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
9月16日，“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陣容超豪華，發言超犀利，來看看吧。
大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
吳敬璉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投資去拉動的，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過高的槓桿率，造成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如果要降槓桿，那麼增長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那麼槓桿就上來了，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幾率就增大了。
行政手段去產能，這是計劃經濟
樓繼偉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
理事長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現在很多的做法卻把目標、任務當手段。
為了去產能就給各省下指標，這是用傳統辦法，靠行政手段去產能，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國內營商環境還不完善，企業如果照章辦事很多事都很難做
白重恩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中國營商環境還不是很完善，企業如果都照章辦事，很多事都很難。但是中國有一個特惠模式，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
但特惠模式會帶來很多問題，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
楊偉民
中財辦原副主任
資金運用應突破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
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地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權的核心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
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改革約束機制越來越多，激勵機制卻越來越少
王一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往往容易導致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現在最大的雙軌就在要素市場。
我們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但是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其中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
吳曉靈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
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地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盪；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善法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離黨所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
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才是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徑。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建設法治國家有非常好的論述和規劃，新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黨描繪的藍圖付諸實踐，讓全國人民能在陽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改革開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選擇題
管濤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高級研究員
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深水區、攻堅戰。不同的人對於很多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管濤認為，不同的看法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不同的立場。
他要求更加穩妥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進展順利的話，有利於凝聚共識、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話，會給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選擇題。
這有兩個政策含義：
1、任何政策的變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這種情況下，要區分政策調整的後果和意外的衝擊。對於政策調整的後果，我們應該保持政策定位，對於意外的衝擊就要考慮調整政策的節奏和力度。
2、有的時候改革政策調整不一定有絕對的對錯，最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取決於最後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個正確的政策選擇。
第三、改革開放預案比預測重要。
改革開放涉及到利益的調整，那麼會有很多這種變化，特別是進入攻堅戰，以前的很多經驗不能簡單地照搬，特別是又遇到目前的這種穩中有變的內外部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預案比預測更加重要。
他認為，我們要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做好政策調整的方案准備，遇到什麼情況怎麼辦，這樣有備無患。
經濟下行，民企開始主動併入國企尋求自救
李揚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理事長
“這一次的國進民退，是民企在面對經濟下行的劇烈壓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揚稱，不這樣做，恐怕就得不到資金，成本降不下去。而這樣做了的話，企業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但弊端也是顯然的”，李揚強調，“國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併入國企後，國企就會開始往民企派領導、派書記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李揚認為，這正是推進國企改革的契機。“在這次浪潮裡，如果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過兩年再看，後果會是令人堪憂的。”
只給民營企業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
段永基
四通控股董事長
段永基強調，要想深化改革就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目前的感覺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到底深化改革怎麼搞？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便是在國有企業混合經營之下，民營企業也是很難的”。
段永基稱，總說國有企業是執政基礎，“如果國有企業是八路軍，至少民營企業是新四軍，可老把民營企業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他認為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現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礙了深化改革，希望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多做一點重量級的呼籲”。
農民工佔70%，中國勞動力市場非常扭曲
宋曉梧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宋曉梧提出了一個數據，在中國勞動力市場裡，在4.2億城鎮就業人員中，農民工佔了2.8億，農民工佔到了整個城鎮就業的比例的67.5%，將近70%。“這樣一種就業市場或者說勞動力市場是非常扭曲的，”宋曉梧稱，“我們考察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沒有出現這樣一種在整體就業人員中的這種雙軌制。”
宏觀稅負越來越高，企業利潤邊際已被減沒
盛洪
著名經濟學家
隨著市場化的發展，財富的繼續湧流，同時我們的政府分割國民財富的這樣一種機制，沒有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種分割比例是越來越高的。
大約是2010年以後到現在，我們的一般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已經增長了12個百分點。同時，還有像土地財政和更廣義的就是我們的所謂勞保等等這一方面，構成了我們的宏觀稅負。宏觀稅負高到什麼程度？企業的利潤邊際已經被減沒了，甚至是負數了，這個數字是從2012年開始就是這樣，現在越來越低。
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鄭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其看來，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有四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下行壓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國M2增速已經下降到名義經濟增長速度之下。第三，民間投資增長低迷，佔全社會投資比重已經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還會繼續下降。第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我國上市公司中，營收額低於還本付息額的企業已經佔到17%，由於連續經濟下行，金融風險正在孕育之中。
中國將在2025年變成發達國家，要承擔更大責任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到2025年左右，我國將變成發達國家。那個時候，也還有66%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因此，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在2025年左右又將成為高收入國家，就需要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負有更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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