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之路30年：國家變革與制度選擇（上）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相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突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有人形象地講，蘇聯共產黨在擁有20萬黨員的時候奪取了政權，在擁有200萬黨員的時候打敗了兇悍的德國法西斯，卻在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時候丟掉了政權，國家解體。

魚從頭上開始爛。蘇共蛻變是從黨內高層開始，不是發生在戰爭中，而是在和平的條件下；蘇共不是被基層起義推翻的，是黨的領導人自己解散的。蘇共自己培養了“掘墓人”，並將黨推進了“火葬場”。

蘇聯的垮臺關鍵在黨，關鍵在路線，關鍵在黨的最高領導集體，關鍵在思想理論武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連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作鳥獸散，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蘇聯解體前最後的映像

自由化迷途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共在思想路線上出現嚴重偏移，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轉向了走資本主義道路。

失去靈魂：指導思想動搖

1.喪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寧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俄國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和典範。在列寧率領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革命的領袖，列寧具有無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論權威。

列寧逝世後，國內鬥爭形勢依然嚴峻，斯大林十分重視全黨的思想信仰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問題，他經常親自撰寫總結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文章。

赫魯曉夫當政後，開展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運動，被西方情報部門迅速利用。他們利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大肆鼓譟，推波助瀾，蘇共變得不知所措，而蘇共內部的一些理論權威搖身一變、改弦易轍，將筆鋒轉向了對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發全國上下思想上的混亂。

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提出了“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他認為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他領導的蘇共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做鬥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作風也損害了蘇聯的國際形象。黨的領導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圍使意識形態工作教條化、簡單化、庸俗化，閹割了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使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在人們心目中逐漸下降。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背棄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推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導致“改革”誤入歧途，瓦解了國家，埋葬了蘇聯共產黨，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事業。

2、失去信仰、背棄信念。20世紀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提出輿論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擊共產主義是“在馬克思晚年已經死去的思想”，共產主義被引入俄羅斯是一個錯誤。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社會結構、經濟成分、社會利益應當是多元的，意識形態也要與此相適應。搞多元化，必須廢除蘇聯傳統上的“意識形態專制主義”，實現各種思想和意見的自由存在與傳播。隨後幾年，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運動，給蘇聯社會帶來嚴重思想混亂，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氾濫，蘇共失去了對新聞報刊的控制權。過去是蘇共宣傳陣地的很多報刊的編輯、記者掉轉槍口，不少報刊熱衷於宣傳西方制度和西方價值觀，貶損蘇聯社會主義價值觀，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歷史。蘇共總書記思想上的背離，成為蘇共領導層和思想理論界蛻變的催化劑，並最終導致全黨思想混亂，西方自由主義思潮迅速在蘇聯氾濫。

戈爾巴喬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亞·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這位蘇共意識形態領導人卻露骨地詆譭馬克思主義、惡毒攻擊十月革命、獻媚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他說：在我國的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它屈從於專制政權的利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的闡釋足以使任何創造性思維甚至經典思維都毀滅殆盡。魔王，它就是魔王……不僅僅要拆除斯大林主義，還要替換掉千年沿襲下來的那個國家模式。

蘇共意識形態領導人與黨離心離德。不難想象，這樣的黨還能存在和發展下去嗎？離自掘墳墓、分崩離析已經不遠了。

失去領導權——體制的失靈

1、組織領導弱化。戈爾巴喬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為一個隱藏在蘇共高層內部的“兩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諳思想鬥爭的技巧，也熟知蘇共的軟肋。為從思想上瓦解蘇共，他出謀劃策，利用一切機會灌輸自由化主張。1985年12月，他上書蘇共中央總書記，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制和總統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議，甚至公開提出了在組織上將“蘇共一分為二”的建議：把蘇共分成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1990年之後，看到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搖擺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滿，他決定直接宣佈退黨，邁出了分裂蘇共的步子。隨著蘇共垮臺，他成功的躲進了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陣營，成為蘇聯和蘇共的掘墓人。

2、思想鈍化與隊伍弱化。“二戰”勝利後，蘇共內部就出現了某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虛偽的“假思想家和理論家”。這些假馬列主義者後來佔據了蘇共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層，腐蝕了思想理論隊伍。他們當中有不少不學無術、口是心非、只想儘快升官的人，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於鑽營，許多人先後通過各種途徑成了科學院院士。例如，20世紀60年代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伊利喬夫，一輩子不但連小冊子都沒寫過一本，甚至連報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勞，卻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顯赫終生的頭銜。

80年代末期，蘇共思想領域的一些異己分子與西方反蘇政治力量遙相呼應。原先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蘇聯體制或極權主義”的鬥士。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風行一時的文集——《別無選擇》。這部書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很快在中國翻譯出版。作者是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多是批判斯大林體制，批判蘇聯高度集中計劃體制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

戈爾巴喬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謂的經濟學領域、社會學領域、法學領域的院士專家。這些滿腹經綸的院士看到一些社會問題，但卻開錯了醫治的藥方，這些處方可以歸結為兩種：一是拋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提出經濟全盤市場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蘇共和蘇聯的官僚特權機構，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波波夫，他曾與葉利欽、薩哈羅夫等成為“民主派”的領頭羊，他與蘇聯知識界的一些精英對摧毀蘇聯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蘇聯經濟的根本問題就在於計劃體制，他曾經為蘇聯改革開出藥方：非國有化、非蘇維埃化、非聯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帶領下，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記者、編輯和作家紛紛撰文，無情揭露和指責蘇共的過去，詆譭蘇聯的歷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紅色化、去蘇化、去蘇共化愈演愈烈，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蘇共精心培養的一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轉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蘇聯歷史和現狀心存不滿。十月革命、列寧、斯大林等已經成為暴力和罪惡的代名詞。蘇聯衛國戰爭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兩個法西斯之間的戰爭”。市場、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國家成了激進知識分子的口頭禪。他們期望一下子就躍進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王國。

失去話語權——輿論陣地的坍塌

1、“裡應外合”：來自西方的信息戰和心理戰。“二戰”之前，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主流思潮佔領了文化陣地。蘇聯人民相信社會公正，對未來生活充滿了信心，面對“二戰”前敵對勢力的包圍圈，思想理論上可謂是“鐵板一塊”，堅不可摧。“二戰”之後冷戰開始，西方國家在積極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大力推進心理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廣泛招募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訪、偵察、諜報等手段，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戰，通過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主義矛盾，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散佈政治謠言，醜化領導人的形象，製造對蘇聯制度的仇恨，培養對西方的嚮往。

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了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係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爭的序幕，信息成為武器，作戰的目的是操縱和改變蘇聯的社會意識。戰爭的任務在於使蘇聯社會形成對周圍世界虛假的認識。美國當局認為，意識形態領域是與蘇聯進行戰爭的重要戰場。20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成立了一些以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學開設蘇聯、東歐歷史和政治專業的課程，美國外交政策的“智庫”也將關注的重點轉到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這些科研機構的研究活動形成了美國社會科學的一個特殊領域——“蘇聯學”，在西方被稱為“克里姆林宮學”。蘇聯學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無論是思想理論基礎，還是研究對象和功能，均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同時與美國政治緊密聯繫，在兩種制度和兩種意識形態鬥爭中發揮了以下三種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蘇對抗，兩種制度的鬥爭中提供思想理論支持；其二，直接為美國對蘇外交政策服務；其三，配合情報部門的反蘇工作。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認為，思想戰、信息戰、心理戰是美蘇較量的有力武器，欲達到取勝的目的，必須“裡應外合”。他們非常關注在蘇東國家出現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與之建立對話的渠道，他們希望蘇聯社會出現一種“內部力量”，使這個國家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熱津斯基曾提醒人們多關注蘇聯的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主義在20世紀是強大的政治力量。西方專家提出，必須破壞蘇共對大眾傳媒的全面控制體系，在蘇聯提倡公開的政治競爭，保障選舉的自由。共產主義的光環一旦褪色，它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紮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指出，西方對蘇聯社會的“文化核心”進行了“分子入侵”，製造對體制懷疑的情緒，然後逐步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產黨和國家解體。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利西齊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提出，蘇聯作為一個堪與美國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在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失敗了，西方信息心理戰在內外力量的協同配合下，使蘇聯人民接受了假象，墜入改革的空想，進一步採取了大規模自我毀滅的行動，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

2、“放任自流”：輿論陣地拱手讓人。蘇聯解體首先發酵的就是輿論領域，主要媒體脫離了黨的領導，輿論領域大面積出現醜化和否定黨和歷史的現象，把社會和人心搞亂了。80年代以後，蘇共主動打開思想戰線的“閘門”，自願放棄堅守的思想戰線，拱手讓出輿論陣地，任憑反對派爭搶。

（1）報刊電視成為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正式頒佈。該法規定，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輿論領域的監管和進入門檻全部放開。一些報刊先後宣佈“自主辦報”，藉機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一些蘇共或國有的報刊紛紛“獨立”，成為社會刊物或為編輯記者集體所有。1990年前後，《消息報》的編輯和記者為獲得“財產和報紙的獨立和自由”，和原所屬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打得不可開交，最高立法機構慘遭失敗，失去了70多年的報紙主管權。由此，《消息報》變成激進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輿論陣地。此後，在辦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報刊僅佔1.5%。許多傳播自由、激進思潮的出版物如《論據與事實》週報、《莫斯科新聞》週刊、《星火》畫報的印數達到數百萬份，常常是剛剛出版就被搶購一空。

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出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並且要求直播，以擺脫控制和剪輯。例如，幾個年輕記者在蘇聯電視一臺創辦了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他們要求現場直播。一時間，許多譁眾取寵、造謠惑眾的信息滿天飛。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氾濫。包括一些學術刊物和書籍在內，將整個蘇聯歷史都冠以“極權主義”的帽子，描述得一團漆黑。一些暢銷的報紙如《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經常刊登色情、亂倫的內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場和物慾的影響下，報刊、電視、電臺以及出版社紛紛追求利潤，忘卻了社會責任、政治責任，甚至失去了社會良心，嚴肅的學術著作和科普隊伍幾乎銷聲匿跡。

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共中央出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報》，戈爾巴喬夫親自出任主編，這樣一份重要刊物，卻熱衷於揭發斯大林的問題，詆譭和所謂反思1917年以來蘇聯歷史的文章有時甚至佔據2/3的篇幅。

（2）黨代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傳播反對派思想的重要舞臺。1988年以後，蘇共領導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通過了政治改革構想。蘇聯最高蘇維埃對1977年憲法中關於蘇維埃體制和選舉方法的條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據修改後的憲法，1989年春，全蘇社會進行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對於蘇共反對派來說，競選活動可謂是天賜良機，可以合法地批判蘇共，有機會走上最高議會論壇，通過電視直播將自己的聲音傳遍全國。

為了打敗蘇共，強大的競選班子對競選演說進行了精心設計。他們挑選民眾最關心也是對蘇共領導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和闡述自己的“改革”主張。激進的自由民主派積極利用各種講壇，以富有鼓動性的演說猛烈抨擊蘇共的錯誤，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成為思想上和組織上否定蘇共的開端。

（3）蘇聯輿論界的演變。積極的輿論能夠為社會提供正能量，從而成為社會進步的推進器。相反，消極的輿論則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迷魂湯、分離器，甚至是社會衝突的催化劑。在蘇聯演變過程中，新聞輿論充當了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蘇聯社會分裂的迷魂湯和催化劑。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在報刊上攻擊社會主義，神化西方。認為西方國家完美無缺，連西方街頭的垃圾桶都那麼漂亮。他們多為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因此報紙、雜誌的編輯樂意發表他們的文章。爭論問題時，只要不運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論據就不能被對方接受。一些報刊虛無蘇聯的革命歷史，鼓吹重新評價蘇聯歷史、流露出對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頂著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頭銜的學者開始宣傳：“蘇聯的道路不是文明發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國家’才是社會發展的榜樣，應該在各方面都跟著它們走。”《文學報》、《莫斯科新聞》和《共產黨人》等報刊雜誌公開號召要實現經濟市場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蘇共大勢已去，蘇共的異己分子則乘機扔掉自己的黨證，《共產黨人》雜誌編輯葉·蓋達爾公開宣稱：要用最資本主義的方法改造俄羅斯。

20 年前蘇聯解體的一幕幕, 是戈爾巴喬夫永恆的話題

3．改旗易幟：信息戰下的全面崩潰。蘇共最終被淹沒在反對派洶湧的聲浪之中。在“公開性”運動的推動下，蘇聯的新聞輿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搞亂了社會的思想。

（1）挖牆與鑿船：“公開性”運動與“新思維”倡議。1988年初，戈爾巴喬夫對宣傳輿論界提出“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矛頭直接對準蘇共要害和軟弱之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暴露蘇共和蘇聯社會消極面、陰暗面以及宣揚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運動。一些文人自由地抒發著情感，以解多年積藏在內心的壓抑。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外積極宣傳對外政策的“新思維”。1987年，戈爾巴喬夫所著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他在書中倡導所謂全人類的價值代替“階級觀點”。

（2）從“歷史翻案”到“社會復辟”。80年代後期，蘇聯社會掀起了一股“反思歷史”的熱潮，蘇共被視為“歷史罪人”，蘇聯制度成了“萬惡之源”，有些做法達到“登峰造極”，思想輿論界認為，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從一開始就把俄國引向了悲慘的命運。自由派媒體則宣稱，革命前的俄國已經在朝著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後來被布爾什維克掌權，隨後的社會主義試驗導向了錯誤的路徑。潛臺詞就是：推翻蘇共統治，俄羅斯就會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態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

1991年“8·19”事件過後，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著的各種各樣的列寧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廣場還保留之外，一夜間，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與蘇共和社會主義有關的歷史象徵也遭此厄運，博物館中陳列的展品被搬出。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風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紛紛改頭換面，競相換掉和原蘇聯、蘇共或社會主義有聯繫的名稱或象徵。一些原蘇共領導人急忙扔掉“黨證”，以示“洗心革面”。一些舊勢力紛紛回國，末代沙皇遺骸問題被媒體追蹤，後來葉利欽親自主持國葬。同時，自由激進勢力大肆叫嚷“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走”。歷史滄桑，星移斗轉。蘇聯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會思潮極度情緒化，社會猶如失去了“路標”。

（3）文學的解禁與輿論的狂歡。1987年是蘇聯社會思潮和輿論導向發生劇烈轉變的一年。公開性不僅意味著打破禁區，也意味著重新放映“束之高閣”的被禁影片，發表尖銳批判現實的作品，在國內再版幾乎所有“持不同政見者”和僑民文學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學”最流行的一年。蘇聯作協代表大會決定為小說《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徹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幾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電影節閉幕式上，放映了長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電視臺開始放映描寫阿富汗戰爭蘇軍傷亡和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的紀錄片，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蘇聯國家電視臺開設的一些政論專欄如《第5個車輪》、《午夜前後》、《視點》等言辭激烈，思想激進。《視點》節目內容和主持人的言論充滿叛逆色彩。

（4）從“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到瓦解蘇聯、摧毀國家制度。蘇共“特權”問題和“官僚管理”成為眾矢之的。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羅斯《獨立報》記者採訪時透露，當時薩哈羅夫說服他，希望他們與葉利欽等人聯合起來，在政治選舉中打敗蘇共。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從未有過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全社會彷彿融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步升溫，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稅款，經濟割據、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已危在旦夕。

（5）由“爭自主”到“搞分裂、鬧獨立”。蘇聯和蘇共成為“眾矢之的”。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愈發明顯，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率先打出“主權和獨立”的大旗，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接著，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社會組織直言“獨立於蘇聯”。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邊遠共和國發出的“脫離”呼聲，舉起了“獨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對蘇共的統一戰線。

蘇聯和蘇共“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在強烈的社會情緒的裹挾下，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後“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大部分人認為，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在這種社會氣氛中，作為蘇聯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宣佈，只有“獨立”，實現“主權”，才能辦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離。俄羅斯歷史學家指出，在戈爾巴喬夫當政後期，蘇共領導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論”之間搖擺不定。

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聯社會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啟發。“向西方看齊”的口號極為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深得人心。1990年，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不少政治勢力決定逃離社會主義的“此岸”，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會行之有效的體制。這就是當時蘇聯社會主流思潮的真實寫照。在蘇聯激進派領導人眼裡，“告別社會主義”，選擇一條新的、西方式的發展道路，蘇聯會在一兩年的時間內踏上文明、復興之路。

1992年初夏，葉利欽第二次訪問了美國。作為新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他在美國的演說中宣稱，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輕的“民主國家”，來到了民主傳統悠久的“聖地”。自此，共產主義的試驗在俄羅斯大地“一去不復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東西將會在俄羅斯“開花結果”。新一輪激進改革派以西方社會為樣板，製造了一系列市場和自由的“神話”。他們認為，俄羅斯將在最短的時間內，以革命的速度實施經濟自由化。

1990 年8 月19 日，葉利欽發表講話

思想蛻變與理論衰變

1.文化建設與科學研究。20世紀70年代，蘇聯總體科研潛力佔世界的1/4，而基礎科學研究潛力為1/3。國家對科學研究的支出佔財政預算的5％，教育撥款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7％。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全體居民的70％、就業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學歷。1960年到1980年，蘇聯的大學生數量翻了一番，從150萬人上升到300萬人。1980年每10萬人口有219名大學生，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

長期以來，蘇共在領導文化建設和科學研究時，在領導體制和管理機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問題，蘇聯逐漸形成了一種僵化、封閉、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影響了文化事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龐大的哲學社會科學隊伍鮮見理論創新。未能處理好文化、科研對外開放與自我創新的關係，長時間將文化建設和科研工作置於封閉狀態，企圖在“無菌世界”中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嶄新體系”，極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創新能力。其結果是，削弱了蘇聯文化特別是社會科學與西方對話的能力。

2、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離和背叛。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蘇共對文化和社會科學事業的領導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短短几年的時間，蘇聯文化和科學的命運一波三折，文化事業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從神聖的殿堂被拋到市場的邊緣，文化藝術和科學院系統陷入被解散的境地。莫斯科大劇院在內的許多著名文化機構都難以為繼，文化和科研隊伍中的許多人紛紛出國，投奔美國、德國或以色列，蘇聯科研潛力損失近半。

3.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如何正確對待黨的歷史，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特別是領袖人物的作用和功過，是檢驗一個黨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反思歷史，絕不能只強調陰暗一面，不去全面、歷史地看問題。大搞全盤否定過去，實際是為迎合當前的政治需要。

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對赫魯曉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評。戈爾巴喬夫再次掀起了一股“歷史反思熱”，肆無忌憚地否定蘇共過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詛咒斯大林，隨後又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體制、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自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化”“公開性”之後，恢復名譽者或其親屬描述案情的文章在報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強大的輿論衝擊力，嚴重動搖了蘇共和蘇聯制度的根基和基礎。1988年7月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被迫害致死的數百萬人建立紀念碑。與此同時，所謂民間的“歷史平反”活動也在蘇共最高領導人的默許下開展起來。1988年6月，蘇聯有關部門做出決定，今後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要重新編寫。在蘇聯官方的鼓勵下，以揭露歷史真相為主要內容的“歷史熱”，像一股巨大的龍捲風席捲整個社會，越刮越猛，一些“改革”風雲人物的演講多是從痛斥蘇維埃的過去開始，以讚揚西方結束，一步步把蘇共推上歷史的審判臺。

4、崇高與毀滅。赫魯曉夫時期是蘇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轉折點。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開展個人崇拜的揭批，特別是“秘密報告”給思想界和群眾心理帶來了極大的混亂。蘇聯知識分子心靈震撼，思想受到強烈衝擊。對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機，打碎了權威，揭批領袖，實際上是自亂陣腳，造就了內部一批思想異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

列寧十分重視黨的宣傳和鼓動工作，經常親力親為，親自辦報、辦刊，自己撰稿或親臨現場發表演說。列寧的文章猶如閃電，刺破夜空；列寧的演說，猶如驚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後期，蘇共掌握著龐大的宣傳工具和文化資源，宣傳文化工作卻失去了戰鬥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執政後，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逐漸失去了針對性和實效性，龐大的宣傳機器效率遞減，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鮮有創新。政治宣傳工作脫離實際，空洞乏味，套話盛行，引起強烈的逆反心理。

當知識分子被西方社會表面上的物質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產生懷疑時，蘇共“意識形態專家”既不能給予及時的解答，也不能開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談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總危機的理論。

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維”旗幟，堂而皇之引進西方的價值觀，宣揚“自由、民主、開明”的形象，迅速贏得境內外媒體的關注和群眾的“眼球”。戈爾巴喬夫等人常常親自出馬，利用報告、講話、出書等機會宣傳自己的主張。多年來，蘇聯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報紙和電視的心理，報紙和電臺的轉向宣傳使群眾思想和信念發生了動搖，引發了民眾對蘇共的不信任。據抽樣調查，1988年前，人們對蘇共的信任率達70%左右，1990年則下降到20%，1991年進一步降為百分之十幾。1989年到1991年進行的幾次“自由選舉”，更清楚地反映了這種趨勢，蘇共推出的候選人往往失敗於蘇共的對手。

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蘇共內部出現大批黨員退黨現象，勢頭越來越猛。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不得不承認，蘇共黨員退黨人數達500萬人，從2100萬黨員減少到1500萬！

科學之殤

1、政治引領與刻板管控。由於蘇共具體管理部門“管卡壓”式的領導方式和管理簡單粗暴，影響了黨和科研文化群體的聯繫，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社會科學界，科研創作變成了對蘇共最高領導人言論的詮釋。過多設立“研究禁區”，抑制了社會科學在解決實踐問題上發揮的作用。

社會科學界人員眾多，但效率低下，理論研究中缺乏原創性、現實性、思辨性，理論研究浮在表面。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習慣對黨和國家的各項決議、領導人的言論進行詮釋和註解，八股盛行。許多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多以蘇共領導人的講話開頭，以黨代會的決議結尾。哲學研究曾在蘇聯的國家意識形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蘇聯社會和政治變化的縮影和晴雨表。但哲學研究長期被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所困擾，缺乏生機和創造性，既沒能很好地解釋蘇聯社會，也沒能改變社會，在社會劇變面前不知所措，成為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看客”。

蘇聯部分激進知識分子認為，一旦蘇聯踏上自由市場的軌道，便會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應想盡一切辦法，停止國家對經濟工作的干預，放任市場的“自然法則”發揮作用。他們堅信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優勝劣汰法則，主張實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對病危的蘇聯經濟採取“休克療法”，快刀斬亂麻。對西方模式的青睞，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這也是蘇聯部分知識精英選擇資本主義模式的一條重要原因。

在蘇聯“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社會科學中的某些學科得到過去沒有過的重視，特別是法學、經濟學一度成為顯學，某些與戈爾巴喬夫意見相投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成為“改革”的謀士，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由於發表呼籲“改革”的文章，受到蘇共領導人的青睞，媒體的吹捧，可謂名聲大噪。隨著蘇聯社會激進思潮等愈演愈烈，這些第一撥鼓動“民主化和市場化”的知識界“改革先鋒”，逐漸被更為年輕、更激進的西方化的知識精英所代替，他們將矛頭指向蘇共、指向社會主義，通過媒體逐步地向社會灌輸一些從西方教科書中照搬來的詞語和概念，在經濟生活中，堅持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干預，要求政府徹底退出經濟領域，實行價格完全市場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他們言語激烈，富於感染力和攻擊力。1990年前後，這些年輕的改革者以簡單而蠱惑人心的口號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論界的話語權，後來一些人還扶搖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級別的學術新人火箭式的變身為掌管經濟改革大權的部長、總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見者”與非政府組織。蘇聯時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為平臺，形成“自由民主運動”組織。地下刊物逐步影響到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等，並引起西方社會的廣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歐洲電臺”開始蒐集一些地下刊物並利用這些材料作為對蘇俄語廣播的節目內容進行播送。

赫魯曉夫為斯大林時期受到肅反的成千上萬人恢復了名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曾經受到傷害的人並不是平反了就沒有社會負面效應，這些被平反的人不斷向人們講述自己遭受的種種不公的待遇，影響了社會上許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

1970年，蘇聯成立了包括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參加的“人權委員會”。1974年，繼1970年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薩哈羅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1975年以後，蘇聯境內的人權組織得以與境外勢力裡應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成為西方大眾傳媒關注的中心，並獲得了世界聲譽。西方社會對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各類資助，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也開始獲得津貼和各種獎勵和獎金，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獎金。蘇聯一些作家或知識分子如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先後被授予諾貝爾獎。蘇聯當局曾經以簡單、粗暴的方法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常常先關押、後流放，最後乾脆驅逐出境，結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名揚蘇聯和世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對蘇聯的和平演變策略，他們一方面利用各種傳媒工具向蘇聯公眾宣傳資產階級思想，詆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尋找蘇聯國內與政府持不同意見的人，對他們進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經常利用所謂猶太人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權問題作為攻擊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藉口。

1986年，蘇聯開始出現一些非正式的組織，它們具有秘密性、非組織性、靈活、業餘性等特點。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國成立具有鮮明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陣線組織。各種非正式出版物也四處開花。1987年7月，一本名為《公開性》的雜誌出版。雜誌的宗旨是聯合各類非正式社會團體，聲援保護人權活動。1987年8月，旨在聯繫各非正式組織的《快訊》問世。《快訊》與西方的電臺等保持緊密聯繫，轉載或介紹其他蘇聯境內非正式出版物的內容，發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現非正式組織的通訊社，名為“勞動人民跨職業自由聯合”通訊社。到1987年10月，蘇聯境內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蘇聯解體之際，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成為宣傳各類反社會主義、反蘇共力量的“輿論先鋒”。

3、兩個極端：嚴控與放縱。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龐大的蘇共宣傳機器實際上是在“空轉”，意識形態領域的“真空”已經出現了。在報刊媒體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樣板和市場經濟的神話”開始排擠馬克思主義主陣地，逐漸主導思想理論界的“話語權”。

意識形態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傳工作要注意多樣性和針對性，更新話語體系。蘇共宣傳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陳詞濫調已經喪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經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戰術卻形式多樣，花樣翻新。西方的消費心理和世俗文化給蘇聯社會特別是青年帶來很大的影響。美國好萊塢電影和西方“現代派”“先鋒派”消費文化從境外傳入蘇聯社會，吸引蘇聯城市青年對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嚮往。

在這種情況下，蘇共宣傳機器所宣揚的社會主義理想、集體主義、公平和正義等社會主義價值觀在人民心中已經逐漸失去了過去那種感召力和吸引力。

私有化困境

1、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解體。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啟了全面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幻想避開“經濟改革”，通過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預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成為思想界和輿論的主流。利用戈爾巴喬夫改革混亂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機推波助瀾，期盼著將手中的非法財富合法化，面對洶湧而來的“非國有化”浪潮，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先是反對、觀望，然後是調和、妥協，最後轉為完全支持。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另一種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計劃”。該計劃主張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借用醫學上的術語，稱這一激進方案為“休克療法”。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謀士和美國情報部門共同參與制訂的“500天計劃”，以上千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為誘餌，逼迫蘇聯採取激進的市場化手段，迫使蘇聯全面放開市場，將蘇聯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將蘇聯經濟納入西方自由市場模式的軌道。1990年8月初，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達成原則協議，同意以“500天計劃”為基礎，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1990年10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由戈爾巴喬夫主持起草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結束了長達半年的經濟改革綱領之爭，經濟私有化進入快車道。

戈爾巴喬夫將經濟改革完全寄希望於西方“七國集團”的援助，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隨著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戈爾巴喬夫多次向“七國集團”的首腦乞求財政和經濟援助。西方國家卻找出各種託詞，始終未給蘇聯任何實質性的資金和貸款支持。1991年前後，蘇聯經濟瀕臨崩潰。戈爾巴喬夫又懇求英、美、德等國首腦，要求提供緊急貸款或援助，而西方國家政府和商業銀行均藉口蘇聯國內政局不穩，拒絕了戈爾巴喬夫。

1991年11月，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協議，宣佈蘇聯作為一個國際地緣政治實體自此消失。隨後，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黯然宣佈退職。莫斯科克裡姆林宮上空的鐮刀和斧頭蘇聯國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爾巴喬夫最後一次來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時，葉利欽已經端坐在他昔日寬大的座椅上，令戈爾巴喬夫尷尬萬分。

2、私有化的密謀與設計。1986年夏，在列寧格勒市郊外的森林裡，來自莫斯科、列寧格勒兩地的30多位年輕的經濟學者聚集在一起探討經濟問題，形成了“經濟改革秘密小組”。6年後，這些慷慨激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年輕書生，站到了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潮頭”，成為俄羅斯政壇上的明星人物。他們是蓋達爾、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幾年後，蓋達爾曾兩次出任政府第一副總理之職，負責制定和推行經濟改革政策，被稱為“俄羅斯經濟改革之父”。丘拜斯兩次出任政府副總理，被稱為俄羅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總理兼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經部部長。

此時蓋達爾和他的同伴們談論的話題已經突破了蘇共意識形態的“禁區”：建立和發展資本市場，保護私有權利。這些未來的經濟掌權者提出，蘇聯經濟的出路在於建立西方社會那樣的自由市場，改變公有制，確立私有制。後來掌權的“自由派”勢力將他們看作是“懷揣著經濟妙方的神仙智囊”，葉利欽總統稱蓋達爾為“經濟天才”。蘇聯解體後，過去的蘇共反對派被推上了前臺，政權突然落在自由反對派的“腳下”。但此時人們發現掌權後的激進反對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號外，並沒有像樣的、成熟的、詳盡的經濟改革方案。。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面對手中的權力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別是怎樣處理近乎癱瘓的經濟，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後，葉利欽宣佈了一套經濟改革方案。不難看出該計劃正是出自那批年輕的經濟學家之手。蓋達爾、丘拜斯、紹欣等進入俄羅斯政府，並執掌經濟大權。蓋達爾能把經濟改革講得“頭頭是道”，完全能夠同議會反對派“相互理論”。他保證經濟改革馬上見效，物價上漲三個月後便能回落，這正合葉利欽的心意。他期望，這位年輕人能救俄羅斯於水火，蓋達爾受命組建新政府，全面負責經濟改革。昔日的一介書生一夜之間成為政府總理。

3、俄羅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在醫學上臨床的含義是，對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過對病體注入大劑量的藥物，殺死帶有病毒的細胞，使健康的細胞處於休克狀態，然後得以復甦，使病人逐漸康復。這一醫學術語被用來形容治療經濟危機“後遺症”——通貨膨脹。此種經濟藥方的基本用意在於，採取嚴格從緊的金融貨幣政策，輔以壓縮消費的手段，強行彌合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缺口，達到短時間內遏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國家受到通貨膨脹和鉅額外債的雙重困擾，經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國哈佛大學的年輕的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受聘於玻利維亞政府，出任該國總統顧問。薩克斯根據西方貨幣主義理論，制訂出了一個激進的穩定經濟計劃，採用“休克療法”堅決制止通脹。後來此方果然靈驗，薩克斯名聲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國家政局突變。各國急切想要擺脫經濟危機，儘快實現經濟體制轉軌。薩克斯教授應波蘭等東歐國家之邀，開出了計劃經濟國家轉軌的“藥方”。薩克斯將“休克式”的經濟轉軌戰略概括為穩定化、自由化與私有化，並認為這是原蘇聯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三大支柱”。

俄羅斯新政府組成後，薩克斯被邀擔當俄羅斯政府“顧問”。蓋達爾政府的經濟改革方案與薩克斯“休克療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經濟自由化，確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療法”的內涵。

4.緊縮貨幣、放開價格。1991年末，俄羅斯市場商品供給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幾乎從貨架上消失。居民緊張不安地等待著價格改革的出臺。1992年新年剛過，俄羅斯政府宣佈放開物價。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物價似脫韁之馬，一發而不可收。穩定而低廉的物價曾被認為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特徵和優越性之一。在原蘇聯，全社會實行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日用消費品、交通、兒童用品、醫藥、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會保障性質。在斯大林時期，國家嚴格控制物價是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蘇聯生產的大部分商品乾脆將零售價格直接標在商品上。戈爾巴喬夫時期，出現了“隱形通貨膨脹”，形成了俄羅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羅斯新一代改革派決心放開價格，使商品回到貨架。葉利欽通過電視向全國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會有好轉。然而兩週後物價上漲幅度便超過了10倍，黑市的價格還要高出許多，盧布急劇貶值。特別是居民的銀行儲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下，頃刻間化為烏有，俄羅斯百姓損失慘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嚴重下降。

全盤私有化

“我們不需要一小撮百萬富翁，我們需要上百萬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就是走進自由經濟的通行證。”葉利欽總統1992年夏天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

1、私有化的發起與實施。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後，隨即在1991年7月1日簽發了《俄羅斯聯邦國有企業和地方企業私有化法》（簡稱《私有化法》），成為俄羅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私有化是俄羅斯經濟改革中的“重頭戲”。為了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根據法律規定，俄羅斯成立各級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屬於政府職能部門，是俄羅斯指揮和推行私有化運動的“最高司令部”，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財產基金會，是代表國家利益的法人組織。

2、全民私有化進行時。俄羅斯及一些東歐國家在推行“私有化”過程中，多數採取出售、拍賣、投資招標、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從規模上看，又分為“小私有化”與“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發與零售業、公共飲食業、生活服務業、農產品加工、食品工業及建築業與建築材料工業企業等，主要採取公開拍賣、租賃或者出售的方式。“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業的私有化過程，先將大中型企業改造為股份公司或集團，以變更其所有權，然後將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場。“大私有化”分為“證券私有化”和“現金私有化”。

3、財富轉移與社會分化。1992年10月1日起，俄羅斯政府開始向居民發放私有化證券（亦翻譯成“票證、票、券”），從此拉開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證券私有化是俄羅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階段，從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主要發放私有化證券（票）無償地轉讓國有資產，將部分大型國有企業改造成開放型的股份公司。在完成私有化證券的發放和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之後，從1993年開始，在專門的拍賣市場上出售企業股票，企業職工和社會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證券購買。根據規定，每個公民都可獲得1張面值為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按照當時的黑市匯率計算，一張私有化證券相當於150美元。

蘇聯解體後, 俄羅斯重工業受到了嚴重打擊

到1991年底，俄羅斯國有企業數量為25萬家。最高蘇維埃計劃將其中70%的資產以私有化證券形式分給居民，而以蓋達爾為首的政府堅持只分其中的35%，不包括按當時物價估算的全國房屋價值——16.5億盧布。35%的資產均攤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張私有化證券1萬盧布的面值。當時俄羅斯政府對包括港口、廠礦、鋼鐵廠等在內的眾多國有企業的資產沒有進行資產評估，而是使用蘇聯1984年最後一次經濟普查中的數據，計價仍然是蘇聯盧布幣值。到1992年10月，居民從銀行開始領取私有化證券時，物價已經上漲了20倍。政府並未按上漲後的價格對國有資產進行重新評估，1993年春季，私有化證券迅速貶值，在投資公司或證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羅斯一些邊遠地區一張私有化證券只賣到4000-5000盧布，約合3-5美元。

據統計，約6100萬俄羅斯人直接將私有化證券賣掉，這大約佔私有化證券的40%；還有2500萬俄羅斯人將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資基金會；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證券直接購買了一些開放式無限責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紅利少得實在可憐。例如，在聖彼得堡市，一張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只能購買500盧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年能獲得紅利，也就只夠購買一張公共汽車或地鐵票，有的企業在郊區或外地，家遠的人有了紅利都不敢去領。絕大多數群眾受騙上當，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會財富的“一小撮”。

1994年7月1日起，俄羅斯私有化進入了新時期。私有化的重點是將投資與改造結合起來，吸引本國和外國投資者的資金，進行企業技術設備的更新和改造，使私有化企業的經濟效益得到提高。私有化的範圍進一步擴展到了燃料動力部門和軍工部門。俄羅斯軍工企業中有30%的企業禁止私有化，其他企業都將私有化。可以採取招標形式選擇新的企業主，將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於居民的社會保障。

國際上評論，像俄羅斯這樣高度“國有化”的國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裡將眾多國有企業變賣，實在“令人難以想象”。談到私有化的直接結果，俄羅斯官方列出如下數字：在1995年，實現私有化的企業共計1萬多家，其中88%是職工總數不超過200人的小企業；大中型企業的私有化主要採取股份制，一年裡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屬於聯邦或地方一級的企業，79%在改組前是盈利的，25%的企業在股份改造後，其控股權在國家手中。1995年一年間，俄羅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發行股票8.54億股，其中1/3在企業職工中分配，1/3為國家所有，1/3用於自由出售。通過私有化增加國庫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許下的諾言，但實際上鉅額的財政虧空，企業間相互拖欠的“多角債務”日益嚴重，已達天文數字。所有這些壓得俄羅斯政府幾乎難以喘息。

正在政府進退兩難之際，新生的金融財團勢力代表，後來出任政府副總理的“財閥”波塔寧向政府提出建議。國家將手中掌握的大企業的股權作抵押，通過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進行拍賣和暫時的出讓，換取相應數額的銀行或財團的貸款或閒置資金，以彌補財政赤字。抵押期限為3年，財團有權管理企業，整理並出售企業的股票。3年後，國家可以歸還貸款、贖回股權，否則，股票將歸買主所有或處理。銀行家許諾，通過此舉，政府可以獲得20億美元的貸款，用來填補預算的虧空。這一措施為銀行和財團進一步控制社會財富“開了綠燈”，使金融資本得以順利地向工業領域滲透，獲得了對優勢企業乃至工業部門的控制權。在證券私有化階段，官僚和企業領導獲得了對企業的控制權和所有權，而“抵押拍賣”則是將經濟權歸為金融寡頭所有。

俄羅斯輿論指出：一方面，政府“手拿金碗要飯吃”，國家出手的都是戰略性的骨幹企業；另一方面，私人銀行的資金實際上是被截留和佔用的財政預算款項。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實行“銀行全權代理制度”，私人銀行變成了政府部門的“會計科”，這些銀行手中積聚了鉅額的財政資金，僅1996年，私人銀行代理財政支付的款項就達30億盧布，許多銀行90%的資金來源於官方各級的財政預算。“官銀不分”使得私人銀行迅速膨脹，俄羅斯最大的私人銀行——“聯合進出口銀行”就是靠代理國家海關關稅等暴發起來的，靠吃國家的“奶”，才養大了許多的私人銀行。被進行“抵押拍賣”的往往是俄羅斯企業中的“肥肉”，拍賣場經常成為幾大財團之間爭鬥的場所。

1995年，俄羅斯最大的有色金屬和礦產企業“諾利斯克鎳業”被推向拍賣場，三份競拍申請同屬於一個財團——波塔寧的“聯合進出口銀行”。三者相互擔保，波塔寧財團輕而易舉地贏得了拍賣。“諾利斯克鎳業”佔據了一半以上的俄羅斯銅產量，該公司1995年在國際市場上鎳和銅的銷售額高達24億美元，獲純利近4億美元。波塔寧財團後來又以10億美元的投資許諾，獲得了這家戰略性企業的51%有表決權的股票份額。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財團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的“私有化”。1995年年底，俄羅斯舉行了一系列“抵押拍賣”活動。俄羅斯輿論將私有化中的“抵押拍賣”稱為一次“內部人之間的分配”。利用“抵押拍賣”，波塔寧財團又獲得了原油儲藏量居全俄羅斯第一，開採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權。

1995年12月8日，國際石油界的“巨人”，俄羅斯開採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賣揭曉，結果不出所料，俄羅斯另一大金融集團“梅納捷普銀行”獨領風騷，從國家手中接過了78%的控股權。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自編自導”，“梅納捷普銀行”自己負責組織拍賣，自己參加競拍。一年之後，“梅納捷普”集團再接再厲，又從國家手中贖買了剩餘國有股份，俄羅斯在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僅為象徵性的0.1%。而這些資本運作的幕後老闆就是後來成為俄羅斯首富的著名寡頭、普京的對手——霍多爾科夫斯基。

一些報刊揭露，私人銀行的大部分資金源於“拖付的國家資金”。“拍賣抵押”大大促進了俄羅斯金融工業資本的積聚和擴張。一些私人財團得以迅速地膨脹。金融工業集團和金融寡頭的影響已滲透到國家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以至於俄羅斯整個國家體制都帶有深深的寡頭壟斷烙印，形成“寡頭資本主義”。

1996—1997年後，俄羅斯私有化過渡到企業“個案性”的資產拍賣和重組。1997年7月，俄羅斯“電信投資”25%的股權競拍落下帷幕，“電信投資”25%的股份拍賣成交總額為18億美元，創下俄羅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寧財團獲得全勝。不同的是，在勝利者的背後，發現了國際金融投機商——索羅斯的身影，18億美元的巨資，其中10億多美元正是出自這位“金融巨鱷”之手。

私有化亂象及後果

企業拍賣活動一浪高過一浪。人們發現，被推向拍賣場的大多數是一些盈利的或有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利潤豐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氣、通信等部門的企業，屢屢被看中出售，交通、軍工企業也不例外。由於企業拍賣價格過低，實際上是“得不償失”。原來國有的12.5萬家企業僅以每家企業1300美元的平均價格被賣到私人手中。俄羅斯500家大型企業，出售總額為72億美元，而專家和國家財團評估的市場價值達2000億美元，其中324家大型國有企業平均拍賣價格僅為400萬美元。1994年，在俄羅斯30個特大型國有企業拍賣過程中，有23起拍賣活動只有一個競爭者。俄羅斯輿論指出，在一些“肥水”企業的拍賣過程中，總有幾家私人銀行或財團的身影。俄羅斯聯邦財產基金會主持進行了一些投資、引資性質的私有化拍賣。按規定，競爭者必須履行向企業投資的義務，然而，拍賣的錘子落下後，有些揭標方違背合約，拒不履行注資的義務，包括俄羅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屬或石油企業，使企業陷入了兩難的困境。

1、私有化引發的政治爭鬥與寡頭統治。“休克療法”式的經濟改革嚴重受挫，經濟形勢不斷惡化，進一步激發了上層的權力之爭。俄羅斯走什麼樣的經濟變革之路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1993年9月21日晚，葉利欽總統通過電視，向全俄羅斯宣佈中止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最高蘇維埃的各項職能，在俄羅斯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議會反對派堅決予以回擊，葉利欽下令，強行圍困並攻打議會所在地“白宮”，莫斯科街頭重兵雲集，坦克轟鳴，炮聲給自由民主派寫下了血的註腳，民選總統用坦克和大炮攻擊了議會大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

2、政府被金融工業集團綁架。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輕易地操縱了政府機構。連葉利欽本人也說，“銀行家們開始試圖公然地、直接地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在政治家的背後操縱國家”。在最厲害的時候，俄羅斯政府被7—10個商人左右，他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撤換總理。國家權力被操縱，權錢交易盛行，腐敗叢生。私有化給俄羅斯社會帶來重了極其慘的後果。1990—1995年，俄羅斯工業生產下降了50%。農業、機械、儀表、電子、道路建設等部門或行業幾乎全軍覆沒，持續幾年的經濟危機也對俄羅斯社會的人口、健康以及就業形勢嚴峻，激進的變革付出了極高的代價。蘇聯末期，經濟改革淺嘗輒止，政治改革卻狂飆突進，最終沖垮了蘇共，瓦解了蘇聯。幾年後，在私有化運動高歌猛進之時，俄羅斯社會又跌入災難性的危機之中。2000年4月23日，葉利欽因心臟病去世。

3.對私有化的評估。俄羅斯社會中大多數意見認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羅斯私有化的收入只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直0.02%—0.04%，佔預算0.13%—0.16%；沒有提高經濟效益，日用消費品生產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羅斯80%的食品依靠進口；並沒能造就大批中產者，分割國有資產、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成了俄羅斯未來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標，形成了俄羅斯商界精英中的“紅色資本家”階層，及其暴發的“新俄羅斯人”，他們手中掌握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他們既缺少市場知識，又沒有現代管理經驗，具有很強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葉利欽總統承認，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卻未出現“管理者”。“中產階級”也尚未形成。官僚資本、新興的壟斷、官員的腐敗、沉重的稅賦以及黑社會勢力的敲詐都嚴重阻礙著中小企業、私人經濟的順利發展，給俄羅斯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報告顯示，俄羅斯2/3的具有豐富資源和經濟潛力的地區已被各種灰色經濟勢力、黑手黨組織所控制，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大多數俄羅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數人卻在經濟變革的浪潮中“暴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1992年以後，俄羅斯社會出現的“暴富群體”，激起社會大多數的不滿情緒，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社會的緊張程度已接近社會衝突的臨界點。私有化導致犯罪猖獗。俄羅斯內務部及總檢察院的報告中一致認為，在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約有55%的資本和8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落入俄羅斯境內外犯罪集團手中。私有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犯罪活動是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貪汙受賄以及欺詐行為等。

1990 年3 月，東歐劇變，列寧、斯大林等人的雕像被人們推倒

4.私有化的社會遺害。在許多俄羅斯居民看來，葉利欽時期的私有化是“一場改革鬧劇”。在這場以“私有化證券”為賭注的賭局中，大多數百姓是輸家，催生了少數私人財閥，豢養了一小撮金融寡頭，這是遺留下來的最沉重的政治遺產。“財閥控制經濟、寡頭要挾政治。”1996年，以別列佐夫斯基為首的少數寡頭出資贊助葉利欽成功連任總統之後，這些寡頭變本加厲，向當局要求經濟回報，甚至進行政治要挾。少數財團乘機控制新聞媒體，藉機操縱政治，分享權力。

喬治·索羅斯把俄羅斯經濟制度定義為“掠奪式資本主義”、“強盜式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索羅斯幾次在公開的場合面對俄羅斯新生寡頭，咒罵他們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盜竊”。短短的幾年時間，有不到5%的俄羅斯人乘私有化之機，聚斂了無數的財產，數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為私人財閥。在葉利欽掌權的後期，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七大財閥大肆干預政治，獨攬權力，演變成橫行一時的俄羅斯寡頭。2007年11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普京指出：有些人想不受懲罰地竊取國家的公共財富、掠奪人民和國家，還有些則想使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失去獨立性。普京一針見血地說道：“如果我們允許他們這樣幹，幾十億已經難以滿足他們的胃口，他們會將整個俄羅斯都賣光。”

¨ 本文摘編自張樹華著《俄羅斯之路30年——國家變革與制度選擇》，2018年8月中信出版集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季節摘編。

* 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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