廣受萬民敬愛；雖然他受太后垂愛，身居高位，但他沒有逃過“烏臺詩案”命懸一線的命運；他生命的最後七年是在打擊接踵而來、迫害如影隨身中度過的，如果不是神宗皇后向太后攝政，一代文豪兼書法巨擘肯定會在當年瘴氣瀰漫、荒草叢生的海南島上死而瞑目了。
歷史的巧合十分驚人。“宋四家”中除了蔡襄，其他三位有幸一度與宋代書法成就最高的徽宗皇帝共同生活在一片藍天下，不幸的是他們能夠感動全世界的藝術才子並沒有感動同樣藝術才華卓越的徽宗皇帝，而得到絲毫的公正與眷顧。蘇軾能夠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年擺脫命運的谷底，被平反昭雪，雖然這事發生在宋哲宗元符三年（原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經去世，應該是徽宗趙佶登基之後的事）和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但這事與徽宗本人毫無關係。好事是向太后做下的，這期間她曾攝政了九個月，只可惜不久她也去世了。所幸的是，不久蘇東坡也離開了人世。如其不然，這個為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想死得同樣從容、同樣平凡、同樣有起碼的尊嚴，都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這種假設，可以從另外一個物身上得到印證。建中靖國元年，范仲淹的次子範純仁被宋徽宗的哥哥哲宗皇帝貶到永州三年，最後雙目失明，愴然辭世。範氏一生正統恬淡，信奉“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是北宋著名的忠厚君子，後人評價其書法有乃父之風。
宋徽宗開始獨自行使權力之後，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用他那優雅脫俗的書藝，兩次親手書寫了殺氣騰騰的元祐黨人碑，分別刻於端禮門的石碑和文德殿門的東壁之上。所謂元祐黨，集結了那個時代大多數文化精英，有蘇東坡、蘇轍、黃庭堅、《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大理學家程頤等，共數百人之多，其目的是要將這些人打入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宋徽宗的大馬仔、同樣書藝高超的蔡京書寫頒示天下州縣，命令各地立碑，先將他們搞臭再說。據說，直到今天，某些僻遠地區還能看到這種石碑。崇寧、大觀年間，徽宗皇帝發佈一系列詔書：天下碑、碣、榜、額，凡蘇東坡書寫的要全部銷燬；將三蘇、黃庭堅等蘇門四學士的文集印版悉數焚燬；朝廷甚至懸賞重金禁止蘇東坡的詩文，最高時賞金達到八十萬錢，相當於今天的十多萬人民幣。外行整內行遠沒有內行整內行來得陰毒、徹底。崇寧年間，由於大多數元祐黨人已經作古，宋徽宗多次下詔，凡上述“奸黨”子弟，不論有無官職，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準擅自進京，不準在京師及京師府界任職；後來又規定，宗室子弟不得與黨人聯姻，已訂婚尚未舉行婚禮的，必須解除婚約；黨人五服之內的親屬，均不得擔任近衛官職。知情不報處斬。此外，在科舉考試和官吏錄用、晉升等方面也頗多限制和歧視。五服之內的親屬尚且如此，作為元祐黨重要分子之一的黃庭堅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崇寧四年，這位天才的書法家，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迫害潮中，淒涼地病死於酷熱破敗的廣西宜州城樓。因為這個嶺外荒陋之地，沒有亭驛，又租借不到民居，此前他便將就住在這裡。如果這次不死，等待他的將是更加深重的苦難和更加肆無忌憚的羞辱，因為他的下一個流放地已經內定為更加偏遠的永州。儘管這位風流俊雅的皇帝對黃氏書法推崇有加，稱之“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儘管舉世共知，宋徽宗的瘦金體從黃氏書法獲益良多，比如清代書法家王澍在《跋宋黃庭堅〈夷齊廟碑〉》時就明確指出：“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開徽廟瘦金之先。”儘管這位叫黃庭堅的老人已經風燭殘年，在生活的最底層苟延殘喘而已，也絕無可能傷害到任何人，但是，這一切都不足以讓錦衣玉食、風花雪月的皇帝陛下產生絲毫的憐憫之心，他愛的是黃庭堅的字，要消滅的是黃庭堅的肉體，權力往往使人理性，使人冷酷，使人對許多事情都釐得很清。多年以後，已經不再年輕、不再漂亮、不再優雅、不再擁有權力、甚至不再擁有一個人最起碼尊嚴的前皇帝趙佶，在五國城的寒風中瑟瑟發抖的時候，不知可否想到當年有個名叫黃庭堅的人，赤著汙濁的雙腳，在南方滾燙的空氣中熱得大口喘氣，最終也沒有喘過那一口氣。
米芾因為遠離政治，慣會在徽宗面前賣傻討巧，再加上有發小權相蔡京罩著，還過得算衣食豐足、風雅倜儻。但是重用和尊重是談不上的。張知甫《可書》記載：“徽宗召（米芾）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後數日，使人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太監）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蓋十八笏為九百也。”宋代的“九百”就是今天人們常說的二百五。宋徽宗此舉如同把米芾當伶人戲子一樣捉弄。米芾是個官迷，恰巧又遭上同樣迷戀書畫的宋徽宗，但是米芾兩次做京官的時間加起來還不足三年，最後一次人盡其才還是當擔任對他再適合不過的書畫兩博士。因此，宋徽宗對他的“恩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米芾一生從政府享受到的待遇，大致勉強好於在“倚紅偎翠”中“淺斟低唱”的柳永，皇帝一句“且去填詞”，就讓這個才氣橫溢的詩人，幾乎在花街柳巷中廝混了一生。
比較弔詭的是，像章惇這樣對元祐黨人斬盡殺絕、心狠手辣的人，也被宋徽宗殘酷打擊、無情迫害，最後被打入元祐黨籍碑。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清代著名的《三希堂法帖》收錄有其書作。《宋史·章惇傳》說：“惇豪俊，博學善文。”但是，今天的人們知道他的名字，絕大多數是因為該人曾經喪心病狂地把蘇東坡流放海南。如陸游《老學庵筆記》所云：“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摯）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時相就是當時擔任副宰相的章惇，章惇在神宗皇帝治下官拜參知政事。不僅如此，這個鐵腕悍吏甚至提出掘開司馬光的墳墓，暴骨鞭屍，幸虧被眾官員阻止。同時，章惇也是個學問很好的書法家。黃庭堅素不妄許，卻對章惇讚歎不止，他在《書聖庚家藏楚辭》中說：“章子厚嘗為餘言：‘《楚辭》蓋有所祖述。’餘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餘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嘆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章惇對待書法，也像對待政敵那樣，有股狠勁，有每天聞雞練字、每天臨《蘭亭序》一本的記錄。南宋曾敏行《獨醒雜誌》記載：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雲：“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蘇軾雖然對其書法評價不高，但又不能不承認他練得用心，臨得逼真。南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隻收章氏的一件《屏居帖》。跋雲：“公才偉矣，而用之者背馳，使英邁之姿與翰墨俱鬱，悲夫！欲後之世因其跡識其人，猶不可弗錄也。”這位岳飛的孫子，評價章惇顯然結合了其人品和社會道德評判，明擺著說，作為一個反面教材，章惇才獲得了收錄的資格，可對章惇的書法極口稱讚。北宋學問家黃伯思《東觀餘論》捲上《論書六條》之六雲：“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章申公即章惇，因為跳出來反對徽宗皇帝繼承大統，站錯了立場，犯了大忌，宋徽宗掌權後，先封了他個申國公的虛名，奪了實權，然後一步步貶謫嶺南，最後卒於浙江睦州，至死再未被召回京師。到了南宋，高宗皇帝進一步嚴格規定章惇的“子孫不得仕於朝”。因為罪惡昭彰，老百姓普遍不待見，章惇書跡到南宋時已很稀有。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跡《會稽帖》老健謹嚴，應是晚年手筆。此帖行書六行，凡四十三字，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以宋徽宗為代表的宋代皇帝們對書法家的態度，與以唐太宗為代表的唐代皇帝們對書法家的禮遇與厚愛簡直有別天壤，甚至比只識彎弓射鵰的元代諸帝也相去甚遠。這確實是令人驚愕和感嘆的事情。關於唐朝那檔子事，見於拙作《法度唐代》。封建社會一個皇帝的好惡對社會風氣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社會的價值取向，往往決定著社會優秀人才的流向。宋徽宗還沒死南宋就開始了。而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再沒出過像樣的書法大家。
當然從宋徽宗那裡討得好處的書法家也有，這便是蔡京、蔡卞二兄弟。但是他們的當紅受寵主要是他們作為奴才把主子伺候得舒服，這與他們的書藝的好壞優劣其實沒有太大關係。況且後來蔡卞因為不能完全讓蔡京滿意，尤其是他更堅決反對用宦官童貫為西北邊帥時，就讓蔡京和宋徽宗雙雙不能完全滿意，這位宋代一流的書法家也被灰溜溜地打發出京，從徽宗皇帝的視線裡消失了。對於此事，《宋史》輕描淡寫解釋說蔡卞因“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蔡卞卒於徽宗政和七年，享年60歲，比他奸詐的哥哥少活了二十多年。
摘自
張珂《意造宋代——宋代書法研究》
作者以書法為魂魄勾勒出了宋代人文畫卷，大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社會時尚，小到吃喝玩樂、文人雅趣、官場陋習。從整個王朝興衰，到個體命運跌宕，再到世態人心的炎涼。內容包括宋代書法、文人的書法；皇帝愛書法，不愛書法家；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宋徽宗，宋高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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